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台湾乡亲问：“你怎么会到大陆来？”让人听起来，好像台湾人到祖国大陆生活，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北京的台湾人》(作者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记述了曾经在北京生活过或者现在就生活在北京的台湾人的事迹，反映了生活在北京的台湾人，身在北京，和所有北京人一样，为首都的发展建设倾心奉献，经历了风雨沧桑，付出艰辛，收获硕果，又心系家乡，惦念亲人，希望故乡风调雨顺，父老乡亲安康幸福。

《在北京的台湾人》记述了曾经在北京生活过或者现在就生活在北京的台湾人的事迹，反映了生活在北京的台湾人，身在北京，和所有北京人一样，为首都的发展建设倾心奉献，经历了风雨沧桑，付出艰辛，收获硕果，又心系家乡，惦念亲人，希望故乡风调雨顺，父老乡亲安康幸福。　

《在北京的台湾人》的作者是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春风暖人心

北平五年

悼念与回忆

《望台湾》

忆文彬

怀念苏新先生

怀念黄顺兴先生

回忆我的父亲林思平

报效祖国 无怨无悔——一个普通台胞蔡管仲的足迹

最早在北京定居的台湾同胞——我的祖父陈顺龙先生

台湾同胞在北京最早开设的企业——“城南旧事”前的一段旧事

台湾前辈画家刘锦堂在北京的一生

怀念恩师

台湾音乐家江文也

梁永禄一家三代

在北京的台湾人

深切怀念陈丁茂同志

陈木森——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我这个台湾郎

查家谱方知家世源远流长

父亲的遗产

执著追求一生——记中央民族大学高山族台胞陈连生

为祖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献身

鞠躬尽瘁报效祖国

在祖国的怀抱

志在建设新中国 实现祖国统一

我们生活在大陆

矢志不渝 锲而不舍——访岩土工程学专家陈仲颐教授

人生80年的几点感受

放歌在祖国的天地间

事业为天 追求无限——记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潘蓓蕾

奔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继续展现出来的人生一角

悠悠50载 拳拳报国心

谢雨辰：定居北京是一种缘份

服务祖国 心系台胞

一个女战士的回忆

北京50年——充满人生意义的工作和生活

岁月悠悠，50年弹指一挥间

难忘的对台广播生涯

党激励着我前进

为了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

我的两岸情

翰墨情——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台湾省籍书法家刘艺先生

50年丹青琐记

归航

京城随笔

点化泥土催绿色 春枝也敬桑榆晚——记农化专家台胞杨馥成博士

用爱心支撑的艺术生涯——访台湾籍女雕塑家杨淑卿

两岸情 隔不断

默默耕耘的人——记归侨广播工作陈真

记北京大学教授李明滨

一个老兵的心愿——访燕山石化二厂工人吴崇连

昔日娇羞女 今日孩子王

我选择了北京

向往强大的祖国

圆翻译之梦——忆回祖国大陆40年

我与共和国一起走过——访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祯

充实的20年

动力、石油、大女孩——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杨慧珠

美好的回忆

魏丽惠：在被隔离医院的日日夜夜

童年回国的往事

“我这20年过得很充实”——访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杨思泽

做北京市民的好“管家”——访十六大代表、北京市台联理事黄志贤

故乡情 中国心——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林丽芳

用手术刀雕刻生命的希望——访台籍著名整形外科教授蔡国斌

虽说平淡也灿烂

寻求撬动文化进步的支点——记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院长鲁军

共和国同龄人

秋天的童话

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耕耘——记北京椿树电子仪表厂副厂长曾润

医生就是病人心中的希望——记北京酒仙桥医院台籍青年医生郑直

台湾学子在北京

北京台湾会馆史话

正当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时候，慈祥的父亲卢嘉锡不幸与世长辞。在送别父亲之时，回想起半个多世纪来父亲受到党的信任、指引和关怀、照顾，悲痛的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暖流。

“我们家是台湾人”

“文革”前，我们家一直自称是“福建厦门人”。为什么“文革”后报上又说我们是“台湾省籍”呢？和其他许多背井离乡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一样，这段历史饱含着屈辱和血泪。

记得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在饭桌上对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严肃地说：“我们家实际上是台湾人。当年日本占领了台湾，你们的爷爷还很年轻，他不愿当日本臣民，带着新婚的妻子——也就是你们的奶奶——和年少的弟弟妹妹，陪他年迈的爷爷，买了一条小渔船，渡海来到厦门定居。”他又告诉我们：“当时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在大陆被人看不起；再加上有些海盗受日本豢养唆使，为非作歹，专干些骚扰福建沿海、杀人越货的勾当，因为越海而来，被称作‘台湾浪人’，更加深了普通百姓对台湾人的误解。你们的爷爷在厦门办私塾，他不敢亮明台湾人的身份，假称是‘龙溪卢家’(龙溪即今天福建龙海)。到了我读书的时候，想到我们家确实不是龙溪人，就根据自己出生地厦门说自己是‘福建厦门人’了。”

尽管父亲对周围人从不隐讳这些情况，但是一直到“文革”后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这段历史因缘才逐渐被世人所了解。“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约请长谈

抗战胜利后，在欧美留学8年多的父亲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急切地回到祖国，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当选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会长。由于家仇国难，他痛恨日本侵略者；眼看着国民政权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他对蒋介石集团很快由抱着幻想到彻底绝望。他曾经在大街上用英语痛骂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美国大兵。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他以自己“不问政治”为由加以拒绝。厦门解放前夕，他被推举为“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出国不在，由他主持)，安排校区巡逻以防混乱中坏人趁火打劫，并组织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并没有更深的了解，但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他还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父亲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30多年后父亲在北京见到当年厦门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熊老。熊老告诉父亲，“应变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实际上是地下党决定推荐他担任的，就是希望父亲运用自己的影响，联系、发动各方面人士保护好学校，把它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听到这些话，父亲真是又欣慰、又惭愧。欣慰的是共产党这么早就这样信任他，使自己能够在解放前夕就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惭愧的是当时自己只是本着“教育救国”信条办事，没能更积极主动地为迎接解放做更多的事情。

厦门解放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刚到任的厦门市委林书记就约请父亲长谈，征求他对厦门大学学生复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一席交谈，使他茅塞顿开。接着父亲又被任命以化学系主任的身份代理理学院院长，直接参与学校的总体工作。通过亲身体会和耳闻目睹，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了解我、”“共产党关心教育、尊重科学、一共产党爱人民。”

正是从这些粗浅的认识开始，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父亲的思想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解放前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他，解放后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友党——农工民主党。接着，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平时从不唱歌的父亲饭后踱着方步思考问题时，往往随口哼起乐曲：“51．7 21 53 6—4……”当时年幼的我不知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意义，长大后学了<国际歌>，我才知道，这段<国际歌>乐曲表露了父亲的心声，此时，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正一步一步在他内心深处扎根。  “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立即解放、安排工作”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时，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5年夏天，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这以后，父亲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1956年到北京参加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规划期间，他住在北京饭店。这天他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是周恩来总理！更使他没有料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憾：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南方，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认得自己，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得更近了。

正当父亲努力以自己的学识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候，“文革”的浩劫席卷了祖国大地，父亲也不能幸免。不久，他被“扫”进了“牛棚”，“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特嫌”等一顶顶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其中“特嫌”的“罪证”之一就是他曾经跟人说，他1947年到过台湾，而且通过朋友的帮助在故乡台南找到了他从未见过面的大姨妈和表弟。受“审查”时，父亲每天写检查、扫厕所，挨批陪斗，他感到十分困惑，但他最痛心的是被剥夺了从事科研的权利。他写检查、“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他写申诉批驳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为的就是重返科研第一线。可是境遇一直没有明显改善。1969年有一天，他突然被宣布“解放”，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虽然他还不能从事自己萦思梦想的化学研究，而只能到工厂帮助搞工艺革新、给工人讲“优选法”，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十分欣慰了。不过为什么突然宣布“解放”他，这个心中的“谜”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解开。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科学家，父亲三四十年代留学美国时的好友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夫妇，在谈话时他们顺便提起父亲的名字；总理记住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了父亲的状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总理在处境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言语哽咽！他把古人一首名诗末两句改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怀念之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决定在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全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各省都由省领导任团长，组织了浩大的代表团参加，父亲作为福建省代表团成员来到北京。但在大会开幕前，领导约请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建议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科学家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名由父亲担任代表团团长。很快，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省籍老科学家苏子蘅、李辰、李河民等为团员，苏民生等台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秘书长的台湾省代表团组建起来，父亲以团长的身份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开幕式那天，他坐在主席台上，亲耳听到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听到中国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热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受中央委派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方毅同志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并与父亲亲切交谈。父亲的多项科研成果在大会上得到表彰。他深切感受到：正像多年来热切盼望的那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发展科学事业施展才华、贡献力量了。P1-5

时常有台湾乡亲问：“你怎么会到大陆来？”让人听起来，好像台湾人到祖国大陆生活，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怪怪的，因为台湾人来到祖国大陆，来到北京，就和在台北生活着彰化人或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嘛，不足为奇。

其实，北京人本身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天南海北的，无非是生活在这里的时问长短不同而已。所谓“外地人”，若干年之后，或几代人之后，就是地道的“北京人”了。今天，在北京生活的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大家团结奋进，共创辉煌，其乐融融。台湾有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唱得好：“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唱出来的就是这个情景。

据何标(张光正)先生考证，距今300多年的清代康熙年间，就有台湾人到北京做事、暂住或定居。此后各个时代，都有台湾人到北京来。或因年代久远，或因湮没于市井，不少故事已经鲜为人知，实在可惜。何先生和几位前辈倡议在先，各位乡亲和同仁共同努力，把台湾人在北京的事迹编辑成书，藉以流传于世，是一件大好事。主持此事的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更是功不可没。

从书中可以看到，生活在北京的台湾入，身在北京，和所有的北京人一样，为首都的发展建设倾心奉献，经历了风雨沧桑，付出艰辛，收获硕果；同时，又心系家乡，时时刻刻关注家乡，惦念亲人，希望故乡风调雨顺，消灾免难，父老兄弟安康幸福。我想，故乡的亲人同样思念着远在大陆的游子，希望能够以此书告慰故乡的亲人。

深感不安的是，有很多曾经在北京生活过或者现在就生活在北京的台湾人的事迹，这次来不及编入本书。但愿能够早日看到本书的续集，告诉人们更多动人的故事。

本书付印之际，应约写上这些话，表达对成书的欣喜和对故乡的思念。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