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一直为世界瞩目。孟昭毅和郁龙余两位教授作为印度文学研究专家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此次二人携手，抛开板起面孔的学术论文体式，以另外一种轻松的方式领略印度文学文化风情。《天竺纪行：郁龙余、孟昭毅学术之旅》以印度文学为主要书写坐标，对印度的文明与文化尤其是印中文学文化涉笔较多，这在以往有关印度的著述中是不多见的。相信在读过这本学术随笔后，对印度的文学文化以及印中的文化交流会有新的认识。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是朱璇。

《天竺纪行：郁龙余、孟昭毅学术之旅》真实生动地记叙了郁龙余、孟昭毅教授的访印学术之旅。这是一本无可复制和模仿的学术游记。

你想了解头戴“郁秀父亲”、“广东首父”等花鬟的郁龙余教授真实的学术身份吗？你想了解这位中印“民间大使”的学术造诣吗？请读这本《天竺纪行：郁龙余、孟昭毅学术之旅》。

你想了解圣人孟子后人孟昭毅教授的学术风采吗？你想了解曾是十项全能运动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天津师范大学“特殊贡献教授”孟昭毅先生的学术人生吗？请读这本《天竺纪行：郁龙余、孟昭毅学术之旅》。

《天竺纪行：郁龙余、孟昭毅学术之旅》通过郁龙余、孟昭毅教授的实例，告诉我们如何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他们的学养，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本质把握，他们的机趣和幽默，他们的文化立场，他们的爱情观，都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

当然，《天竺纪行：郁龙余、孟昭毅学术之旅》还告诉我们一个多彩、真实的印度。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是朱璇。

序

中印“民间大使”——郁龙余

不可思议的印度

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

一、学术随笔

德里篇

印度国学双璧——记金德尔先生和夏斯特利先生

拜访印度学泰斗洛克希·金德尔

梵文学家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与恒河女神崇拜

印度著名汉学家墨普德教授

印度东亚司司长班浩然和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

现实中的“恒河女神”——邵葆丽教授

印度诗人阿啸客

辛赫校长

记普拉萨德先生

“圣雄”甘地的人格魅力

我的朋友“高兴”一家

德里生活一瞥——社区里的穷人和富人

阿格拉篇

泰姬陵断想

情系泰姬陵

雄伟壮丽的阿格拉古堡

孟买篇

印度女神的项链

孟买印度学术研究院的宝藏

美丽的索菲娅女子学院

孟买索菲娅女子学院的热情

孟买象岛的名与实

法国著名印度学家鲍思岱(Postel)、朱新天夫妇

华侨朱新天女士和“印度王后井”

维多利亚火车站一瞥

印度孟买巧遇天津老乡

加尔各答篇

加尔各答群英会

加尔各答印象记

泰戈尔与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

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最早的孔子学院

惜别在春雨之夜

告别印度

外篇

阿罗新城断想

净瓶的衍化

首访中华大梦圆——夏斯特利先生的学术之旅

又见金德尔教授

二、访问印度报告

访问印度报告

三、演讲提纲

中国文化的要义与形态(在尼赫鲁大学的讲授提纲)

印度学在中国——从季羡林印度学研究讲起(在德里大学东亚系和印度学术研究院<孟买>的演讲提纲)

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在索菲娅女子学院印地语演讲的中文提纲)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孟买大学的演讲提纲)

中印史地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在加尔各答捷台伍坡大学的演讲提纲)

泰戈尔与中国新文学(在加尔各答泰戈尔印度大学的演讲提纲)

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在加尔各答大学印地语演讲的中文提纲)

后记

加尔各答印象记

孟昭毅

印度历史名城加尔各答是我们这次印度之行的最后一站。一下飞机，ICCR的官员已在机场外迎接，我们坐上他们的汽车，飞驰在加尔各答繁杂而忙乱的大道上。不久来到人住的印度斯坦国际饭店。

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和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它地处恒河三角洲，濒临的孟加拉湾是印度的主要港口。“加尔各答”一名来源有好几种说法，源出孟加拉语的“加利舍特拉”，即“加利女神的土地”一说最有文化色彩。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它曾有过140余年英属首府的历史，至今仍是印度东部地区最有影响的城市。加尔各答是印度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有容纳10万多名学生的世界最大的大学之一的加尔各答大学；有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意大利风格的博物馆——印度博物馆；有藏有《阿舒托什全集》限定版及贵重的书籍和副本的印度国家图书馆；有展有多位英国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的维多利亚纪念堂，等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诗圣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出生地就深藏在加尔各答市北部离胡格利河畔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在前去参观泰戈尔故居，现正在筹建的泰戈尔博物馆时，我们穿行在市政规划布局毫不明显，车辆拥挤的街道上，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泰戈尔的画像和雕塑，在各大学及文化机构的室内墙壁上更是如此。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有的道路两边还可以见到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邦执政的象征，不少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车尘中飘扬。终于我们的车穿过一个中央有泰戈尔头像的大牌楼来到一个较为狭窄的道路旁。我们下车时看到不少穿着整齐的学生也刚刚从一个大院落里出来，那里就是泰戈尔故居了。我们按照印度的习惯，脱掉鞋子，沿阶而上来到二楼一个大厅里。展览馆的负责人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她热情周道地让她的属下服务员，几个俊俏的印度少女陪我到各处参观，尤其是泰戈尔出生和睡眠的地方，那种神圣的气氛，庄严的举止，让我们这些客人非常敬佩。临走时，以郁龙余教授为首还和她们合影留念，并将这些照片作为展品的一部分永久地保存在博物馆里。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在泰戈尔旧居久留，心中不无遗憾地踏上了访问加尔各答各个大学和学术机构的道路。

加尔各答作为印度重要的学术中心，大学和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很多，国际交往也很多，在这些地方经常能看到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访问亚洲学会的会议上和午餐时就发现了不少来自英、美、俄等国的学者。大家都很关注印度当代发展中的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在访问加尔各答印度文学院时，我们不仅会见了印度著名学者摩炯达，而且与加尔各答文化界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等进行学术座谈和交流。他们对诸如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官方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毛泽东评价、鲁迅评价、孔子学说评价、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很关注，并表现出极大的认知热情。这充分表现出加尔各答知识界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深刻理解。

加尔各答大学、泰戈尔印度大学、贾德瓦普大学等，对中国著名印度学者郁龙余教授用印地语或汉语发表的讲演题目《中国与印度的史地文化与文学》、《泰戈尔与中国新文学》和《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都表现出空前热烈的热情。他们积极提出问题，互相讨论，态度轻松自然，就像在中国国内讲座时的情景一样。即使是学生也表现出对中国的了解和迫切想到中国参观学习的热望。大家就像多年未见的朋友一样互相询问着各种问题，那是一种互相信任、彼此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般的深情厚谊。

我们住在加尔各答的“泰戈尔艺术中心”，前面就是戒备森严的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所以我们住的又安静又安全。二楼的艺术中心经常有演出活动，巨大的铜制湿婆神像就摆在演出大厅的一道门处。每天清晨都有人在一楼大厅泰戈尔雕像前面的铜盆里的清水里放上花瓣，给人一种清心、洁净的感觉，芬芳的暗香飘拂、弥漫在整洁的大厅里。离住地不远处一个幽静的小院是印度著名的大哲奥罗宾多纪念馆，忠实的信徒在那里尽享他的修身修心之法，我们走进去时也是蹑手蹑脚的，唯恐打扰了他们的宁静。我们访问过的加尔各答贾德瓦普大学的办公大楼就是用奥罗宾多命名的，可见奥罗宾多影响之大。加尔各答是我们访问的最后一站，它虽然没有德里和新德里的那种首府的宏伟气势，也没有孟买那种海滨城市的洋气奢华，但是它给我们的印象是纷繁复杂、突出深刻的。从大道旁的大榕树，到草坪上的花草；从繁华的大商场到狭窄的小径；从普通的民居到各式建筑风格的高楼大厦，面对殖民者遗迹，被殖民者的现实，让人时时离不了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思考。加尔各答不仅表现了印度历史上的矛盾与复杂，也反映出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中印度前进的身影。

P105-107

我这次访问印度成功，和孟昭毅教授的全力支持密切相关。昭毅教授是我多年的好友，都是1946年生人，我长他几个月。除了同岁，我们还是同学。1984年，北京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进修班，授课的有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名家。我因将赴深圳大学任教，也参加了这个进修班，一边学习，一边做些班务工作。昭毅和全国几十位东方文学课的骨干，是这个班的正式成员，他还被一致推选为班长。2010年11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座谈会上，我就和昭毅、铁池，陈融三位教授幸会。二三十年前的一个进修班的学员，竟会有四人在上海碰头，实在是难得。我和昭毅有过长期的学术合作，都是《东方文学史》和《东方文化集成·综合研究编》的主编。

由于有着二三十年的合作，我对昭毅的学养和人品非常钦佩。他长期担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兼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众多职务，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师大“特殊贡献教授”。

这一次，共同的半个月的印度之旅，又让我对昭毅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式的刷新。

2010年夏天，我和昭毅同赴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昭毅问我，寒假有何安排。我告诉他，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邀请我访印15天。他希望能和我同行。因教学和研究需要，他去过中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唯独没有去过印度。印度驻广州总领馆收到我的信函后，即向德里ICCR总部报告。不久，就有了正面的回音。于是，从2月5日我们在广州乘飞机，一直到2月21日在白云机场分手，我和昭毅就一直在一起。这是相识相知深化的15天。

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访印。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是参加第十届《罗摩衍那》国际大会，是一次朝圣之旅。当时，印度政局有点儿乱，我们在农村的会场还要荷枪实弹的士兵来保护。当然，大会开得很成功，各国学者回到德里后，受到了印度总统和总理接见，喝奶茶、吃点心、谈笑风生。我在会上表示，深圳大学愿意召开一次《罗摩衍那》国际大会。于是就有了1996年第十三届大会在深圳的召开。

事隔17年后我的这次访印，所获得的成功，可以说相当圆满，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想象。我们访问了印度几所著名大学，如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孟买大学、加尔各答大学，等等，在那里发表演讲，进行座谈，深受欢迎与好评。我们结识了一批印度的国宝级著名学者和学界精英，《中国印度经典翻译计划》受到热烈响应。访印如此圆满成功，原因众多，例如接待方计划周到，各高校重视，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准备，等等。但是，昭毅的同行与帮助，是绝不可或缺的。

如果没有昭毅同行，我就成了孤客，没有了人气。有了昭毅，再加上正在德里的北大的两位博士生高兴(Binod Sinh)和朱璇，我们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团队。昭毅不但发表演讲，在座谈中妙语连珠，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和鼓励。

我在北大，是学印地语、教印地语的，但是到深大这二三十年来，基本上就没机会用到。所以，这次访印我并没有用印地语演讲的打算。但是，在昭毅的一再鼓励之下，我用印地语就多了起来，在孟买的索菲娅女子学院印地语系，我生平首次用印地语进行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冷静一想，如果没有昭毅的执著鼓励，不是用印地语演讲，效果肯定会有所逊色。从这件事情上，我认识了一个道理：不仅少年、青年需要鼓励，老年也需要鼓励。我就是在老友的鼓励之下，卖了一把力，迈出了给印地语系师生用印地语演讲的第一步。在加尔各答大学的演讲，因师生们表示都听得懂印地语，我就有了第二次印地语演讲。一生二，二生三，有了这两次，肯定会有许多次。最关键是第一次，而这第一次，完全是昭毅鼓励出来的。

除了鼓励之外，昭毅还对我的演讲、座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昭毅是演讲和礼仪的行家里手，曾在学校为学生开过相关的课程。我此次访问，各种演讲、座谈有十多次，单位不同，参加人员情况不同，怎样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对我来说，经验是不足的。多亏有多年老友在身边免费贴身指导，才能善始善终，胜利完成这次文化学术之旅。

对于昭毅的给力，我心中充满感谢，原因有三。其一，我和他原本的打算是，有些会议若他感兴趣，就一起参加，不感兴趣，就自己去旅游。结果他一改初衷，15天里天天和我在一起，一天自由活动都没有。其二，初食印度食物辛辣易上火，他右颊上长了一个小疖，却像无事一样，一直到自愈’，人如其名——昭毅，昭示出硬汉的刚毅。其三，陪人并非易事，功成名就之后陪人，特别是圣贤之后，就更加不易，没有非凡的涵养根本做不到。但是，昭毅天天陪着我，高高兴兴出去，欢欢喜喜回来。一路上，他有许多解释，诸如机会难得，收获殊大，等等。正是这半个月，昭毅在我心中悄然升华了，他不但是一位学识深厚、人品高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旷世君子。

2006年春，昭毅在《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的跋中，写到司汤达自撰的墓志铭，写到王国维为学的三种境界，然后录了一首自嘲诗《六十述怀》：

三十而立时，明德难为馨，

六十甲子际，飞鸿踏雪泥。

焚膏继晷心，席不暇暖身，

逝者如逝夫，难与先人跻。

我读后感到他太过自谦。访印归来我便仿步其韵，作《赠孟教授昭毅兄》诗一首：

孟兄圣贤种，卓荦甲津门。

达己济人志，踵事增华人。

学问三境界，甘苦一生寻。

万千接引佛，君最菩提心。

作为学人，作为同行，作为朋友，昭毅是我永远的榜样，永远的骄傲。没有昭毅，我的印度之行不会如此成功，更不会有这本《天竺纪行》。

郁龙余

2011年3月于深圳大学

2011年初春，我和老友孟昭毅教授结伴访问印度。一切都出乎我们的意料，特别成功，特别有收获。这成功感，等到了第二站孟买的时候，就不能自已了。那天晚上，我做好了第二天的功课，便萌发了写一本游记的念头。于是，我在一张特立登饭店的便笺上，写下了自己的设想，给这本游记取名《天竺纪行》。第二天，在路上我给昭毅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早有此意，书名都想好了，叫“天竺纪行”。说着，他拿出笔在手掌上写下了这四个字。我说；“我的书名正是这四个字。”随即掏出写在便笺上的“天竺纪行”给他看。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我想整个孟买当天最爽朗、最有文化意义的笑声，就是我和昭毅这会心的哈哈一笑了。这一笑，意味着一部无法复制与模仿的学术游记即将诞生。

当即，我和昭毅相约，此书的编写、出版工作以他为主，我配合。回到深圳后，我趁着记忆清新，就赶紧写了《印度国学双璧》、《印度诗人阿啸客》等几篇短文。后来被称为印度国学双璧的夏斯特利和金德尔教授先后访华，我又写了两篇记叙他们的文章。我在印度高校的讲演提纲，比较成文的有七篇，也一并寄给了昭毅。之后，昭毅周游列国进入了大忙季节。尽管如此，他还是忙里偷闲写成了23篇文章，成了这本学术游记的主体。他的文章清新细腻，趣味性与知识性高度融合。通过看稿，我像品美酒一样，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一回，进一步体味到了昭毅教授的学识和文笔。

书中收入了朱璇的三篇文章，给读者带来了另一种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她当时正在德里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普拉萨德教授，完成博士课程。我和昭毅在印度的15天学术之旅，她全程陪同。在德里时，还有朋友高兴相帮，到了孟买、加尔各答，则完全靠她了。她竟像东道主一样，和ICCR的官员一起接引我们。其实，她也是第一次到这两个城市。她一路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孟教授总是“小闺女”、“小闺女”地叫她。尽管她还是个四年级的博士生，但我已经可以这样说，朱璇一定会在将来，给母校深圳大学和北京大学带来殊大荣誉。除了三篇文章，对本书的出版，她还做了许多文稿工作。在昨天的电话中，昭毅同意我的意见，本书作者署名为孟昭毅、郁龙余、朱璇。这样，就有了“第一玉珠”或“大玉珠”的寓意。

通阅书稿，重温印度各界友人的情谊。出书赠书，是我们当下能做到的最好的回报办法。

最后，要感谢北大出版社外语编辑室的张冰主任、李娜责编和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科研秘书王璧老师。没有她们的辛勤努力，不会有此书的适时出版。

郁龙余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