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王乾荣主编的《2011中国最佳杂文》中的杂文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

《2011中国最佳杂文》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王乾荣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们将发表于2011年1-12月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2011中国最佳杂文》偏重真性情的袒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中的人文关怀。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序　杂文：本固花亦荣

安徽生　上，还是不上大学？

安立志　林黛玉不作“梨花体”

毕星星　1985，以得票多少为序

柴静　人什么时候胡说八道

潮白　“脊梁”不过是“伎俩”　

陈仓　人人渴望浪漫的私奔

陈鲁民　趣味“励志铭”　

陈四益　乌纱略戴心情变

池莉　我们也曾有幽默

狄马　“呸！你才勤劳呢！”　

丁辉　代发幸福宣言：感恩

冯日乾　泾阳多劲士

符号　一只开眼井蛙的“事实主义”

高红十　百年中文一排椅

部元宝　在语言激流里打旋儿

瓜田　俗眼观“山”　

郭赞　谁养活了陈丹青？　

郭光东　人民币干脆也实名制

郭庆晨　耍小心眼，玩“大手笔”　

郭宇宽　哪股“风”吹得风车转？　

海纳　名位，“辞宴”的资本

韩石山　我的最高职称

韩小蕙　在物欲横流里立着做人

郝在今 “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放？”

何申 好一曲《凤求凰》

何怀宏 人以食为天

何仁勇 捧错臭脚

胡展奋 卖淫女雅称“失足妹”

黄波 我们都是“中年奴”

黄纪苏 90年前世今生

黄一龙 “红歌”里这首歌有点“黑”

贾平凹 不能让狗说人话

蒋萌 谁迫他“一个人战斗”？

蒋德海 道德已死，司法难活

蒋子龙 “红旗”应该感谢“渠”

焦加 生活，如几片石头磨过

金友 出卖荒凉

孔曦 “国面儿”

老北 真相终将晾晒在沙滩上

老土 中石化就鲁广余一个坏蛋

老愚 珠江横渡：两个人的游戏

雷颐 郎朗“不过演奏了一段中国乐曲”吗？

李恩柱 如果官员命运由上司决定

李红强 认知鲁迅，依然是盲区

李建永 表现

李立君 中国人身上仍未去掉的狗奴性

李秀卿 方舟子必答题

梁衡 “林彪偷了马克思一件大衣”

梁小民 合伙，为什么“亲兄弟明算账”？

林达 人性的墓碑

林辉 民国知识者，够份儿！

刘火 阿谀奢靡强作赋

刘齐 旧文新悟

刘诚龙 常识面前，端啥架子？

刘道玉 清华，你好！清华，你好吗？

刘继兴 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

刘若英 完蛋女人

刘晓莹 依然沉默的大多数

刘再复 这么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一点儿不混乱？

柳萌 谄媚的嘴脸“哈”权位

龙大轩 老当“夷”壮

鲁人 山上山下

陆春祥 将会议博彩一下

马小淘 低碳，忽然无处不在

孟静 豪门的肚子

孟繁佳 监视台湾

牛撇捺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鱼在受冻

潘采夫 “私货”在“公货”里一闪而过

潘洪其 遍地都是“彭宇案”？

彭俐 水泥城堡

钱钢 “社会”二字定义有点乱

乔叶 抗夸力

邱振刚 英雄来自平凡，而非猥琐

阮直 隐私，私隐最安全

单士兵 跨出厚厚的大红门

商子雍 可以不说，不能胡说

邵燕祥 批评的态度

邵毅平 兔子的耳朵与三个孙中山

沈栖 “被雷锋”，略欠爽

师力斌 新时代的“你们”和“我们”

石飞 “爷爷，小马不怕水！”

司马心 “从七品”准芝麻官鲁迅

宋志坚 “复苏槐”的“复苏”

苏北 肤如凝脂？不就是皮肤像猪油一样吗！

苏文洋 咱们不了解的原装《国际歌》

苏中杰 我不歌唱“好领导”

孙郁 绍兴的符号

唐德亮 “百家”嗜古

陶东风 歪理为什么走遍天下

凸 凹 瞄准着最值得猎取的“猎物”

王晖 “每块石头下面都有着一条蛇”

王充闾 “老处女”的自嘲

王春瑜 人间若无竹枝词

王得后 鲁迅与愤青

王国华 如果一个仆人听不得抱怨

王俊良 梁山英雄闹荧屏

王开林 富贵之后几斤两？

王向东 孔子治学“三境界”

魏得胜 “震死日本人！”

魏剑关 韩寒的背影

吴营洲 杂文无“拐”

吴志实 神州桥史：通途变畏途

武宁远 同情，有时是一种打扰

向蓓莉 为什么丁丁打针不疼？

萧让 鲁迅终于滚蛋了

肖复兴 狂放泥酒都忘老

夏天的小白兔 坐月子，中医之过

徐昕 “编剧”当译“杀死你”

徐怀谦 娱乐至死，愚虻生焉

徐迅雷 管家婆也是“家”

押沙龙 “娜拉，你妈喊你回家分房子！”

鄢烈山 舟子打假：国家不幸斯人幸

杨学武 鲁迅骂得，胡风骂不得

叶延滨 网络时代三种人

一连三 亲，这山咋唱那山歌呢？

伊文 曾荫权说：对不起，我错了

怡安 多面纯情

佚名 孙觌认“父”苏东坡

尹传红 多少“预言”成浮云

于坚 “月是故乡明”都拆掉了

余华 鲁迅的叙述：像子弹穿过身体

俞飞 偷开僧眼觑红尘

元明 老镇，我不再回来了

鲍尔吉·原野 那些大词

袁征 孔子不过是他们鼓吹自己的摩登工具

袁唏 奥巴马和麦凯恩“拼爹”

乐朋 万国来朝？你是中央王国的皇帝吗！

张国庆 平等意识让野百合有了春天

张心阳 北京太偏远

张远山 擅吵架观者如堵

章开沅 寻找孙中山

赵健雄 “最好书记”悲喜剧

郑重 毛泽东借《天问》问天

钟原 “我不感冒他那副长相”

周大伟 谁喜欢挥霍纳税人的钱？

周筱赟 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说人话，不说真话？

周泽雄 谁能“剥夺或意在剥夺他人话语权”？

周之江 燕子无罪，筑巢其罪

朱大路 皇帝、旧资本家和红色资本家的“普世价值”

朱铁志 这时候，他们不是首相

1985，以得票多少为序

毕星星

1985年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同时刊登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一般来说，群团换届不会有意外反响，这一次的理事会改选却引起了热烈反响广泛注意。原因只有一条，《人民日报》公布的理事会名单有这样一句附加解释：“按得票多少为序”。

 名单公布以后，中国作协与会代表们首先议论纷纷，气氛活跃。老一代著名作家陈残云称赞它“有点突破陈规的意义”，另一位老作家辛笛拍拍报道此事的《人民日报》记者袁鹰的肩膀，情不自禁地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事见袁鹰《风云侧记》）

为什么一个“按得票多少为序”会激起这样强烈的反应？

回顾史实，“按得票多少为序”并不新鲜。中国共产党1921年一大到1956年八大，选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历来都是按照得票多少公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56人名单，也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当时工青妇这些群众团体，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也都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名。

那么，哪里来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追索起来，1954年9月28日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65人名单，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现按姓氏笔画排列。据当事人回忆，这一次由于等额选举，候选人都得了全票，无法按得票多少排列。由此，开启按姓氏笔画排列之先河，后来一直沿用下来。只有八大除外。

回顾以往不难看出，党和国家的重大选举，一开始还是主张“按得票多少为序”的，一大到八大就是证明。1954年的那次“按姓氏笔画为序”，有点猝不及防。它本来是应付一次意外的选举结果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不料以后成为“常规手段”，选举结果，多用“以姓氏笔画为序”了。首次使用以姓氏笔画为序，本意在应对许多人同样票数当选，以一种不偏不袒的纯粹的技术手段公布结果，意在彰显公平。以后的按姓氏笔画排序，用心却在遮掩实际上得票不一的选举结果。票多票少一个样，没有尽可能透明地公布选举结果，不利于充分表达与会代表的意愿。

当选排序在“文革”中又有新举措。九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见报时，毛泽东、林彪单列一行，大一号字体。其他当选人排列，括号加一个郑重注释：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全国只有两个人选举时享有不参与“以姓氏笔画为序”的特权，这当然是推动个人崇拜的手段，神化毛泽东，附骥神化林彪。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力推行民主制度建设，“文革”选举的虚假民意表达早已为国人捐弃，但是，“以姓氏笔画为序”这个公布名单的小规矩却没有引起充分注意。各级党政机关选举，我们还是沿袭了以姓氏笔画为序这样的排列习惯。每逢重大选举，各大报刊，以姓氏笔画为序见惯不鲜，久而久之，习非成是。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作协四大一个“按得票多少为序”，牵动了那么多人的神经。它几乎引爆一次地震，成为重大的选举事件。不正常的东西一旦成为常态，甚至成为规则，有朝一日回复了正常，人们反而觉得新鲜了。

按得票多少为序，只是公布选举结果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细节，似乎无关乎制度设计，仔细想一想，却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全国上下强烈反应就是证明。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民主选举。选举质量高低，要求尽善尽美。在细节之处较真，显示的不单是制度设计的智慧，更是考验制度设计的诚意。

按得票多少为序，当然不见得完全公平。比如作协四大，局限于知名程度，那些从事理论批评的大家排名靠后，就是这样。著名作家丁玲得票奇低，几乎落选，也是这样。不必纠缠选举结果耿耿难眠，好结果坏结果，总是自己画票投出来的。无论如何，较之遮掩民意的混沌排序，它还是较好的一种处理方式。选举，首先是一个自主选择问题。只有自主选择才能表现出作家尊严。如果任由权力摆布，选民有什么尊严可言，不过大人物鼻息下的一个投票机器。某一方面的代表固执地表现自己的诉求，也许偏执，这也只有在充分表达投票人意愿的前提下逐步解决。相信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双向鉴别，民众会审慎推选代表，代表们也会越来越珍重自己的选择。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他们顽强坚持自己的选择，也是民主意识的觉醒滋长。比较之下，那种号称“毛主席叫我来画圈，我一定要把这个圈儿画好”，“我从来不投反对票，连弃权票都不投，只投赞成票，咱不给政府添乱”，表现出的臣民式的恭顺愚顽，倒是让人鄙视不屑。

事实也证明这个“按得票多少为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人民日报》“按得票多少为序”发布了当选名单，过了两个多月，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发布同一个名单，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画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还是那些人，名单没有变化，况且已经公布，为什么又要改回到“以姓氏笔画为序”的老路上去？看来在这个小细节上，支持反对两种力量也在角力掰手腕子。变一次排序，改一下旧习惯，不是那么容易。

 一枝一叶总关情。1985年的按得票多少排序，看似细水微澜，它却是牵连着高层的心思和目光，和高层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不无关联。它是那个火红年代百业兴旺的细节显示，它是机体强大健康以后面部的血色，头发的黑漆。中国作协酝酿理事名单，谁上谁下，谁进谁出，曾经煞费苦心。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名单，负责人张光年曾问书记处：那个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回答，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事见《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正是高层对作家的信任支持，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飘过来一段美丽动人的插曲。驻会记者袁鹰拿到名单后，问作协负责人张光年、唐达成是否可以按计算结果公布理事会名单，他们都表示同意。袁鹰同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打电话商量，秦川回答干脆利落：当然可以。（事见袁鹰《风云侧记》）每一个环节都显示出推进改革思路，创新试水的勇气，新的排序名单才有可能迅速问世。那是一段从上到下锐意进取的岁月，新气象应运而生耀眼夺目便是自然而然的。

1985年的“按得票多少为序”不过昙花一现，它行时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被胆怯地雪藏。倒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有惊无险，以后一路顺风，作为一项祖宗之法又传承下来。以姓氏笔画为序遭受挑战，一场虚惊，之后继续大摇大摆，稳坐各路选举盛宴上席。率由旧章还是比除旧布新来得容易，来得安全。一个小细节身影一闪，稍纵即逝，启示我们改革方略实施起来步履维艰。鲁迅说，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都要出人命。

原题《作协以姓氏笔画为序引起的强烈反响》

原载《燕赵都市报》2011年1月30日

P5-7

杂文：本固花亦荣

王乾荣

中国《参考消息》文章，完全编自外讯外报外刊外网，原题几乎改尽。2011年9月18日该报一文，题为《中国人重新爱上自行车》。这是转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穆尔9月16日发自上海的通讯，原题《中国重新爱上自行车》。参考编辑只在原题加一“人”字当新题，意味全出。

什么叫“中国重新爱上自行车”？能代表当今“中国”的，无非高官富商或其他摩登精英人士，他们会“爱上”自行车吗？自行车是平民代步工具。如今北京自行车道几近全灭，上海贵族道路，甚至霸道地限制自行车通行！我想《参考消息》编辑加一“人”字的苦心，是指那英国佬其实瞎说呢——这乃是为滚滚汽车洪流所“堵”、所“挤”、所“逼’无奈而觉悟了的中国边缘老百姓重拾自行车，向当局索要“路权”，而不是什么“中国”爱上自行车！何其“牛”的崛起的堂堂“中国”，宾利雅尊卡迪拉克之类消费超度膨胀，豪华奢靡全球耀眼拔尖未有穷期，咋能回过头去，重新“爱上”寒酸土气可怜兮兮的自行车呢？9月16日新华网报道，巨富陈光标狠砸坐骑奔驰，以示“低碳”出行决心——哪个正常人忍心把好端端天价爱车砸碎？欲“爱”自行车，先砸奔驰车，谁有这资格和气魄？豪车残骸的处理，得费多少劳力，解析出多少二氧化碳及其他三废？肆意破坏财物，纯然作秀而已。

《参考消息》又转登香港《亚洲时报》9月15日一文《台湾政客不问苍生问鬼神》，该文原题是《台湾仍然受超自然的力量控制》。参考改的新题，用人们烂熟的李商隐名句而弃暧昧啰嗦拗口的“受超自然的力量控制”，不但比原题立场鲜明，更活泼快性通俗有趣得多，十分吸引眼球——如用原题，啥“超自然的力”云云，我一定不往下读了。

选入本书的刘继兴先生《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一文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半文”。天下文章同理，我今只说杂文，具体举例谈谈杂文标题。设若把杂文文本主体看成花木之根、之茎，即“本”，其题目便是枝叶花，即“标”。枝、叶、花三元素，我以最鲜艳夺目的花代之，则可以说，本固花自荣，花之荣，当然标识着本之固。

遵命每年编一册杂文选本，挑出百把篇，总要改动一些甚至大部标题，是我觉得，应该让每一款题都像一粒粒闪光的磁石，将“路人”紧紧吸住，又像一个个风景区的一道道漂亮门楣，叫“游人”一瞥而欲入内。无吸力，人家只能从旁掠过；门楣不显，牌匾俗气陈旧，人们走近了也会退避三舍。如此，您的满园春色迷人风光，不是“白瞎”了吗？

那位说：何以见得您“修”的“门楣”，就美而有吸力呢？实话说，不见得。很多原题是很巧妙的，我喜欢尚且不及，哪敢改？有的原题本来挺好，我另拟，只为适应本选本，或许弄巧成拙，作者不一定买账。总的说，本固花荣是我的向往，我只有用心去编，虽不能至，当勉力尝试。

作为选家，选是一力，编也是一力。不能说，我奉“拿来主义”，光选不编，把作品全盘照搬推向读者，完事大吉，错别字也不动。我敬佩的编辑头领邓拓发明一词，“挺笔”，以鼓励众小编。我略会其意，编辑文稿时手痒，总想“挺”一下，算个毛病，遂成惯性。既编，自当包括对标题的润饰和改动，乃至另拟。这是编辑之道，也是常理。

杂文如果不算最俏皮的文学样式，也是其一吧。为什么活泼的“文本”，往往没有与之相谐的“文标”呢？标题不是点缀，‘它是思想，是文眼和文魂。杂文欲招徕读者，除了努力作文，不也应在标题上下点儿功夫玛？选入本书的杂文，我自认是好的或较好的文章，它们的标题，也不该死死板板，而应灵动快意多彩，以使文题相得益彰，使作品锦上添花。

下面是今次部分入选杂文的“题解”，自然顺带点评了相关文章。

01对比鲜明，凸显差别 有对比方显区别，以距离甚大两物相比，差别尤彰。鲁迅有文《宣传与做戏》，是以对比法制题的范例。“宣传”，是须成立一个专门的“部”打理的活计，严肃如此，怎会跟“游戏”相提并论呢？鲁迅文中说，国民党的“宣传”布道，乃是“对外说谎”之意。鲁迅还有一文《爬和撞》，说“爬”者的辛苦和“撞”者的幸运，终究是“早已爬在上面的人，就天天替你们（未爬上者）制造撞的机会”，这原是人群的分野。人，就活在不断爬和撞的巨大落差之中……

本书《林黛玉的新意识》一文，褒扬了黛玉创新的“度”。林小姐作诗虽然思接八方，运笔如魔，却决不会涂抹什么“梨花体”。读过《红楼梦》的，皆知林黛玉诗词写得洒脱，且“诗论”自成一家。此题点出黛玉的“新意识”，稍嫌朦胧；而“不作‘梨花体”’，就是既洒脱，但不把洒脱“脱”至荒诞无经的赤条条。文章明论黛玉，暗刺“梨花体”、“下半身”等当今文坛怪相邪风。既重法度又不拘一格的林黛玉，和彻底大撒把的“梨花体”，对比鲜明，势不两立，不如拿《林黛玉不作“梨花体”》（见第3页）为题。

《红歌里确有“文革歌曲”》，标题已含对照。红豆里混进黑豆，不必大惊小怪，均可吃得；红歌里掺入黑歌，此事体大，性质变了啊！黑歌不光指往昔国民党反动派骂共产党的歌，歌颂“文革”和瞎折腾的，也是。要的就是黑红分明，舍黑而取红，目的是振奋人心，却不妨“红”里冒出个“黑”，叫人心寒，是哪个肯綮生变？颜色本身很灼眼、很难辨吗？“红歌”之意义何在？“唱红”的众生，没有一个觉悟到居然唱了“黑”吗？或者，反正叫唱就唱，管什么意义不意义！而“唱红”的辨色人，要否作一点反省呢？我改原题为《“红歌”里这首歌有点“黑”》（见第67页），欲以色彩分明的“红”与“黑”，为直接矛盾双方，为“本质对比点”，仅此“一击”，即凸显既不红也不黑的作者黄一龙先生的敏锐深刻洞察力，揭出了某些大张旗鼓现象和提法的荒诞。

《上帝、警察与记者》，我改为《这么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一点儿不混乱？》（见第134页），也是把“自由”和“不混乱”作一对比——在某些地方，自由是井井有条；在另一地，“自由”则是混乱。自由也好，混乱或“不混乱”也罢，都叫人想起“维稳”。

02潜伏其词，启人深思不言之“言”即潜台词，意在话外，体现言说者的智慧和机灵，可发人深思。鲁迅一文题是《几乎无事的悲剧》。无事，就是既无喜剧，也没悲剧，又何来“悲剧”？其实文中“悲剧”，是指“无聊于无所事事”，即如一闲人坐在上海的阁楼里，百无聊赖地分辨弄堂叫卖声的今昔变化，或者窥视对面洋人雇佣的喜欢“轧姘头”的苏州阿姨如何和老太婆“吵相骂”，又如何将“遭到情敌追打的男人”关在门外——这乃是别一种悲剧。

本书《幽默究竟是什么意思》，追问“幽默”的“究竟”。题虽大，但比《论幽默》之类纯粹，止在“究竟”上刨根问底，无论其他。文章批评的，是时下泛滥的“拿肉麻当幽默”，是浇漓的世道。我拟题《我们也曾有幽默》（见第18页），就是对“幽默”的慎终追远，和对胡乱搞笑泛滥现实的“暗击”，或许更令人警醒，原文中也提到这点，我于是把它“潜伏”在题中，言外之意，即“我们现在没幽默”。

……

08题文相反，‘煞有介事 此类题与“特意反语”有相似之处，但它不能使人从字面看出文章内蕴，待读文后才恍然大悟。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写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实道“说不出”，偏在标题里煞有介事明示“必读书”，扬抑之间，蕴藏着小小的狡猾。鲁迅《我要骗人》，实道自己对别人的安慰和自己的痛心、无奈。《玩笑只当它玩笑》，是批评刘半农奚落白话时兴期的所谓“欧化语言”的。刘氏说中国话再怎么“欧化”，也不能把“子日”说成“日子”，鲁迅说这是说笑话；可他实际上却没把正值语言转型期的这个争论当成“笑话”。《男人的进化》，全篇是对男人“退化”的批判。

本书《无知无畏与无奈——远离中国医学的后果及化解》，文中有“连‘坐月子’都是中医的罪过”句，我简而化之拟题《坐月子，中医之过》（见第247页）。中医其“过”多多，有海龟“打假斗士”甚至说它全是糟粕，欲彻底灭之而后快。我拟新题给人以探讨中医“坐月子之过”的第一印象；可文中全然是为中医辩护的。

我所拟题，多从原文提取，即我基本尊重作者原意及知识产权，只是将语词或短句变成题目而已——但也不仅仅把“一碗豆腐”说成“豆腐一碗”。本书还有一些我认为不平庸的题：《豪门的肚子》含蓄蕴藉；《山上山下》语义双关；《跨出厚厚的大红门》意味深长；《我不歌唱“好领导”》《“我不感冒他那副长相”》率性直言；《鲁迅骂得，胡风骂不得》《珠江横渡：两个人的游戏》讽刺嘲弄；《老当“夷”壮》《“编剧”当译“杀死你”》《为什么丁丁打针不疼？》《北京太偏远》诙谐俏皮风趣……有没有清新淡雅、富于诗意的？《好一曲<凤求凰>》算一个。这些题有的是原创，有的是拙拟。不管谁制题，不管用哪种手法，我总的感觉，本固花荣，如陈望道说，“切当”即是美。

前述刘继兴先生文，提到制题高手张友鸾。我辈卑微，断不敢跟新闻巨子张先生比，但可从张先生事中悟出编辑的天职和标题的重要。作为本书选编者，本人学作一些标题，不为过吧？

鲁迅说：“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见《读书杂谈》）是为箴言，我服膺。标题抢眼，文意醇厚，我选文注重这样的“趣味”，盼读者能“手不释卷”，则“扩大精神，增加智识”，便是水到渠成的了。  本《序》侧重谈题，关于杂文本身，也说一两句。夏天在银川开全国杂文会。探讨“杂文的走向”。众贤才议论滔滔，主持人命不才也发个言，我说不出一字，只好拣一些枝枝杈杈草草塞责。回来一想，题不难答，一句话，“时势走向就是杂文的走向”——当然是鲁迅所说意义上的杂文。杂文生机蓬勃也好，苟延残喘也好，速朽完蛋或者寿终正寝也罢，那是你我能影响、能左右，推而论之，能预见的吗？

2011年10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