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狐禅(精)》所收文章非“正禅”说教文字，作者（赵焰）漫谈历史旧事，畅论读书见解，娓娓叙述中频出真知灼见，常以旁敲侧击的方式翻旧案、立新论，对诸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介多让人拍案叫绝、耳目一新。

《野狐禅》系著名作家赵焰先生最新作品集，辑录近年文化随笔七十余篇。

《野狐禅(精)》分“胡言乱语”、“花言巧语”、“闲言碎语”、“陈言旧语”、“皖言徽语”五辑。所收文章非“正禅”说教文字，作者漫谈历史旧事，畅论读书见解，娓娓叙述中频出真知灼见，常以旁敲侧击的方式翻旧案 、立新论，对诸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介多让人拍案叫绝、耳目一新。

1 序

1 辑一 胡言乱语

3 是谁杀了宋教仁

9 复辟复不得

13 小凤仙何以青史留名

17 鲁迅与吉格斯

23 《大宪章》与“潜规则”

28 运气有时很重要

33 牛鞭到底有没有用

38 老子究竟哪里人

43 辑二 花言巧语

45 像知识分子那样

49 人和猴子没区别

53 “海豚音”与阉人歌手

58 心灵的秘密通道

63 饱汉不知饿汉饥

66 你最喜欢哪一个

70 意大利人民爱看戏

74 姜文遇见了刘晓庆

78 好马偏吃回头草

83 辑三 闲言碎语

85 胡兰成与贾宝玉

89 张爱玲与杀猪

93 武术等于舞术

99 你在明处我在暗

103 鸦片瘾与性瘾

107 不可食无竹

112 你的讣告怎么写

116 男人心中有“聊斋”

122 诗歌又成“口红”了

127 辑四 陈言旧语

129 如此不肖“子孙”

133 项羽刘邦怎么坐

137 披上“熊皮”的薛平贵

142 欧阳修的艳事

147 都是纸币惹的祸

152 皇帝都是“小蜜蜂”

157 佳丽三千怎么办

162 家伎摇身变家妓

167 一树梨花压海棠

172 “浑人”陈国瑞

179 不靠谱，数家谱

185 辑五 皖言徽语

187 姜夔与合肥姐妹花

191 张献忠的“杀人游戏”

196 李鸿章爱吃什么菜

202 李鸿章的大秘密

209 孙传芳之死

214 吕碧城成名记

219 吕碧城与秋瑾

223 吕碧城与苏雪林

230 半路杀出个江朝宗

234 小人得志汪时璟

239 徽州“老愤青”杨光先

244 汪然明不爱柳如是

250 欢喜冤家汪然明

254 方国泰自讨苦吃

259 江春这个人

264 王翠翘的故事

270 “孤军深入”做什么

274 胡宗宪的“不得已”

279 新安医学真是神

283 后记 读书人就像奶牛，总想挤出点什么

是谁杀了宋教仁

历史研究者中，向来是笨人比聪明人多。历史研究要花无穷无尽的笨工夫、笨手段去读枯燥无味的书，寒灯枯坐，地老天荒，聪明人往往避之不及，都跑去读商学院、金融学院去了；剩下几个浮躁点的，也去学外语搞艺术去了。也因此，研究历史的地方往往是笨人扎堆，一个比一个笨，一个比一个迂腐，很少有人有良好大局观的，只是一味求小、求偏、求证，对于世事人心一概忽略。其实历史就是曾经活过的现实，一个人，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现实生活，他所掌握的，就一定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只会是字里行间的某个片段。

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拿来佐证，那就是民国之初宋教仁被杀一案。后来那么多书籍，口口声声说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其实稍稍想一想就不成立，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国民党成立之初，孙中山向袁世凯保证致力实业修铁路，国民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八百七十个议席中独占三百九十二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让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宋教仁需要袁世凯任命才能成为内阁总理，袁世凯需要宋教仁的支持才能正式当选民国大总统。正常情况下，双方一般谁都不会先跳出来反对谁。这一类的动机，想一想，就觉得不合情理了。我在《晚清有个袁世凯》中也阐明了我的看法。有朋友跟我聊天，问我写历史是怎么对待这些疑案的，我说，把各方面的材料摆在一起，然后用人情事理来判断。这样的方式，就像写波洛推理判断一样。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给个理由先。”

宋教仁是谁杀的？暂时还没有定论。不过陶成章被杀的案子前些年开始真相大白——陶成章也曾经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著名人物，他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被杀的，比宋教仁被杀早一年，地点也是上海。陶成章案跟宋教仁案一样，是当时的惊天之谜。现在水落石出，竟然是蒋介石等人干的。蒋介石和王竹卿联手去上海广慈医院，开枪将陶成章暗杀。蒋介石和王竹卿后面是谁？是陈其美。陈其美的后面是谁？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民国成立后，国父孙中山觉得党的组织不够严密，需要改组，加强纪律和执行力。有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要求组织对个人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之类的事。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黄兴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据《孙中山全集》记载，孙中山在刺陶的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五日，曾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P3-5

阿城前些年有两本书相当出彩，一本是《威尼斯日记》，另一本则是《闲话闲说》。这两本书装帧雅，内容也雅，东拉西扯地乱点鸳鸯谱，有一股淡雅悠闲的名士之风，仿佛清风明月，也仿佛陈年的“花雕酒”。

闲话的特点是真且自然，相比之下，正经话往往显假而“作”。曹雪芹的《红楼梦》满纸闲话，尽是“荒唐言”；文中一些诗文、药方、菜谱更是“闲话的闲话”，看起来跟“红楼主题”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它仍旧是好，好得使《红楼梦》多了一份从容，也多了一份浑于天然。张岱的《陶庵梦忆》也是闲笔，所到之处，石破天惊，红梅花开；满纸的文字全都活了，如蝌蚪一样游弋于水中。古语说：“有品方能闲”、“心闲更觉桂花香”，很多人不明白，以为像偈语，实际上有了那个心境，也就明白了。心境是很重要的，一宽容，一智慧，就有心境了。心境开阔了，博大了，淡漠了，就开始闲了。心闲了，才能闲话闲说，落笔所到处，满纸桂花香。

这世界上很多东西，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里面却有无形的细线牵引，“藕断丝连”在一起。比如说爱情，看起来如神圣光晕，实际上按照有关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完全是一种本能，是生物和化学反应产生的能量，是一种叫做苯基乙胺的物质在作怪，主导分泌出多巴胺，使人进入迷幻。科学家无趣地阐释道：这种物质在体内高峰值阶段为六个月到四年的时间，过后有两种情况，一是被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代替，引导婚姻；另一现象则停止分泌，爱情变淡分手。这样一解释，是不是很无趣？搞得罗密欧朱丽叶，还有焦仲卿刘兰芝，一个个成了化学元素似的。还有更不知趣的化学家，断定汉民族之人口众多的原因是因为饮食习惯——汉族人以稻米为主食，稻米中精氨酸的含量比较高，而精氨酸是能让人提高生育率的成分。不仅仅是中国，以稻米为主的南亚以及东南亚繁殖人口也特别快，泰国、缅甸、印尼以及印度人都比欧美人能生得多。吃稻米的就是厉害，谁让稻穗长那么多颗粒呢！

饮食不同，还造成了生存习惯不同。汉民族比较勤劳，那是水稻生长的周期决定的，水稻生长周期长，耕耘种管的事务多，劳动就习惯成自然。人一埋头于事务当中，享受生活的时间就少了，苦思冥想的时间也少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少了，这无形当中扼杀了人的很多创造力。以面包为主食的欧美，由于小麦种管事务较少，面包作为食物易保存，做一次可以吃几天，自然减轻了妇女在炊事上的劳动时间，使得妇女有较充裕的时间承担下一代的文化教育。欧美下一代的素质自然会提高不少。中国人多地少，直接带来的是贫穷，还让人的价值降低，很难获得尊重和权利。人口的众多，还使得人们在无形的拥挤下，为生存徒耗了很多精力和智慧，使得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把人生走向想得很清楚。这也使得汉民族从总体而言缺乏大局观，生存哲学不尽合理。

地理与气候的不同，带来了饮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饮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又造成了东西方文化和习俗的巨大差异，这是一般人在比较当中所无法判断的。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却有盘根错节的联系。一个人足不出户，眼界不阔，必定难以通达；一个民族守土重迁，是不是难以智慧？方块字形，是否造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刻板简单、非白即黑？相比之下，使用曲线文字的民族思维方式上则灵活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细细地追究起来，实在是鸿蒙难解，一说就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风马牛的问题，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仔细一想，它们哪是不相及，简直就是一个东西。

“闲话”就是这样东拉西扯忽隐忽现。“闲说”并不是乱侃，而是娓娓道来，画龙点睛，点石成金；恬淡通达的触摸中，云破日出豁然开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理直气壮的，往往是假话大话空话废话；随意轻松娓娓道来的，反而有三分真味。文学也是，诗与赋都容易“洒狗血”，倒是随笔，处处见性情，难以“伪君子”。清代的李渔和袁枚，吃喝玩乐的家常中，处处都是世间的真谛，大道理都在常识中。少时读李渔和袁枚的文章，我一直分不清两人之间的不同。在我眼中，这两个人实属同类，好吃好喝好艺好色，桃花流水过人生。后来我才搞清楚，李渔比袁枚要大九十五岁：李渔是清朝初年的人，袁枚则属清朝中期。也就是说，袁枚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李渔。不过见过没见过不要紧，袁枚就像是李渔的再度投胎，实在是一类人。以中国文化的DNA来说，过一段时间，便会有这样的“灵童”转世。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在专制和虚伪的刻板和愚民中，轮回不断，秘传三昧真火，浮生偷得半日闲。

凡事皆有阴阳：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入世为阳，出世为阴；从政为阳，从文为阴。在很多人看来，当下世界，天布乱象，满地生金，正是大笔捞钱花钱的好时机，一个七尺男人，无事时枯灯独坐，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从事着只适合于女有、女做、女享的读书写作之事，实在无聊无趣无用至极。这有什么办法呢？想想只能如此，机缘难得，命运所为，更何况我做得心安理得，所以也就一意孤行了。这个世界，如果全是“修齐治平”的心机之人，或是大笔捞钱大笔掷钱的江湖大佬，那还真是阴阳失衡乱了套。与其郁郁寡合，还不如来一下自我安慰——自古以来皆如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笔下也有颜如玉；人生就是鬼扯淡，活着偏爱野狐禅。

现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奇怪的是内心中竟然波澜不惊，就像回忆自己何时开始抽烟，或者何时开始喝酒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抽烟喝酒一直没有养成习惯．而写作．却不知不觉地养成习惯了。不是好习惯也不是坏习惯．就是一个习惯。

我真正的开始写作，是大学毕业后。虽然大学时曾经写过几组诗，在《飞天》等一些报刊发表，但在学校时并没有想到将写作当作事情来做。毕业分配后．我回到了自己生长的县城；很快，我发现整天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开始了写作和投稿。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当时合肥市刊物《希望》上，很快，又在《广西文学》上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写小说的路，从一开始起．似乎就很顺。接下来，我又在《山东文学》、《河北文学》、《清明》等杂志上，发了一些中短篇。

不过写作之于我，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间．我基本上是停止写作了。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在党政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枯燥无味的材料让我写得心力交瘁．也就不想再提笔了。直到一九九四年我调到安徽日报社．又在宣城记者站当了三五年记者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写些东西聊以自慰。就这样，从一九九七年重新开始写小说，又在《青年文学》、《清明》上陆陆续续发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新华文摘》还转载过。写作最大的好处是敦促你读很多书．就这样又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电影，对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宗教都有较深入的钻研．并且，也能像一些大家一样学会“打通”了。在宣城那一段时间的读书和思考．正好又是在我世界观和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现在回想起来，在敬亭山下的“养气”．对我是大有裨益的。

二○○○年．我被日报抽调回来办商报。初创时期的都市报．忙乱可想而知，每天上班时间都有十几个小时，而且从无休息日。这样，我又几乎停笔三年时间。一直到了二○○三年以后．我开始调整状态。抽空陆续写了一些短文．在全国各地报刊开了一些专栏，有关电影的随笔，以及吃喝玩乐的文字等。文章出来后，很受读者欢迎，二oo五年左右，结集《夜兰花》、《男人四十就变鬼》出版。

从二○○四年开始．也是机缘吧．因为参加商报社组织的“重走徽商之路”活动．不自觉地．就把笔触伸向了徽州。我算是半个徽州人．从小在徽州长大。对于徽州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也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和反思。于是，我开始以文化散文的方式写徽州．陆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化散文，二○○六年由东方出版社结集为《思想徽州》。这本书出版后，被有关人士誉为“写徽州最好的文章”。然后，我又接到东方出版中心的约稿，让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景扫描徽州。于是，这又有了“中华大散文系列”的《千年徽州梦》。在此之后，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写了一本《行走新安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样，《思想徽州》、《千年徽州梦》以及《行走新安江》，就构成了我的“徽州三部曲”。到二。一一年的时候，安徽大学出版社又将“三部曲”以及《老徽州》、《徽州老建筑》整体包装，出了一套“赵焰第三只眼看徽州系列”五本。我出生在徽州，生长在徽州，能让自己写徽州的文章在全国广为流传。让人们关注徽州．的确是一件令我欣慰的事。

二○○六年以后．应该算是我写作的“爆发期”。因为这个时候单位已走向正规了．我所供职的商报．已跃升为全省都市报“三强”．年轻的记者、编辑成长得很快，各方面也走向了正轨。业余时间．我开始关注晚清历史了，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约请．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写作了“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写这三个人，是我在研究他们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与先前的定论不一样的东西．对于他们，我有一些新的解读。由晚清和民国历史的研究．我明白了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境况的．这当中有那么多的谬错和误区，避不过也躲不过．它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代价也是必然。《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后．产生了一些影响。新浪网、搜狐网等都在首页推荐，全国上百家报刊都力推。这三本书还一度登上全国畅销书榜．尤其是在北京三联等书店，一度销售名列前几位，还被列为“深圳读书月”、“新安读书月”一百本推荐的好书。二。一一年．香港中华书局推出了这三本书的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也是对这套书的认同。这三本书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主要是用一种现代的视角去回望历史，是一种清醒的反思：文笔上是人们习惯的散文和随笔方式，不故作高深．不戏谑浅薄。在我看来，历史自发生后，就变成一种解读了．它需要训练出巨大的感悟力和分辨力，才能使历史重新活起来。

这几年，我还出版了《走遍中国丛书——安徽》(中国旅游出版社)、第二部电影随笔集《蝶影抄——赵焰电影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等，一部长篇小说《无常》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长城》、《十月》等杂志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十来篇、散文数十篇．在全国各地好几家报刊开设专栏。生活无趣，现实无趣，不写作又能做什么呢？读书人就像奶牛．吃了那么多草．总得挤出点奶来。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将别人干坏事的时间都拿来写作了，呵呵。我不喜欢喝酒、唱歌、打牌、干坏事．就只好写作了。

写作还让我自由。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没有放弃这种似乎枯燥无味的方式，是因为它具有创造、深入、发散，并且不墨守成规的特点。写作是我自由的翅膀．它能让我心灵得到翱翔，也有做梦的空间；它使我有一种在“黑森林”里飞翔的感觉。实事求是地说，我从不在乎读者有多少，不在乎炒作或者宣传。书与读者的联系，是一种因缘，而缘分从不可强求。总而言之．在文字中．我找到了适合我的生存方式。写作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很多．它不能让我升官发财，却能让我真正地找到了自己．在漫漫时光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欢喜、悲怆和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