胡适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大名人。沈卫威先生把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一代大师复活在我们眼前，荣与辱，功与过，中与西，一个人的面影，半个世纪的沧桑。《无地自由——胡适传》以流畅的笔法，再现了他昔日的风豸，不但包括其政治主张、思想倾向、学术建树，而且还将其生活情趣、思维方式及交友，书中发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

沈卫威所著的《无地自由——胡适传》从胡适的故乡起笔，细述一代学术大师胡适的生命历程，以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价值取向和困境为中心线索，以胡适在国共两大政党政治夹击下的选择和作用为事实展示，通过文学化的叙事及思想史的理性分析，揭示胡适个人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关系和悲剧性的个体体验。《无地自由——胡适传》叙述中融入较多史料与新近学术观点，追求历史事实感、思想震撼力与文学叙事性的统一。

引子

上卷 自由主义的辉煌与困境

 第一章 从徽州走向世界

 第二章 自由之赐

 第三章 顺风而呼

 第四章 干预政治

 第五章 欲越困境

下卷 自由之旅的苍茫岁月

 第六章 何去何从

 第七章 幽灵回荡

 第八章 寂寞的狮子

附：胡适年谱简编 

后记（一）

后记（二）

第一章 从徽州走向世界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适的家乡徽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故乡，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理不清的感情头绪。昔日晋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

胡适的家乡，有着更诱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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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自西向东将安徽省切割为皖南皖北两部分。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曾感叹皖北自朱元璋到李鸿章，“惟产英雄，不产学者”。皖南皖北文化地域不同，“风气固殊”。

地邻江、浙、赣的徽州府，西依黄山，腹含新安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徽州全区都是山地，土地贫瘠，耕地甚少，昔日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用，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他们就开拓出两条生计之路：一是利用山地种茶，制漆，制墨；二是脱离农村外出经商。二者相辅相成。前者导致徽茶、徽墨驰名海内外，后者使地域经济发展，导致闭塞的山区较早开化。一千多年来徽州人以善经商而闻名，足迹遍及全国，他们多从事茶叶、笔墨、食盐、当铺四业，小本起手，发家致富。因此有了与“无湘不成军”并称的“无徽不成镇”之说，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立店铺，做生意，使乡村变为小市镇。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有“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的民间流言。而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绩溪人。

流行的“徽墨”、“祁红屯绿”(茶)等名优产品为徽商争光，而“徽州盐商”、“徽州朝奉”(当铺的管事人)则含刻薄讽刺之意。又有“徽帮”之说，史书说它因徽州“地濒新安江之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畜，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茶馆等业皆名之日‘徽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自南宋以下，江南都市经济文化的繁荣，尤其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之后，徽州商人得天时地利之便，所产茶、墨、漆、砚、竹木、药材，或顺新安江之流而去首都，或经芜湖沿长江上下武汉、南京。加上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商人为求得社会地位而纷纷人官场或转治学术，官、商、士互相利用，导致士商合流，豪杰之士多出于商贾。士、商、工、农四民不分，名士大儒多出于商贾，在徽州明清两代尤为明显，他们彼此有交通，相互利用。至于为士者多悭吝，为商者敦信古谊，在徽州也是事实。所以说，从文化精神上看，他们共同为徽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建设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同时，要达到“四民不分”，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不单是“学而优则仕”，或“仕而困则商”。联系四民心理，维系其意念平衡的是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价值取向。因此才有“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的现象，和“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刚也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的事实。也就在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时尚的大背景下，徽州出了乡贤圣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并有相应的“新儒学”的诞生。

宋明理学在徽州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徽州文化中有着程朱理学最集中的体现。朱熹继承了二程兄弟的“穷理便尽性”，性中自有理，性即是理的思想，建立起他自己人性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说。越到后来，朱子之学越成为徽州人的文化精神象征，书生之家供朱子为祖师。因此，朱子的理学——“新儒学”的伦理便成了徽州人的精神依托和信奉的天理。连胡适家乡绩溪也“自朱子以后，多明义理之学”，“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徽州一跃成为“东南邹鲁”、“文化之乡”。

徽州的商品经济，是与朱子的“新儒学”同时起步的。朱子“新儒学”的伦理在后来如日中天，徽州的商品经济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前者又十分投机地融汇进了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朱子“新儒学”伦理文化的认同、改造，使得徽州由单一的商人文化，向多元文化发展，即资本的积累、转化——向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建筑投资(与优美的房舍、祠堂相应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牌坊)，进而促进徽州文化的全面繁荣。

经商谋生是一项艰辛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少小离家，历尽艰险，以求发家致富。他们通常在十一二岁时便到城里学做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直到二十岁以后可以独当一面时，方可结婚成家，然后又向更远的地方谋生。“徽骆驼”、“绩溪牛”的得名，便是这种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开拓、创业精神的体现。“徽帮”的商业意识，使人富于进取，群体意识使人团结，但同时也形成了保守的乡党观念。在性格机制上，常呈现出进取与保守的矛盾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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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帮”的出人带来明清两代徽州地域经济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徽州在商业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

P7-9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晚上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以使滑铁卢成为奥斯德里慈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着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世界整个崩溃。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当雨果作为《悲惨世界》的故事的叙述者，从比利时的尼维勒到达滑铁卢附近的乌戈蒙时，在作了上述这段“假使”的同时，又不无淡淡的幽默，说道：

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先生，给我三个法郎，假使您高兴，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熊听听。”

由于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四度身临传主的故乡徽州。而那都是为了体认胡适晚年随国民党政府到浪花尽处，东海扬尘时所说的：“我将来写自己传记时，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

在传主的家乡绩溪，从县城到山村上庄，所到之处，随时遇见一个行人，只要他们得知我是来“寻找胡适”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向我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尽管他们话语中“胡适的故事”，有的纯属子虚乌有，有的是添枝加叶，有的是移花接木，但他们都为有胡适这位乡贤里圣而产生与你交流的话题。也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文化功利价值，但起码是一种谈资和交流的媒介。胡适实际上成了他们向外界展示他们“文化之乡”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就传主的家乡绩溪而言，由于胡适个人的沉浮之故，曾几度辉煌，几度暗淡，而今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风光。“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一个个绩溪人向我或许多身临绩溪的外乡人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

1989年秋至1990年春那个暴风雨过后的岁月，我到长江三峡漂泊，去庐山、黄山攀登，还到井冈山去跋涉。抹不掉的烙痕，化不开的情结，我思考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使命。且因写作《茅盾传》的缘故，我得以比较了胡适、茅盾两种政治一文化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

在那本简略的《胡适传》初版印行三年后，我第四次来到绩溪时，一位胡适的亲属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假如胡适先生1948年底不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走掉，你的《胡适传》将是另外一个面目吧？”

正是基于不容假设的历史法则，我回答道：“如果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化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也会是另外一个格局。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正是这次谈话，使我忆起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那一个值得人们品味的假使，和那个随时可以“说给您听听”的故事的表达方式，并从中得到如下启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一学术思想史来说，胡适何尝不是一个拿破仑式的英雄(章士钊称之为“适之大帝”)。同时也正如普希金在《致拿破仑》一诗中所云：

神奇的功业一旦建成，

一代伟人立见凋敝。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验三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世纪初实验主义的呼声，在世纪末才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回应。这对胡适来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文化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干预政治是歧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他留下的遗产。显然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本传则着重于胡适的“歧路”上追踪。

言归正传。请读者随我在对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进程的回眸中，“寻找胡适”，在胡适那“自由的感念与困境”中，以你个人的感知与理念参与胡适形象的重塑。

1988年10月，我研究胡适的最初习作，一本简略的《胡适传》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印行。1990年及199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又先后将这本小传印行了三个版本。由于我转学南京大学，并因其他研究课题，而未就这本最初的传记，加以完备和修订，以至使不少错漏仍留给了读者。

1992年4月底在上海，陈思和兄要我为他主持的《世纪回眸》丛书写一本胡适的新传，我欣然接受了，并简单商定了欲以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行程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为立传行文的主线。因为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坐下来，改正那本小传上的错漏，并就胡适“自由的感念与困境”这一具体的问题，进行些系统、翔实的梳理。

去年5月份，我就此书写了个开头，便因其他的写作任务插入，而将此书搁浅。直到今年1月，才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来写这本新传。

此传写作之前，及写作过程中，我曾参加了香港、绩溪、北京、青岛四次关于胡适的学术会议，因此，本传涉及的一些问题，是在与同人的讨论中明晰的，并力求客观、写实。

这本传记是在思和兄的启动、催促下完成的，且由他的提携、帮助，得以在上海印行。他的这份情谊，我只能以写好本书来作为对他的答谢。

沈卫威

1993年6月1日于河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