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温情与敬意的旁观者、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解读晚清史最新力作 为什么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改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为什么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迈出了全球化的关键一步？为什么说义和团运动和清廷选接班人有关？坦然面对历史的不完美，坦然面对改革的缺陷与失误，就是历史学应该面对的事情。

《容忍历史不完美》(作者马勇怀)是中国社会科员学研究员马勇近年来重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精粹。

《容忍历史不完美》是中国社会科员学研究员马勇近年来重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精粹。《容忍历史不完美》作者马勇怀揣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从人物性格、背景的细节出发，历史照进现实，叙说为什么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义和团运动与清廷选接班人有关；袁世凯开缺回籍并不简单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而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从而给国人一个完整、正确的概念和一段真实的记忆。

序：重构晚清记忆

容忍改革不完美

当君宪成为往事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寻找大阿哥

海选大阿哥

为什么是端王爷家的

端王爷的无奈

排外与媚外

义和拳缘起

义和拳，起山东

化私会为公举

“新异族”与“老异族”

被抑制的和平

在媚外与排外间徘徊

东亚三国赛

宗藩解体

东北亚危机缘起

中日明争东北亚

晚清当家人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

慈禧太后归政记

恭亲王之死

翁同龢罢官记

袁世凯罢官记

毁誉摄政王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康有为出逃路线

梁启超与《时务报》内讧

以笔搅乱社会的“罪魁”

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的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其实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清廷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廷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廷送进了历史。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大位不可争夺，这当然有助于国家政治稳定。

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镪的政治考量，所以在后来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时，成立责任内阁都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布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的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几年一渡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没有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对立即召开国会，立即宣布责任内阁，朝廷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

朝廷的态度应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国会请愿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藉议局在国会未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的一边，俨然成了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lO年9月30丑，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认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人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一直谈论的朝廷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无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以后，均应该视民力而次序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宣统五年(1913年)召集国会，并在那之前先组织责任内阁。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

然而，朝廷的让步意味着先前“有计划的政治”可以随时调整，也就开启了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朝廷从九年变五年的巨大让步，非但没有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反而启发他们去想，既然可以从九年变成五年，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呢？11月9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递在籍绅士的呈请，呼吁朝廷速开国会。12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奉天省绅民的一个呼吁转报朝廷，强调即开国会设内阁是大局扭转的关键，是防止东三省版图沦为异域的唯一办法。

孙宝琦、锡良等地方大员的建议并没有使朝廷改变主意，但朝廷先前对立宪期限的调整无疑激励人们有理由期待奇迹，相信朝廷最终不会漠视人民的要求。于是各地绅民乃至学生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设内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各样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

当时的中国政治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景观，地方督抚、资政院、帮议局基本与民众站在一起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只有朝廷在孤零零地坚守着宣统五年才能实行立宪的“有计划政治”。

清廷的坚守并不是不动，而是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根据朝廷指示编制了一个修正后筹备立宪的逐年清单，对此后两年需要筹备事宜都有目标明确的具体规定。28日，朝廷公布宣统三年预算案。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收入和支出向社会公布。从这里不难体会清廷立宪的诚意。P9-11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也就是说，大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已有一百年的时间了。相对于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而言，一百年绝对不算短，然而对那段历史，尤其是晚清十年、二十年的历史的研究，我们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得要领。

晚清的历史有些显然被妖魔化了。第一次妖魔化，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他们在甲午战争后发出了政治革新的呼吁，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然而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在1 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不经审判而被诛杀，确实是清廷之过。人们因此也对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粱启超寄予了无限同情。

毫无疑问，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某种程度土滥用了人们的政治同情。他们在那些年，捏造了一些政治谣言，其中最重要也是造成后来理解这段历史出现困难的谣言，就是清廷内部不是存在着两种声音，而是存在着两股政治势力，甚至是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他们推崇和拥戴的光绪帝，他被塑造为改革的化身、进步的希望；另一个则是他们竭力反对和抵制的憨禧太后，她被塑造为政治上的守旧者和顽固派的领袖，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

显然，康有为，粱启超对晚清历史的某些妖魔化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即便是梁启超也在后来有所反省，认为他的那些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实，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宣传，不能作为历史来看。

然而，由于接续政治改良主义的革命派，同样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清政府，因此他们虽然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刻意渲染清廷内部的两种势力，但是他们接续政治改良主义者对清廷的批判，将清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在某些革命党人的眼里，不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顽固派、守旧派，即便那个被改良主义者奉为真理化身的光绪帝，也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丑。

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批判，如果从政治史的层面去理解，应该说是没错的，作为斗争的双方，他们当然要对清政府持严厉的、不妥协的批判立场。然而一百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延续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入对清政府的批判，显然不利于获得历史的真相，只能继续处于云山雾罩之中。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既有成见，从总结先人治乱经验的角度，站在理解与同情的立场上反观晚清，我们可能就会得出不一样的认识，或许就能够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敬畏、敬意与温情。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从1 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强行进入中国，强行将中国拉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中国在屈辱中被迫路上了走向世界之路。经过1860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向西方学习，应该承认大清王朝已经从先前的衰败中走出，正统史学家说那些年是历史上的“同光中兴”，或许稍有夸大，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到1 9世纪90年代早期，大清王朝确实恢复了一些往昔的气势与实力，确实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动辄表示不高兴了。

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其实只是将中国推向一个正常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一个正常国家。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虚骄，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军事冲突，庞大的中华帝国重演了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竟然被东邻小国日本轻而易举地打败。

东邻日本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国最忠实的学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之后，才突然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竟然真的在远东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并一举成为中日战争的战胜国。

对于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的选择，中国人自始就不以为然。聪明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西方的东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更不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的主体性，强调中国之所以学习西方只是适应形势，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纲常伦理等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长之处，这是中国文明的财富，自然不能随便丢弃。所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并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政治体制、改造自己的政治体制。

一个庞大帝国败给小国，实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标、榜样，就是那个素来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小日本”。稍后所发生的“维新运动”，很显然是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像日本那样重构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非常强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中国却希望三年完成，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在1 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有为的焦灼意识使他认为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f 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易暴的强势镇压，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异变和调整。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问的政治故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统治为前提，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于是，在1 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然而事与愿违，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新政、预备立宪，钦定宪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问相继出现，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

当然，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都很难持久地主动变革。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于政治反对派。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着激烈赛跑，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孙中山原本“一个人的革命”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在那十年问，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