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由于男性在力量、智力、胆识等方面的天然优势，人类社会基本上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即使在众多女性已经拥有独立工作、生存能力的今天，事实依旧如此。这也使得历史成为了男人的历史，女性的出现往往只能作为一种点缀。

作为《民国的底气》的姊妹篇，落尘所著的《民国的气质》恰恰将目光投向了民国时期那些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女性，以流畅优美的笔触，为我们记述下她们曾经如花般美丽绽放的青春，无私的付出，超乎寻常的勇敢和忠贞，以及她们不朽的灵魂。

歌德有言:“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男人们用他们的智慧、勇武、豁达、正直创造着世界，而那些美好的女性，则用她们的爱和美德守护着这个世界。

《民国的气质》由落尘所著，《民国的气质》选取秋瑾、吕碧城、张幼仪、宋清如、张可等7位女性，以娓娓道来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展现出一幅生动、细腻、感人的民国女性画卷，时代的烽烟、命运的流转、爱情的叹惋无不暗含其中。她们或美丽聪慧，温婉贤淑，或才智超卓，有胆有识，生活的年代跨越清末、民国以及1949年之后，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各自的人生磨难中，她们以自己的生命和品格唱出一支爱与美的长歌。

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

吕碧城：我到人间只此回

张幼仪：小脚与西服

宋清如：春天已轻轻地流过

张可：人淡如菊

朱梅馥：有一种爱叫浩荡

张充和：彩蝶随意到天涯

参考文献

1893年春，秋寿南赴任常德厘金局总办，不久又改任湘潭厘金局总办，全家人于是随同他搬到长沙，后来又迁居湘潭。也正是在这里，秋瑾缔结了一份不太幸福的婚姻。

一天，秋寿南的朋友李润生来访，但不同以往的是，他是受人之托，前来提亲的。男方的名字叫王廷钧，字子芳，父王黼臣，祖父王宝田是曾国藩的义兄，原本做点豆腐生意，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让他担任管账，因此发了一笔横财。王黼臣是个非常有生意头脑的人，他利用父亲的资产在当地开设起当铺、钱庄、茶馆，很快挣下了数百万的身家。一次，他来拜访秋寿南时，见到了他的长女秋瑾。当时秋瑾已有才女之名，又兼生得品貌端庄，王黼臣一看之下，非常中意，便想要为自己的小儿子、才满15岁的王子芳提亲。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黼臣还请出了与己相与甚厚的曾国藩的孙子曾五爷，请他做媒。

听说王子芳相貌出众，就读于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通八股、善文墨，又是如此家世，并且有曾五爷出面担保做媒，秋寿南也觉得这应该是一门好亲事，于是答应了下来。

至于秋瑾自己，对于这门亲事却并不乐观，甚至充满了忧虑。她盼望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位有志向有胆识的君子，担心王家虽然家财万贯，其子却无德无才。在后来创作的自传体弹词《精卫石》中，秋瑾描述自己当时向母亲劝谏，母亲却“回言自己休多管，作主还须父母亲。岂有自己羞不怕，三从古礼岂无闻？小姐从此生了气，终朝至夕不欢欣”。虽然秋瑾感叹：“遇人不淑真堪痛，彩凤随鸦飞难展。唱和无人谁共语，俗奴浪子陪才媛。冰炭岂能同炉灶？今生境遇万难安。”但在当时，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具有决定权，他们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忤逆不孝。

1896年5月17日，秋瑾和王子芳成婚，嫁到位于湘潭十八总由义巷的王家。其时，秋瑾19岁，王子芳17岁。

婚后，秋瑾很快就陷入了苦闷之中。秋瑾生性旷达豪爽，果敢忠义，虽然身为女子，但对于天下时事却甚为关心。早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之际，年仅17岁的秋瑾就在《赠曾筱石》一诗中写道：“海气苍茫刁斗多，微闻绣幕动吴歌。绿娥蹙损因家国，系表名流竞若何？”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闺阁女子的强烈的忧时爱国情怀。国家长年积弱，天下攘攘，竟然无人可以力挽狂澜，更让她生出“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的浩叹。而王子芳自幼生长于富贵丛中，胸无大志，只求一味享乐，秋瑾说他“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集于一身，以致她发出“蒹葭倚玉”之叹。于是在秋瑾婚后的诗词中，频频地出现了“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本是瑶台第一枝，谪来尘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飘泊天涯更水涯”这样的诗句。

而且王家家风也和秋瑾娘家颇为不同。秋瑾娘家厚道大度，虽然对于女孩儿也有很多规矩，但父母的开明，仍使秋瑾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女时光。

嫁人王家为妇后，秋瑾的情绪却日渐愁闷。王家虽然家财万贯，却刻薄吝啬，公公聪明而工于心计，婆婆屈氏唠叨而挑剔，曾经盛赞梅花“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天桃一例娇”的秋瑾，不得不收拾起一身傲骨，拿出为人媳妇的礼数，忍耐侍奉。婚后第二年6月，秋瑾生下一子，取名王沅德。

1895年，清末维新派的著名人物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抱着富国强民、“营一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办《湘报》。一时之间，“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处在深闺的秋瑾通过《湘报》、《湘学报》、《湖南新报》等，了解到了中外时事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明白了国家凋敝之所在，她为新学的振兴而兴奋，也因为此，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带给她非常残酷的打击，也让她逐渐意识到清政府不可能通过自身进行改良。恰在此时，她读到了陈天华撰写的《谨告湖南人书》。在这篇文章中，陈天华否定了君主立宪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他指出，清政府实施的是皇权至上的专横残暴的独裁统治，它的利益取向与人民大众的希望相反，所以它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只能与人民大众相背，只为本民族以及个人谋取利益。而另一方面，要想让中国复兴，首先必须倡导开明政治，提倡民权，改革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些，最初的手段就是革命。

这些观点令秋瑾颇受震动，也让她觉得心有戚戚焉，以至于后来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物。

还有另一位湖南人，也让秋瑾非常敬佩，那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秋瑾非常喜欢读的《湘报》即由谭嗣同主笔。当“戊戌变法”失败之际，秋瑾写信给时在北京工部道路局供职的兄长秋誉章，让他随时把北京的情况告诉自己。“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谈笑自若、从容赴死的英雄气概更是让秋瑾崇敬不已。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是名门闺秀，18岁与谭嗣同结缔，婚后伉俪情深，即使在他们仅有的儿子兰生夭折后，谭嗣同亦坚决不肯纳妾。谭嗣同奉光绪诏入京前夜，夫妻俩挑灯夜话，对弹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终日以泪洗面，曾有悼亡诗云：“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并取忍辱苟活之意，自号“臾生”，居于湖南浏阳，事亲养侄，后创办了浏阳的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同样居于湖南的秋瑾有缘与李闰相识，两人一见之下，即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

P9-12

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这个念头始于14年前的一个春日。

当时我正在吉林省图书馆里，随意浏览着架上的图书。阅览室里非常安静，明亮的阳光从窗户里洒进来，大得有些空旷的屋子里只有图书管理员和我两个人，以至于每翻动一下书页都会发出一声清晰的脆响。有阳光，有喜欢读的书，还有安稳的心态和时间，那是人生难得的奢侈。一排排书架，一行行图书，无声地立在那里，架上的图书一看就长年无人拿取，无数尘封的历史都在那里静静等待着，一段不期而遇。

我翻开一本有关宋庆龄的书，那是一本发行极少、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书，内容是她逝世后曾经与她有过交往的人写的回忆性文字，而且大多限于她生命的早期。我一直喜爱回忆性的文字，因为即使抛除记述者的失误和偏颇，披沙拣金，它也能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还原出当时历史的某些质感和印记。那些生命和生活的细节中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是任何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我慢慢翻阅着，这才知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夜，她怎样保护孙中山，让他先行脱险，以及后来她怎样拖着身孕从炮火和死人堆中爬出，因惊吓而流产，此后再不能生育，也才明白她后半生为什么会那样喜爱孩子。我慢慢阅读着众人笔下她惊人的美丽、沉静以及勇敢，不知是该惊诧于历史尘封下那样真实鲜活的生命，还是惊诧于我们社会中蕴含的某种特异能量，总能把一切真实的、鲜活的，化为苍白和空洞。

“为那些美好的女性写一本书吧。记述下她们曾经如花般美丽绽放的青春，无私的付出，超乎寻常的勇敢和忠贞，以及她们不朽的灵魂。”那一瞬的感动促成了这一念。

但当真正成书的时候，出于现实出版的考量，我却偏偏没有选择宋庆龄，而是写下了其他五位同样令我感动和喜爱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女性最传统的美德，同时又体现出现代文明的精华。之后在我先生以及我的好朋友、本书编辑马浩楠的建议下，又从本想写在另一本书中的三位女性中抽出两位——秋瑾和吕碧城，加入本书当中。

男人用他们的智慧、勇武、豁达、正直创造着世界，而那些美好的女性，则用她们的爱和美德守护着这个世界。没有女性温柔的身影，这个世界即使再完美，也不免冰冷和坚硬。

最后，感谢温厚长者朱尚刚老师，他在网上阅读到本书后，没有责怪我贸然写了他的父母，还细心地指出了相关的史实错误，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

也感谢所有喜爱本书的朋友。人生的路，前人曾经这样走过，对于正在路上的我们，那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激励。

落尘

2012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