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静编著的这本《孔子传》一反过去把孔子作为大圣简单描述的做法，力图从孔子的身世及其一生言行中揭开事实真相，挖掘沉淀在意识层深处的东西，塑造了一个既非被伦理道德权威化了的绝对圣人式的孔子，也非对人的善意充满信赖的孔子，从历史的真实性来说，是一个更接近真实而有血有肉的孔子。

《孔子传》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白川静先生的著作。作者以其锐利的目光甄别出史书和后人的粉饰，描述了孔子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思想家，不断追求理想，在挫折和漂泊中所度过的一生。

《孔子传》全书分“东西南北之人”、“儒之源流”、“孔子的立场”、“儒教的批判者”和“关于《论语》”五章，论述了孔子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儒教是如何产生的，孔子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儒教与诸子百家的异同个，以及《论语》是一本怎样的书。

第一章 东西南北之人／1

 有关此传／4

 圣人之后／10

 阳虎之乱／17

 出国记／26

 流亡记／32

 梦和影／40

第二章 儒之源流／49

 关于传统／51

 大儒和小儒／55

 巫史之学／62

 天的思想／70

 有关经典／76

 儒教的创立／81

第三章 孔子的立场／91

 有关体制的问题／93

 群不逞之人／99

 奴隶制说／110

 孔子教团／119

 卷怀之人／128

第四章 儒教的批判者们／137

 关于批判／139

 行会（公会）性的集团／145

 儒墨之辩／153

 盗跖的逻辑／160

 孔子问礼／168

 稷下学派／178

第五章 有关《论语》／187

 文体论／189

 儒家八流／201

 弟子群像／210

 《论语》的完成／223

 大哉孔子／239

后记／247

解说／252

孔子是一个孤儿，连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母亲大概是巫女。《史记》以前，从未有资料提及其父母的名字。但是，《史记》既然已经用诸侯的礼遇把孔子列入了世家的行列，也就不能不涉及世系。于是称孔子父亲是叔梁纥，母亲是颜氏之女，名徵在，因私通而生下了孔子。孔子生下来以后，头部平而低，有如山丘形状，所以起名为“丘”。这是来自《史记》的出生谭。

叔梁纥就是《左传》中记载的鲁襄公十年（前563年——译看注）的陬人纥和鲁襄公十七年（前556年——译者注）的陬叔纥，两者为同一人。陬是地名，由于居住于陬，所以文献中以此为人名。陬叔纥是一个出身名门的武士。不管哪一个，《左传》里都记载有他以勇力而闻名于诸侯的故事，不过，《左传》并没有指明他是孔子的父亲。《苟子》的《非相篇》描述孔子时，有“仲尼长”、c·面如蒙供”之语。所谓‘‘蒙供”，是周夏朝时，职掌驱除疫鬼和山川精怪的方相氏用来驱逐疫鬼或出丧时所用的神像。其脸方而丑，发多而乱，形凶恶。虽说把孔子的脸比作送葬时用的面具实在是一种很古怪的比喻，但这也正是民间故事的意味深长之处。不过，荀子并没有记载他的头顶低平的模样，头顶低平大概也是与蒙俱的脸型多少有关系的吧。我从有关孔子的出生这些暖昧不清的传说来判断，孔子当是巫女之子。掌占卜祭祀的人不结冠、散发的例子不在少数，而送葬的时候，连一般的妇女也是以散发的“墅”来装束的，掌占卜祭祀的男子是不用结发的。

把孔子称作是巫女之子的理由，其他方面也有，这就是那一对私通的夫妻面对尼山祈祷而生下了孔子的故事。为什么叫作私通呢？据记录孔子故事的《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先娶了鲁国人施氏之女为妻，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孟皮却是个瘸子（古代身有残疾，按宗法社会的要求，这样的儿子是不能“继嗣”的——译者注），因此叔梁纥又向颜氏求婚。颜氏有三个女儿，唯有最小的叫徵在的女儿愿意嫁给他。此时叔梁纥年事已高，和一个差不多孙女一样年龄的少女结婚，所以，被称作是私通。不过，如果是正式结婚，即使是续弦，也肯定不会被说成是私通的。

还有，在向尼山祈祷生下了孔子这一段，情节上也有疑点。鲁国的求子仪式应该是在郊外的祠堂里举行的。面向尼山祈祷，大概是尼山有巫祠，被叫作徵在的女性就是这里的巫女吧。或者说，也许徵在是颜氏的巫女。所谓的巫女，就是一个家庭里的长女或者最小的女儿为了家中的祭祀，一生不嫁而留在家里。齐国把长女作为巫女的事情，在《汉书》的《地理志》里有记载，而《诗经》里把最小的女儿当作巫女的例子比较多。《召南·采苹》，咏诵的就是在家庙里服侍的季女的事情。《小雅·车牵》是一首咏唱家人默默地送别自己的巫女远嫁的悲离歌。对侍奉神的女子，是禁止有男女往来的。《召南·野有死腐》以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巫女和神职男子之间不正当的恋慕之情。徵在大概也是属于这样一个女子吧。偷偷相会的人不互相通报姓名是极普通的。

正如H.G.科利尔（美国学者，所著（《孔子》，196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日文翻译：田岛道治——译者注）的推测（见《孔子》，第73页注释3），之所以会把孔子的父亲与《左传》里的陬叔纥挂起钩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传说陬是孔子的出生地。他是陬这个地方的人，是唯一的理由。陬叔纥是一个为了挽救战友而一个人顶住城门的勇士。《吕氏春秋》据说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吕不韦编撰的，其中的《慎大篇》里有“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之句，让人怀疑这或是把叔纥的故事误传为孔子的了。而之所以会把这个故事与孔子挂起钩来，也许，当时孔子和陬叔纥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不管怎么说，孔子父亲的名字是从《史记》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孔子是巫女的私生子，换言之是天赐之子。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当然也就更不可能知道墓地在什么地方了。《礼记·檀弓篇》是一篇比较集中地记录孔门之间的丧礼问题的文献。根据《檀弓》（上）所记，孔子在把自己的母亲殡葬于鲁国城内的五父之衢时，才从守墓的老媪那里得知（父亲坟墓）的所在之地，于是才一起合葬于防山之阴。“五父之衢”这个词在《左传》里曾经出现过四次，那是一个举行誓约结盟的地方，而且，我们此后还会提及，鲁国的背叛者阳虎把鲁侯的宝玉大弓偷出来之后也一时隐藏此地。那里还有葬仪所，好像并非一般人出入的地区。

P10-12

《孔子传》付梓已近二十年了。快得如梦幻一般。转眼我也即将越过八十陡坡的第一个台阶了。但是，执笔此书前后的情景多少还鲜明地留在记忆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开始读《论语》。但是并非为了课堂上所用的讲义，完全是为了自己。我想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有过那战败之后的无以名状的虚脱感的人们一定会理解我的这一心情。在我的书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放着一本《论语》和一本《圣经》。并非是为了什么思想上或者信仰上的追求，这行为有如漂流在漆黑一片的大海上的人总想在手上抓到一点儿什么才踏实那样。为此，只要能接近，任何角度都不为过。就这样杂乱无章地斜读歪念而度生。阅读过程中渐渐感悟到这两本书其实都是为败北者而写就的：无论是思想，抑或是文章。我是这样感悟的。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引人深邃静思的世界中去了。走出了虚脱感的时期以后，一切逐渐开始恢复正常。大学文学系的机关杂志也能出版季刊了。于是，从昭和二十三年开始，我先后发表了《卜辞的本质》、《有关训诂的思维形式》、《殷朝时代》等文章，以求找到研究生活的节奏。此后的二十几年我潜心于这些文章所指定的方向朝前迈进着。昭和三十年出版了《甲骨金文论丛》十卷、昭和三十五年出版了《诗经研究·通论篇》等三册，昭和三十八年在二玄社的《书迹名品丛刊》中写了《甲骨文集》、《金文集》五册。于昭和三十七年出版了《金文通释》、四十四年出版了《说文新义》。当然，写的这些文章，之前都打有腹稿。《通释》有八十页，《新义》有二百页，两篇都已经预定在季刊上刊载。而就在登载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类似暴风一样的学潮。

昭和四十三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就任的那所大学里，两派学生之间为了争夺机关报而先后出现了两次武斗，负伤者约九十人。这就如信号一样，学潮之火燃烧了起来。

虽然学潮仅几个月便平息了，但是，教育事业上出现的裂缝却并非那样容易弥补。特别是由一党统治而造成的荒芜简直难以挽回。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战败之后曾经读过的《论语》诸篇：我想通过在那决定性的战败之后，拖着衰老残破之身，与心心相印的弟子们颠沛流离十数年的孔子的事做一番思索。昭和四十六年秋天，正好《历史与人物》杂志刚创刊不久，我就把能连载几次的稿件给了他们，那年夏天写完全稿，于四十七年十一月出版发行。因为上述的《金文》和（《说文》两本书也在连续写着，虽然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过大致还是如期交卷了。这里所塑造出来的孔子形象其实是在很久以前的战后，我的大脑中就已经构思成熟了。

此书成型还有一个外界的原因。即中国的异常事态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十一月，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开端而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变成了数十万红卫兵为首的大规模的破除四旧（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的运动，他们高举红语录，冲向全国上下每个角落。那时所有的出版物，抬头部分都要用特大号的字体登载一段《毛主席语录》。杂志上的研究文章和文学作品都销声匿迹了，唯有口号在泛滥成灾。但是，在这狂热的喧嚣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非外界所能知道的。无数的书籍被焚烧殆尽，竟然连那位郭沫若院长也自我批判说，自己所有的优秀古代研究都是废纸一张。这一报道引起了我们的不安。一定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异常是无疑的。那是法则性的巨大的魔力，无论黑白是非都一概被燃烧殆尽。接着不久，主席的亲密战友，那位被正式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因为要暗杀毛未果终以失败告终，在逃往北方途中坠死。这内部的斗争好像是出于路线的不同。文革派与实权派的角逐处于难分难解的状态。内内外外法则性的幻影笼罩于世间。大概孔子生活的也是那样一种时代吧。哲人孔子究竟是如何在那人世间生活的呢？孔子又是如何与那些力量作战的呢？而且，现实中是一个落魄者，但是，此后又怎么会成为百世之师的呢？我认为我要执笔写下这样一个孔子。社会、思想以及其人的生活方式，应该用具体的形象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不过，作为一个研究者还应该加上精神史和思想史才会使人物显得有血有肉。为此，我也密切注意到了孔子身边的事情和思想上的关联。

《孔子传》出版后的第二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江青一派把林彪与旧思想连接起来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孔子不仅被称作孔丘，还被批判成是奴隶制度的维护者。以前郭沫若曾称孔子起到了奴隶解放的旗手的作用。孔子即使在现代社会也遭到了激烈的沉浮不定的命运。

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引起民愤，江青一伙由此下台，恐怖的时代因此而告终。死于非命的无数学者文人已经难以死而复生。但是，孔子重新得到了评价，也恢复了名誉。到了一九七八年各种杂志相继发表了重新评价孔子的论文，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六中全会上正式承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十年的狂乱闹剧落下了帷幕。

我在那一年夏天，为了纪念自己第二年八十岁的生日，以此心态编写了《文字游心》一书。其中的一篇《狂字论》用了将近一百五十页的篇幅试着概述一下中国的“狂”的精神史。孔子是一个最爱狂人的人。“狂者进取”为“直者”。为了与邪恶斗争，需要有一种异常的精神，狂气才有可能成为变革的原动力。这从精神史上也可以找到实证。就中国来说，那精神史的出发点应该正是孔子的形象。这在《孔子传》里我也多少涉及了一点儿，但是，在《孔子传》里没有深化精神史的观点，想在那儿找到一个归结。我认为，在一切领域里，能与法则性的东西对抗的，唯有这“狂”而已。

我觉得，一九九。年是值得在青史上留下一笔的一年。那史无前例而又硕大无比的法则性的世界发出犹如城墙倾倒的巨响之后崩溃了。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性的现实。

现在，那个世界正在崩溃。“布拉格之春”之后，积压了二十多年的东西，瞬间烽火燃起，一个巨大的幻影正从历史上渐渐地消失。

综上所述，我在《孔子传》和续篇《狂字论》里所要表述的，以及在我的意识深处所占有着位置的正是这“狂”的精神。这也许并非应由我来点破。如何认识问题，人各有不同，当然，理解的方式也存迥异。不过，所谓的“读书千卷冷生涯”（逵雅堂先生的诗句）的研究者的生活方式里有着难以言表之处。论述学术问题时，在那潜意识里总有着与之息息相关的现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现实存在，也就难以对研究倾注热情了。

以孔子的时代与现时代作一比较来考虑，人类究竟有了多大的进步呢？确切地说，恶智在迈进，而杀戮和破坏也变得更巧妙，更规模化了。不过，法则性的世界不也在日渐式微吗？我就是想通过著述《孔子传》来用自己的方式写出如此的对现代的忧心。固然，这也许不过是我意识中的一种期望罢了。

平成三年一月

白川静

以孔子的时代与现时代作一比较来考虑，人类究竟有了多大的进步呢？确切地说，恶智在迈进，而杀戮和破坏也变得更巧妙、更规模化了。我就是想通过著述《孔子传》来用自己的方式写出对现代的忧心。

——自川静

这里描绘出来的孔子是一个生活在神奇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人物。那是一个既非被伦理道德权威化的绝对圣人式的孔子，也非对人的善意充满信赖的孔子。以历史的真实性来说，是一个更接近真实并显得更有血有肉的孔子。

——加地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