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吴敬琏教授主编的系列经济学出版物，坚持贴近经济学前沿和经济现实选题，借鉴国内外经验和知识，为读者理解经济学发展和经济问题提供比较分析的视角。本辑比较开篇选取蔡昉教授的《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一文，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建设进行了探讨。此外，本辑比较还从碳价格，量化宽松政策（或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的影响，滞胀的历史经验，发展差异的根源探究等角度，选取了一组稿子，为读者提供了讨论上述问题的新视角。

第12辑
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蔡昉 贾朋
特稿
国民财富的演化起源 卡姆鲁尔·阿什拉夫 奥戴德·盖勒 马克·克莱姆普
前沿
低碳转型风险的全球定价 帕特里克·博尔顿 马钦·卡茨佩尔契克
比较制度分析
再议经济体制问题 理查德·纳尔逊
金融评论
量化宽松的挑战与出路 缪延亮 唐梦雪
法和经济学
超越破产：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破产处置 斯蒂文·施瓦茨
从另类公司的治理实践看治理的逻辑 郑志刚
视界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滞胀的回顾与启示 魏加宁 周毅 等

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
蔡昉 贾朋
一、引言
福利国家是个一般性的概念，各国的相关实践也存在诸多共性，因此，关于在中国构建福利国家的问题，无疑应该在共同理论的基础上，以及在国际经验的比较中进行讨论。同时，既然本文设立的命题为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因此有必要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福利体系的现实紧迫需要，作为论证福利国家建设的出发点，并重点关注中国相关的制度安排及其独特性。为此需要揭示中国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特征和面临的挑战，进而从经验上为这种变化及其挑战找到经济史的关联性，从经济理论上找到相关的逻辑对应。
中国正在经历的最突出的阶段性变化，表现为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的到来。阶段性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以人均GDP衡量，中国如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现价美元和平均汇率计算，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 551美元。世界银行新修订的2021—2022年收入分组，把12 695美元作为高收入国家的门槛（Hamadeh et al.，2021）。这个新起点固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此可以高枕无忧。鉴于人均GDP达到12 695美元仅仅是高收入组的门槛水平，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4 003美元）的28.9%，攀登高收入阶段的各级阶梯仍然任重道远，如果不能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停滞乃至倒退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在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际，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变化同时发生，即人口转变趋势超乎预期地加快。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未能预测到的，或者在以往预测中被系统性低估的新挑战。2021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接近于零增长并且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比联合国2019年预测的结果提前了大约十年。同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即老龄化率达到14.2%，标志着提前五年左右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UNPD，2019）。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这个不期而至的人口转折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含义。首先，伴随人口峰值和更深度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抚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进一步朝着不利方向变化，潜在增长率继续下降，实现原来预期增长速度的难度加大。其次，人口负增长带来崭新的挑战，即由于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产生的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总需求不足将成为常态化的增长制约因素。这就意味着，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看，确保实现远景目标的经济增长率，不再如原来预期的那样自然而然。
实际上，经济学家在研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时候即发现，阻碍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因素，即使在一国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仍将继续产生作用，阻碍其跨越门槛之后的经济增长。例如，埃肯格林等人发表多篇论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高速增长的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显著的减速，其中一些经济体的减速幅度既大且难以反转。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发现，在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处于10 000~11 000美元和15 000~16 000美元区间，一些国家和地区会发生两次明显的减速（Eichengreen et al.，2013）。与世界银行历年对经济体收入分组的数据进行比对，在这项研究涵盖的1987年以来出现过明显减速的24个经济体中，有15个在发生减速时已经处于高收入阶段，其中有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受到较长期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跨过统计意义上的高收入门槛，并不能自动确保一帆风顺地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经济增长减速因素，特别是对可能妨碍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率的需求侧因素来说，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无疑是有益的。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加大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共济的力度，也是推进现代化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其实并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一制度建设，而在于社会福利支出资金从何而来。我们或者可以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在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时，如何做到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两个原则的有机统一。本文将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社会福利支出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及其对中国的特殊意义，进而揭示政策含义并提出建议。
二、社会福利支出恒等式：理念和现实
在回顾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争论时，研究者往往从理念出发，主要从两个方向上提出并秉持各自的主张，依据分别是两种总体对立的模式或类型，即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式和制度型社会福利模式（Titmuss，1974）。这两种模式的差异并不表现为保障水平上的差异，而主要是理念上大相径庭。前一种模式强调市场、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只需在最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和有限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承担责任。后一种模式则认为，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社会福利保障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都应该是政府承担的责任。虽然对立理念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莫衷一是，也分别产生了大异其趣的实践后果，但是，从全球范围看也产生了实践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