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伯恩斯坦所著的《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堪称社会企业家的“圣经”，英文版畅销10年，激励一代人点燃社会变革的火花。纳尔逊·曼德拉感动推荐：“充满了希望和启发……这些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将鼓舞并激励那些寻求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

戴维·伯恩斯坦所著的《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企业领域的权威经典著作，已在20多个国家出版。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企业模式，旨在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慈善，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民生问题解决之道。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在国外很多国家已经有较大发展，在中国也快速兴起，未来必定成为热门。《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生动描述了许多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的经历、故事——无论是给巴西村民传送太阳能，为印度的残疾人扩大就业机会，还是创建一个家庭医护网络服务于南非贫困的艾滋病患者，社会企业家开创了解决问题的新模式，这将重塑21世纪。

此次新版，不仅更新了个体企业家的故事，作者还撰写了新的前言，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年中是如何扩大并慢慢展开的。从学生到政界领袖，从公益机构从业者到企业家、金融家，从专业人士到退休潮一代，所有有志于投身社会企业、改变世界的人，都会从书中得到启示。

推荐序一 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周惟彦

推荐序二 “多背一公斤”创始人安猪

序言

第一章 不懈追求的人们

 民营部门的涌现

第二章 小小橡果长出参天大树

 阿育王基金会：社会公众服务变革的推手

第三章 一束亮光从我脑际闪过

 巴西的法此奥·罗萨：乡村供电

第四章 坚强的决心和不屈的意志

 英格兰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护理

第五章 一股强大的力量

 美国的此尔·德雷顿：“气层”理念

第六章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些事呢？

 阿育王基金会的发展壮大

第七章 1098儿童热线

 印度的杰鲁·此利莫利亚：保护儿童

第八章 社会企业家的角色

 社会企业家：变革思想的捍卫者

第九章 “你是怎么做母亲的？”

 匈牙利的伊丽莎白·赛凯赖什：帮助残疾人生活

第十章 他们真的执着于自己的思想吗？

 “如何去做”：社会企业家的筛选

第十一章 如果世界井然有序

 巴西的薇拉·科代罗：医疗改革

第十二章 社会企业追求卓越之路

 援助资源的有效落实

第十三章 才华就在那里

 美国的J·B·施拉姆：大学升学

第十四章 新机遇，新挑战

 阿育王基金会的业务拓展

第十五章 需要有所作为

 南非的韦罗妮卡·霍萨：关爱艾滋病患者

第十六章 我们决不作与他们需求无关的决策

 革新性组织的四种实践

第十七章 这个国家需要改变

 印度的贡韦德·奥贝迪：残疾人权益

第十八章 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份工作？

 成功社会企业家必备的六种素质

第十九章 道德与能力同行

 美国的詹姆斯·格兰特：拯救儿童革命

第二十章 蓝图复制

 阿育王基金会运行模式的推广

第二十一章 结论

结语

后记

资源指南

致谢

第一章 不懈追求的人们

——民营部门的涌现

本书所述及的是那些大规模地解决了社会问题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什么名气。他们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实业家。他们中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管理顾问、社会工作者、教师、记者，有些人起初只是以家长的身份参与进来的。他们分布的范围很广——孟加拉国、巴西、匈牙利、印度、波兰、南非以及美国，是社会革新者或社会企业家的角色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他们拥有改善人们生活的奇思妙想，并且在一些城市和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将其付诸实施。

这本书不是为少数男男女女歌功颂德的，而是为了让大家重视这些推动了社会变革的特殊角色。社会企业家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对社会的改造和修复功能依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也没有被大家充分理解。他们的存在并非一朝一夕，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今天，他们的处境才得到改善。

近些年，“社会企业家”这一名称逐渐流行开来。美国那些最优秀的大学开始开设社会企业方面的课程，记者、慈善家和发展工作者也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术语。然而，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运用商业技能和管理技能以实现社会层面的目标，例如，非营利组织如何开展营利事业以获取一定的收益？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但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将社会企业家看作变革性的力量：为了解决重大问题，他们提出了全新的想法，并不懈追求，矢志不渝，直到把自己的理念尽最大可能传播开来为止。

根据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的研究，两个世纪前，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首次运用了“企业家”（起源于法语，意为“从事某项事业的人”）这个词。他用这个词来揭示一种特殊经济参与者的特征——这个人不仅开办了公司，还“把经济资源从一个更低水平的生产力和产出领域转移到一个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产出领域”。20世纪发展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指出，企业家就是那种实现经济的重大发展而必不可少的“创造性破坏”力量之源。

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亨利·福特和史蒂夫·乔布斯。众所周知，福特和乔布斯分别把小轿车和电脑定位成了面向大众市场的产品，“破坏了”他们行业里的固有模式，从而推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引发了变革的浪潮。本书讲述的对象正是那些在教育、保健、环保、助残以及其他众多领域扮演类似角色的社会企业家。德鲁克指出：“社会企业家改变了社会的性能。”

本书运用众多国家的实例，旨在说明那些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如何推进了系统性的变革，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观念。书中述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了不起的解决问题的想法，他们致力于在社会范围内传播自己的理念，永不止步。与此同时，本书还考察了他们如何让变化切切实实地发生，分析他们的策略、组织特色和个性品质，从而揭示社会企业家成功的秘诀。

综观全球，社会企业活动鳞次栉比，然而最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并不完全集中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当今社会的人们都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教育和保健体制不完善、环境恶化、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贫困无法消除、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然而，在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里，社会企业家只能用较少的资金去惠及较多的群体，因此，他们在寻找应对策略时，尤其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对美国、加拿大或其他国家任何想为世界做贡献的人们而言，这些人的远见卓识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的相关叙述和分析都是面向广大读者的。任何想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中解决问题或做出积极改变的人们，都会从这本书里读到令人振奋并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另外，商人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在这里将会看到，社会企业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去服务广大的“市场”；基金捐助者和慈善家将会对向哪些机构提供援助萌生新的想法；政策制定者将会发现一些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实施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新闻记者将会意识到，大量的民间活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大学生和专业人士将会发现新的就业渠道或二次就业的机会；大学教授将会找到典型个案作为研究范例；家长和老师将会读到许多可以激励年轻人的故事。

本书关注的虽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重大变革，但也详尽地描述了变革的实际发生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本写真人真事的书。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会向大家证明：要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并实现社会变革，我们就需要一些拥有坚强的决心、不屈的意志并富有创新意识的人。它会让你看到，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往往是从富有企业精神的个人开始的：他们要么发现了问题，想出了新的解决办法；要么率先按照自己的设想采取行动；要么为了维护和推广自己的想法，整合了资源并建立了组织；要么为了克服无法避免的阻力，持之以恒，时刻保持关注；要么年复一年，不断完善、强化、推广自己的理念，直到有一天，那种曾经被边缘化的想法变成了一种被大家广泛认可的新规范。

通过观察，我们会得到很多启示，一言以蔽之：要改变世界的现状，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建立社会和经济援助模式，以便扩大全球社会企业家的数量，并提高他们的行动效率。

全球民营部门涌现而出

社会企业家的存在时日已久。阿西西的圣·弗兰西斯是方济会的创始人，他建立了很多组织，在自己活动的领域促成了许多变革，算是一个社会企业家。有所不同的是，如今，无论在美国、加拿大、欧洲，还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企业创投正日益成为一种职业，成为大家关注的主流领域。社会企业创投的增加，成百上千万个新型民营部门的涌现，都可以被看作过去30年间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最显著的社会变革。

曾于1988～1997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彼得·戈德马克告诉我：“20多年前，除美国之外，涉及发展和社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而如今，全球已有成百上千万个这样的组织。这个变化足以令人震惊，没人能让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么，这些组织的数量为何如此迅猛地增长了呢？是因为种子就在那里，而土壤也合适。现在，社会上涌现出了一些不懈追求的人，他们致力于解决一些现有机构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他们摆脱了固有模式的束缚，致力于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提高了工作效率，自己的参与也有了更大的产出。这是关键所在。”

例如，20年前，印度尼西亚只有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而如今，这类组织的数量已超过了2000个。孟加拉国的绝大多数发展工作都是由两万多个非政府组织所从事的，这些组几乎都是在过去的25年间建立起来的。印度的民营部门超过了100万个。斯洛伐克虽然只是个小国，但民营部门也超过了1．2万个。在1988～1995年间，10万个民营部门在中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平均每年成立7万个民营部门，是20世纪60年代民营部门数量的4倍。加拿大在1987～2002年间，注册的民营部门的数量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几乎达到20万个。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注册的民营部门从20万个飙升到了40万个，增加了60％。美国在1989～1998年间，在国内收入署登记了的公共服务组织从46．4万个上升到了73．4万个，也增加了60％。据估计，巴西有100万个民营部门，美国有200万个。公民运动在美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70％的民营部门组建或成立还不过30年的光景，这一事实着实令人惊讶。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已注册的国际民营部门从6000个飙升到了2．6万个。P1-4

第一次看到这本社会企业的经典著作《如何改变世界》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当时刚刚起步的壹基金团队正在全力以赴地投入灾后重建中，如同现在之于雅安地震的情境。当然，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社会企业”是什么，闻所未闻，我也一样。非常感谢那位送书给我的朋友，为我送来了新的希望。书中搜集的若干全球社会企业案例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读完后，无数的问题在脑海中翻腾，让人急切地想去一探究竟。在这本书的启发下，2008年，我们启动了如今闻名全国的著名社会企业项目——“阿坝州羌族妇女就业帮扶中心”，简称“羌绣”项目，这一项目不仅仅在项目所在地深入人心，更是得到了政府、公益界和媒体的一致认可。同样，灾后重建的另一个社会企业“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也是社会企业探索之路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国内公益组织第一次和国际知名的成熟社会企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社会企业的经典案例，可以说是公益界的首个“合资”项目。当然，新鲜事物的出现总不免召来非议和猜忌，尤其对于一个公开向大众募集善款的公募基金会而言，压力更加巨大。时任壹基金全球理事兼执行主席的我，在和理事会商议后，不得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壹基金不再涉足社会企业领域，以降低公关危机风险。

然而那些书中的案例却始终在我脑海里闪现，印度农村的发电站、净化水处理中心，还有专门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为穷人设计的电脑等。这些话题和国内公益机构通常讨论的话题迥然不同，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

随后两年里，随着对英国社会企业的考察，以及在法国INSEAD商学院的社会企业强化培训，我对中国的社会企业未来越来越充满信心。中国数十万民间非政府组织和福利机构，有丰富的社会企业项目资源，而商业精英们——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成功企业家——为公益实践的不断付出，加上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的80后、90 后比率的迅速增加，使得公益创新的空间日益扩大。这5年来，社会企业案例层出不穷，以社会企业、公益创投以及社会影响力投资（不同于公益创投，但两者有交集）为主题的各类论坛、沙龙等活动让人应接不暇或许可以作为印证。

过去两年，我倾注了大量心血投入了相关领域的案例研究以及全球理论的整理，深感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企业和如火如荼的公益事业一样，离不开社会目标，离不开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本质，并且更需要理智和专业，更需要社会的监督。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更需要敢于吃螃蟹的人，需要拿着真刀真枪实干的先行者。在缺乏信任、怨气太多的当下，社会企业也是一股新的正能量。

（附：笔者于2013 年召集了来自学术、媒体、社会企业孵化机构的代表，撰写发布了15万字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该报告囊括了数百个中国社会企业案例，提供网上搜索电子版本，以供有兴趣深入了解的朋友参考。）

周惟彦

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

億.未来社区儿童零岁工程发起人

2004年以来，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继续发展。每一位社会企业家所从事工作的影响力已经逐步扩大，并且不断得以深化。下面对一些新的进展作一简要概述。

法比奥·罗萨

2003年12月，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宣布启动国家项目“众人之光”，计划让所有巴西人到2008年时都用上电。这一项目将采用罗萨率先推出的低成本设计理念。能得到总统的支持，罗萨兴奋不已，但他发现，该计划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认为，5年的时间根本不够。其次，把电网延伸到巴西的许多偏远地区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有必要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分散发电。第三，为了让农村地区的人用上电，通常还需要结合一些可以让他们创收的方法。第四，各类设备的供应商都不具备使用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能源的生产经验——因此，培训是有必要的。

在卢拉宣布开展这一项目之后，罗萨改变了他的“阳光普照”计划和基伦项目计划，因为住在电网地区附近的村民不再依赖太阳能发电。所以，罗萨将他的太阳能租赁系统运用到了电网无法覆盖到的地方，最初是在亚马逊。在那里，他得到了美国蓝莫森基金会的支持，主要为住在塔帕若斯河左岸的两万名穷人服务。他为这些人开发出一系列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工具，包括木薯处理器、太阳能冷却器（运用这一设备，渔民就可以避免使用价格高昂的冰）和在牛奶场、木工场和手工艺品作坊可以使用的小型机械——后者可以帮助热带雨林中的妇女制作“生物饰品”，这是一个新的商机。在里约热内卢，他还为捕虾的渔民们开发出了一种低成本的太阳能灯，取代了既昂贵又污染环境的液化气灯。（渔民为了吸引虾，常把这种灯挂在水面的柱子上，让其发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强光和色彩。）

罗萨还担任了巴西“国家可再生能源公民社会组织网络”的首任主席，现在正与巴西国会一起推进立法，让小型可再生能源供应商得到“Luz parTodos”授权，以便接受公共资助。该立法目前正在接受矿业与能源委员会的评议。罗萨还致力于建设“可再生能源与分散生产学习中心”，旨在集思广益，为公共事业部门、政府和电网内外倡导低成本发电的小型能源供应商提供培训。罗萨还获得了2004年世界技术奖中的“社会企业家奖”和《快速公司》杂志评选的“快速成长50强”奖。后者针对的是全世界公民，旨在奖励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

杰鲁·比利莫利亚

截至2007年5月，儿童热线已经在印度的76个城市和地区运作。自设立以来，热线接到的电话已超过1200万次。它已经被稳固地纳入印度政府的儿童保护政策。杰鲁于2003年设立了儿童热线，截至2007年，它已经在87个国家开通了98条儿童热线。

儿童热线已成功地将儿童保护纳入了国际电信议程。它通过召开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倡导设立,N~JL童热线都能使用的三位数免费电话号码，还要让人们普遍认识到儿童热线的重要性。杰鲁与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密切合作，使儿童热线在全球的电信行业内得以合法化，从而减少建立免费儿童热线的阻力。国际电信联盟甚至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2007年度会议上，将儿童热线和电信问题作为主要议题。国际儿童帮助热线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发起了“连接世界”这一倡议，并与荷兰经济事务部展开合作，倡导建立全球多语种的门户网站，旨在给世界各地的儿童直接提供相关指导。

“阿福童：国际儿童储蓄”是杰鲁推出的最新举措，于2005年11月启动。对杰鲁来说，这是对她从做社会工作者的母亲和做会计师的父亲那里得到的各种教益的一次完美平衡。杰鲁相信，理财知识和技能的匮乏以及权利和责任意识的淡薄是儿童遭遇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她启动“阿福童”储蓄项目，发起“阿福童”宣传运动，旨在将社会教育和经济教育纳入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系统，而评议银行的政策和程序使其更有益于儿童，推动儿童储蓄和理财能力文化的发展，并通过建立“阿福童”储蓄俱乐部和由孩子经营的企业，为儿童的参与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发展提供便利。

截至2006年12月，杰鲁与世界各地的几十个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阿根廷、埃及、印度、马里、菲律宾、塞尔维亚、南非、乌干达、越南和津巴布韦，“阿福童”项目的儿童储户已超过10万。2006年，杰鲁获得了斯科尔公益创业奖，这为“阿福童”项目的扩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赛凯赖什

工会联盟继续影响着开放机构的发展和欧洲残疾人的单身生活。但匈牙利政府却在大幅削减资金，赛凯赖什勉强维持着机构的运转。2004年，联盟所雇员工人数为829人，但2006年政府对残疾人的就业补贴削减后，员工人数降到了656人。资金的减少对联盟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打击，赛凯赖什为此千方百计找寻出路，以减少变化可能带来的重创。在社区会议上，许多残疾人请求赛凯赖什，他们宁愿自己的工资低一点儿，也不愿让一部分员工丢掉工作。赛凯赖什还创建了一个新企业，以减少失业带来的冲击。尽管如此，联盟还是不得不辞退已到退休年龄的员工，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件很痛苦的事。

2004年，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项立法，为居住环境拥挤的残疾人提供较高的补贴，企图以此提升他们的生活舒适度，但实际上却大幅降低了残疾人的生活水平。例如，提议规定，住四人以上房间的残疾人将比住两人间的残疾人，每人多享受60％的补贴。这种不考虑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而把残疾人和老年人混为一谈的立法，真是骇人听闻。

联盟是推进斗争的顶梁柱，它在挫败这项立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们聚集在位于卡姆尔的赛凯赖什工作中心，赛凯赖什帮助他们组织示威游行、游说政府官员。同时，她继续为匈牙利残疾人提供更多可选的生活模式，处理社区里随时出现的新需求。例如，联盟扩大了它在卡姆尔的设施投资，为基本不需援助的残疾人增修了小型公寓。赛凯赖什还扩建了一个新的健康中心，提供了顺势疗法护理和免费的物理疗法，如生物反馈疗法和生物能疗法。此外，她还推行了一项新的援助服务，专门针对那些住在联盟中心之外、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残疾人。她还建造了一系列便利的综合公寓，里面设有援助中心，以满足残疾人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塞凯赖什认为，这些综合公寓最适合那些逐渐衰老的父母和残疾孩子住在一起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想和孩子一起生活，又没有能力照顾孩子，而且用不了多久，他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人来照顾。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父母去世后，残疾儿童还可以继续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从而避免因同时离开父母和家园而带来的双重创伤。目前，塞凯赖什打算在卡姆尔建造6栋这样的公寓楼，每栋楼包含10间公寓。

2006年，政府对联盟进行二次鉴定，尽管联盟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了最高级别的认证名单中，但这一过程也让赛凯赖什紧张了8个月。2006年，赛凯赖什荣获两项殊荣，分别是施瓦布基金会的“年度社会企业家”和雅各布企业奖。后者是以匈牙利一位备受尊重的特殊教育家命名的奖项。令人惊讶的是，赛凯赖什2004年设法遏制实施的法案，竟然第二次浮出水面。于是，她和其他组织联合向匈牙利政府施压。赛凯赖什还通过努力，为残疾人增设了就业激励机制，并让残疾儿童在寄养制度下享受到了平等的权利。

后来，赛凯赖什的儿子蒂博尔在换药时，突然癫痫病剧烈发作，以致脊椎受损。赛凯赖什由此亲身体会到，残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的家人得到医院的支持是多么重要——这就促使她在这一领域又启动了一个项目。虽然蒂博尔现在仍然会感到背部疼痛，但已经恢复了许多。赛凯赖什说，从乐观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件事，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我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薇拉·科代罗

在过去三年里，重生协会不断深化自身的工作，让家庭更稳固，让服务更专业。2004年，该组织在里约热内卢设立了第二个代理处，并扩大了其职业培训项目，现在已对将近2 000个家庭实施培训。该公司最近成立了儿童健康组织，并使其16个分部的工作趋于标准化。它开发出一种培训模式，并设立了专项基金以刺激和推广这一模式。科代罗再次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展开合作，让他们研究该如何灵活应用这一模式。

科代罗目前正与圣保罗的阿维纳基金会和公共卫生官员，以及贝洛奥里藏特市展开合作，努力把重生协会的模式纳入公共系统当中。巴西卫生部部长何塞·滕勃朗也开始接触重生协会，探索进一步扩展这个模式的方法。科代罗经营多年，一直尝试与政府寻求合作，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她仍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重生协会花了许多年时间完善其服务流程，评估其对所服务家庭的影响。该协会还对自己进行了更好的定位，既要与决策者展开对话，也要监管大量的效仿组织。

协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2006年，它基于对10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作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了重生协会模式的援助后，家庭健康被评为“好”的比例从19％增至47％，而家庭健康被评为“差”的比例从44％下降到了18％。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87元增长到了419元（增长了46％）。协会还对142名儿童接受援助前后的住院率作了对比研究，发现每个孩子的平均住院费用从每年7500元下降到每年2000元，降低了73％。协会每年平均为每个家庭花费7285元。单从住院费用来看，该计划在第一年就为政府节约了70％的开支。这还不包括在未来几年里家庭储蓄的增加，这笔钱将远远超过向协会支付的费用。同时，这一计算结果也没有考虑协会对每个家庭的教育、居住条件、职业培训和心理支持等领域所提供援助的价值。

重生协会连连获奖，包括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远见奖、阿布伦奖和斯科尔社会创业奖。2005年，“巴西福布斯”把科代罗评选为该国医疗卫生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经历了12年的志愿者服务工作，科代罗终于在2003年签署合同，成为一名带薪员工。同时，她的丈夫保罗从IBM的执行官职位上退休以后，也到协会做了志愿者，对协会的发展战略和财务规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J·B·施拉姆

自2003年以来，“大学巅峰”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工作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截至2007年9月，该组织为10个州的高中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圣路易斯、丹佛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的所有高中和奥克兰的11所高中，服务学生人数超过6万名。（在丹佛的曼纽尔高中，“大学巅峰”暂时停止了其首创的全校参与模式，进行重组。该项目在下一年将仍只针对高年级学生举办。）目前“大学巅峰”已经扩展到西弗吉尼亚州麦克道尔县的农村社区，那里的儿童贫困率居全国之首。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詹姆斯·克莱伯恩的领导下，该组织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南卡罗来纳州的5个地区；在风险慈善合作伙伴基金的帮助下，该组织正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开展工作；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该组织在纽约市的工作已覆盖了21所学校，计划到2010年发展至100所。

在阿特·桑贝里、詹姆斯·詹森和目前的董事会主席查克·哈里斯的支持下，“大学巅峰”采用了颇具雄心和创新意识的方法（曾被《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报道过），仿照银行家在企业中私募资本的做法为项目扩展筹资。他们列好“日期表”，详细规划了4年内的增长规划，然后将计划“卖”给愿意预先投资的资助者。在9个月时间里，该组织为“证据基金”筹集到了1500万美元。该基金如此命名是为了表明，“大学巅峰”有能力在4年的时间里提高整个区域的升学率。

随着该组织的不断发展，它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起初，“大学巅峰”只关注把个别学生送入大学。后来，它开始关注全校的学生。现在，“大学巅峰”的关注点已放大到学区，致力于提高整个学区的升学率。尽管目前在芝加哥，由于学校管理部门要处理其他教育问题，“大学巅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但它仍与学区内其他9所学校的管理人员保持合作。“大学巅峰”已经收到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主要来自鲁米娜基金会、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斯科尔基金会、新利润公司、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其主要合伙人巴里·扎尔茨贝格加入了大学巅峰的董事局）等。这些资金可以提升人们上大学的意识，以及在学区层面推行可以衡量大学升学率的机制。

该机构现在有93名员工，志愿者超过了1000名。它对大约700名教育工作者作了大学升学策划方面的培训。参加了暑期培训班的学生的大学升学率仍不到809／0，相应的保持率只有全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已得到证实的外部数据显示，在2005～2006学年，与它展开合作的高中的大学升学率有所提高，比合作之前提高了10％～15％。

“大学巅峰”现已赢得了来自各方的赞誉，曾获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连续4年获得《快速公司》杂志的“社会企业家奖”等多项大奖。施拉姆曾两次受邀到主要关注教育和大学升学的国会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宣讲相关内容。他还获得高校网络的长期合作伙伴——瑞吉斯大学——颁发的公益服务荣誉博士学位。开创了“大学巅峰”座谈会方式的德里克·康蒂也加入了该组织，成为校友和培训组织合作的创始人和副主席。开发写作课程的基思·弗罗姆，已经成为“大学巅峰”的全国教育总监。20世纪90年代担任纳斯达克高级经理的迪安·菲尔布什，曾帮助组织过董事会，现在也加入了“大学巅峰”，担任主席，致力于带领“大学巅峰”快速成长。

韦罗妮卡·霍萨

2007年年底，南非有1000多个机构从事与家庭护理相关的事业。塔蒂尼直接培训过的护理人员已有2 500多名。目前，全国的每个省都有家庭护理中心。在许多农村地区、乡镇和牧场营地，家庭护理已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健康和经济发展项目，为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提供主要技能和就业机会。健康和福利部门的教育培训管理局——南非劳动部的一只手臂——现在已为辅助社会工作者、辅助药剂师和随从医疗人员正式开通了一条教育途径，并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职业，同时也加强了正规医疗系统和南非贫困居民之间的联系。“辅助”一词意味着“补充”，而“随从”一词则意味着“次要的”。事实上，这些护理人员为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健康和公益性服务，否则这些人将很少获得援助甚至得不到援助。

韦罗妮卡·霍萨目前已70多岁。她跟我说，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尽管如此，她在2005年还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阿福瑞诺斯生活技能中心”，旨在为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青少年提供生活技能。霍萨发现，大多数没有父母的孩子都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阿福瑞诺斯将教给他们一系列的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诸如怎样做健康食物，怎样防止艾滋病毒感染，以及怎样通过各种小生意谋生等。

2007年，霍萨与阿育王基金会的另一名合作伙伴道格拉斯·瑞琪恩泽结成联盟。道格拉斯是圣诗得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他的公司致力于帮助南非乡镇的人们将小生意做成大企业。他和霍萨正在努力创建水果与蔬菜烘干公司，把食物打包后通过马姆罗迪的店铺销售出去。这样，大量青年就可以通过为艾滋病患者（行动不便又没有冰箱）提供有营养、不变质的食物而挣到一部分收入。

2006年11月，他和霍萨开始与一所新成立的学院展开合作，专门培养辅助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2007年2月，他们首次获得政府批准。霍萨说：“我的家人希望我待在家里休息，但我总是想着我开创的事业，我想看到它在别人的帮助下运转下去。能与道格拉斯一起工作，我感觉很好。”

贾韦德·奥贝迪

2004年大选时，奥贝迪决定把残疾作为全国性的问题加以强调，并要让主流政党注意到这一问题。残疾人人权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联系到了三个党派——国会、人民党和共产党，并派代表去进行游说。结果，它们都在自己的纲领中加入了有关残疾的内容。为了让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奥贝迪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大选。

他和他的同事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把关注点转向了选举，为印度的残疾人争取选举权。这次遇到的困难几乎是那次人口普查斗争的翻版。起初，他们的要求被选举委员会断然拒绝。奥贝迪向选举委员会施压，甚至进行短期的绝食抗议。残疾人活动家在选举委员会的办公室外面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方逮捕了许多示威者。）最后，印度最高法院命令选举委员会做出妥协。接着，委员会向法院请求，强制印度各级政府在所有的投票中心建设永久的残疾人通道。这些中心大多设立在学校里，所以对印度的残疾人来说，他们取得了双赢效果。电子投票机也启用了盲文设备，这样视障人士就可以自己投票。

残疾人及其支持者继续抗争，不断消除全国范围内对他们生活造成不便的种种障碍。在奥贝迪对印度考古研究所发出抗议（与霍金访问印度有关）之后，新德里高级法院向新德里所有的建筑、交通和航空部门发出指示，让他们按要求行事。新德里的许多基础设施，包括地铁系统，都是按照这一要求修建的。截至2007年5月，新德里甚至有两辆无障碍公交车在运行，后续将有600多辆车投入使用。

奥贝迪还发起了一项关于教育的宣传运动。通过与教育部合作，残疾人人权组织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教育部部长在2005年国会开会时曾介绍过，到2020年，印度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要为残疾人安装便利设施，并要覆盖到所有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

在奥贝迪看来，200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印度公共服务部门的岗位向残疾人敞开了大门。印度公共服务系统有30多个部门，其中行政服务部最被大家看好。该部的岗位有区长、联合秘书和部长三类。1995年的（（残疾人法案》要求在所有的政府岗位中，残疾人应占到3％，但高级岗位不在此列。2003年，就能力而言，两名男青年完全可以胜任行政服务部的岗位，但由于轻度残疾被拒绝了（医院认为他们不适合拟任岗位的工作，于是他们被安排到较低层次的部门）。在抗议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不得不到指定的岗位上班。

奥贝迪每年都去穆索里的公共服务学院发表演讲，希望唤醒未来公务员的意识。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这两个年轻人，并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回到新德里后，他成功地将这两个年轻人送回行政服务部的岗位上，并让媒体和总理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总理要求重新审查。正是因为他做出的巨大努力，印度公共服务部门中的18个部门才向残疾人敞开了大门。2006年，3％的配额终于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那一年，有12名残疾人入选，其中有三位获得了印度行政部门的显赫岗位——这虽是一个小数目，但有高度的象征意义。2007年4月，奥贝迪向政府提议，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兑现积压的残疾人配额——即所有从1996年到2006年间本应该由残疾人任职的岗位。

如果想获得有关奥贝迪奋斗和取得成绩的更详细信息，请参见印度促进残疾人就业中心2003年创建的“残疾新闻和信息服务中心网站”（www．dnis．org）。

阿育王基金会的最新进展

近来，阿育王基金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2004～2006年间，它又选出了400名合作伙伴，在2007年末跨过2 000名合作伙伴这一大关。自2004年以来，它的合作伙伴遍布6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西欧和中东地区。到2006年，阿育王基金会已在西班牙、法国、德国和爱尔兰等地为大约20名社会企业家提供了支持。中东的社会企业家遇到的阻碍更大一些，因此到2006年，共选出了42名合作伙伴，其中土耳其16名，埃及22名。该组织正在中国和日本招募工作人员。为了齐心协力提高社会对社会企业家的关注程度，该组织对新选出的成员高调举行“入会仪式”。仪式一般由顶尖级企业家主持，如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和印孚瑟斯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等。

2004年，革新者网站采用了“开放式社会解决方案”。在这之后，已经有94个国家的l 000多名挑战作品参加了比赛。到2006年，网站已有超过33．2万名用户。在2007年5月，革新者组织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一项全球竞赛活动，旨在寻找“卫生保健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方案”——能帮人更简单、更便捷、更经济地管理自己保健活动的方案。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同意对参赛的方案进行审查，并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方案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种从全球征集建议的做法，可能会改变基金在社会变革中的投资方式。（公司已经在用该模型解决研究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阿育王基金会推出的“全方位的经济公民关系”已经在成员和公司之间产生了三款混合价值链，现在正和另外4家公司展开协商。目前的合作伙伴包括墨西哥最大的灌溉系统公司之一阿曼可，墨西哥第二大水泥和建筑公司色米克斯，以及全球顶尖级的建筑材料公司拉法格。总之，通过这些合作关系，他们正在推出其他的融资、分配和服务模式，使原先未照顾到的小农户和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也能获得灌溉技术和建筑材料。混合价值链模式是为了使其能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而设计的，只有这样，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受益，那些产品和服务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阿育王基金会最近还推出一个社会金融服务公司的项目。通过该项目，它与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合作，帮助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来促进向民营部门的投资。例如，2006年，社会金融服务公司和阿育王基金会合作伙伴大卫·格林与德意志银行合作，共同推出护眼基金I号项目。这个项目通过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在全球范围内资助一些护眼机构，这些护理机构主要面向穷人，成本不高，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且易于操作。与此同时，这个项目还会让投资者得到与市场水平相当的回报。阿育王基金会还培养了一类社会企业家，以关注新增资本进入民营部门的渠道。

另一个新项目是全球学院，目前的成员有穆罕默德·尤努斯、爱丽丝·泰珀·马林、彼得·艾根、俄德·格拉犹、法泽勒·阿比德、埃拉·巴特、罗恩·格泽温斯基、玛丽·霍顿和比尔·德雷顿。建立全球学院，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企业家领域的发展，通过吸收全球大公司员工的宝贵经验，搭建起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阿育王基金会推出“社会企业家”系列影碟。这是一个信息获取渠道，可以让大家了解怎样通过访问研究院成员来衡量社会创新。从2005年开始，这一系列光碟已经售出1．7万张，70所大学和40个国家已经开始利用这一渠道来获取信息了。亚马逊、YouTube、Netflix和Podcasts都对此提供销售服务。全球学院还与牛津大学联合，共同建立了大学网络，由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共同组成，主要关注如何加强对社会企业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其他新举措包括：合作伙伴安全合作，旨在对面临危机的阿育王基金会合作伙伴提供应急措施和紧急支持；阿育王基金会少年计划，主要对合作伙伴的孩子提供相关教育，让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企业领域；小组接触晚餐，旨在为合作伙伴们提供与策划家、管理人员和政治人物接触的机会；解决问题咨询，旨在将合作伙伴们召集到一起，解决具体的专业问题；网上伙伴市场，旨在开发知识技术平台，通过网络分享研究成果；集团创业投资，旨在系统地评价和资助合作伙伴提出的建议。

2005年，比尔·德雷顿因为对公共服务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耶鲁法学院成就奖，这是该学院最高的奖项。他也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哈佛大学公共领导中心评选为“美国最杰出的25位领袖”之一。

阿育王基金会期望到2013年时，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选出大约500名新伙伴，这样就接近了“市场饱和”状态。2007年，该组织将选出大约200名社会企业家，所以每年500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阿育王基金会预计，组织的发展有一半要靠它已经产生了作用的国家，另1／4的发展由新扩展的国家来负责，最后1／4的发展则由中国负责。随着组织不断向前发展，它将继续寻找更好的方法，充分发挥它的网络力量和智慧，鼓励自我组织、自我扩展、自我监管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的产生——这些方案都由伙伴通过与社会各界建立联系来完成，涉及范围包括商界、政府、学术界、媒体和广大市民。

所有这一切都服务于阿育王基金会的总体设想：构建一个“人人都是变革者”的世界。在德雷顿看来，这一设想既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一种变革方式的跨越。他解释说：“随着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都会迅速失效。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最需要关注的因素是变革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当你怀揣着‘人人都是变革者’的想法时，你就要随时随地地进行细微的调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合理规范的国家，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人们就会去学习改变现实的知识和技能。你需要知道如何与他人合作，需要生活在一个尊重你并支持你的社会中。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的世界与大脑有着相似的结构，每个人都知道怎样开创一番事业，怎样通过组建团队和团队网络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其他人都知道自己该如何扮演角色，那他们在一起共事的过程中，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我们把所有人的点滴力量汇聚到一起，然后找到与整体取向一致的方案。想象一下，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有人都开始出谋划策，那将形成多大的一股力量啊！随着我们做贡献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越来越善于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相互理解、团队协作和发挥领导力之上，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趣。”

第一次看到这本经典著作《如何改变世界》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当时刚刚起步的壹基金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灾后重建工作，如同现在之于雅安地震的情境。非常感谢那个时候送书给我的朋友，为我送来了新的希望，书中搜集的若干全球社会企业案例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目前，我们更需要敢于吃螃蟹的人，需要拿着真刀真枪实干的先行者。在缺乏信任、怨气太多的当下，社会企业是一股新的正能量。

——周惟彦

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

億.未来社区儿童零岁工程发起人

很难描述我阅读此书的感受。之前我一直在思考“多背一公斤”的组织模式，从单纯的志愿组织到专业的NGO，都有着我所无法接受的弱点，或是效率，或是独立性。而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视野。就像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世界在我面前变得清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组织，能够如此独立而卓越地存在着。……近视的比喻尚不足以描述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阅读此书，更像盲人重获了光明——他不仅为世界的多彩而雀跃，更为自己的存在而狂喜。

——安猪，“多背一公斤”创始人

对于任何一个关心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世界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

——威廉·J·荷斯坦，《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