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编写的这本《痒》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小说14篇，包括：《柏拉图的洞穴》、《飞利浦牌剃须刀》、《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我不想穿开裆裤》等。这些小说贴近现实，以触摸大地的姿态，书写了普通人在新世纪的现实与精神面前的双重焦虑，以及个体命运的遭遇与变迁。

《痒》为青年作家郑小驴的中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贴近现实，以触摸大地的姿态，书写普通人在新世纪的现实与精神面前的双重焦虑，以及个体命运的遭遇与变迁，再现了一代人的心灵轨迹与成长之旅，表达了年轻一代对人生的质疑，对世界的诘问，对人性的思考与观照。

《痒》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柏拉图的洞穴

飞利浦牌剃须刀

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

八月三日

鬼节

大罪

少儿不宜

像人

能不忆西洲

痒

不存在的婴儿

青灯行

我不想穿开裆裤

香格里拉

一年前，李察从云南回来，带了很多野生的大麻叶子，装了一大袋子，放在后备箱里，一路开回长沙。我们将香烟的烟丝倒出来，然后填上切碎的大麻叶子，深深地吸进胃里。或许压根没有什么作用。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笑话李察，这个傻逼带了一袋野生的大麻叶子，屁用也没有。后来我们就不笑了，的确是有点效果了。我们都有点恐慌。但照吸不误，甚至习惯了这种味道。小面看着我们抽烟，她从不抽那东西。有几次，我想让她尝尝，她犹豫着摇了摇头。我没有强迫人的习惯。我们深夜摸黑去爬岳麓山，隆冬季节，天冷得要命，那辆破雅绅特压根上不了山，李察的破哈弗也打不着火，大家只能弃车而行。偌大的东方红广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座巨大的雕像伫立在那儿，显得宏伟而孤零，他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大口大口地呵着气，一起坐在雕塑下抽烟。李典大声地骂了一句。我不知他在骂谁。小面远远地站在树下面等我们，像看一群怪物一般。我们哈哈大笑，笑声在空荡的夜里传出去老远，有些毛骨悚然。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小面说。谁也没有回应她。这真是一个无聊的问话。就像她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块戴鼻环似的。

“一年以前，我在320国道上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李察开始给我们讲故事。320国道自从高速公路修通以后，某些路段车辆罕至，寂静得出奇。有一段时间，我们选择一段路，去那儿飙车。“那时正是黄昏，路上车辆稀少，是个好天气，落日西沉，我把车速渐渐提了上来。这时发现有一辆贴膜的雅绅特大越野车悄然而至，跟在了我身后，按了下喇叭后，朝我的车轻轻地碰了一下。老实说，我很有些恼火，正准备停车与他理论时，那车猛地超到我前面去了。我们在320国道上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我清楚地看到那人打开车窗朝我竖起了中指。妈的，我后来竟然连他的脸都看不到。每当我超过他想逼停他时，他就撞我车屁股。每次撞得都很轻，分毫之间，恰到好处，他的车技没话说。后来他一直朝我竖中指，与我保持着永远也追不上的距离。我真的想撞死他，哪怕死也不足惜。但是我的破哈弗给不了力，我看着他从窗口扔下一张纸，然后加大油门远去。那是一张画，一位外国青年，留着莫西干头，一侧文着一个青色的纳粹图标，打着鼻环，竖着中指，眼神充满了蔑视，重金属打扮，一副摇滚青年的模样。重新上路以后，我在想他留张画给我是什么意思，想半天也没想出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那画上的人的打扮，怎么和我那么像，连鼻环都是一个款的。我还是不知道那人是何居心，回去后，我就把那事给忘了。”

那幅画，贴在李察卧房的门上，每次见他，都像在朝我们竖中指似的。“你是什么时候文上那个图纹的？”我说。李察不打算说出来，只说，“像吗？”“很像那么回事。”我们纷纷点了点头说。的确有些像，但我们都不知道那幅画上的人是谁。或许说，是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李察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他后来查了大量的资料，甚至想方设法弄来了一部《我的奋斗》放在床头，以供闲时翻阅。事实上，他可能从未翻过，纯粹装逼而已。可不管怎么说，李察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多少已经有了点变化，至少对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是这样。有一阵子，阿典表示过要寻一份工作干干，哪怕是快递员，也可以考虑考虑。他总是爱说，却耽于行动。所以一直到冬天降临，也没见过他兑现。我们从不打电话回家，在白天，也很少手机开机，为的是让家里人找不着我们。至少我们害怕这种被管辖的生活和被束缚的自由。虽然我们内心隐隐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那样的按部就班唯唯诺诺的生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在我们中间，小面明显要比我们有优势，因为她年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她指手画脚。她也乐意如此。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有受虐的倾向。

天知道她是怎么跑出家的。她说她家在郊区有几套房，用来出租，每月的房租就是一大笔钱，留下一套大的，自己住。他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过着鸡零狗碎的生活，天天搓麻将打发日子。”我们都笑话她家是个大地主。老实说，我有些忌妒。她用不着买房，甚至用不着租房。她的离家出走，纯粹是犯贱。冒着寒气，那些日子我带她四处找房子。她想租一套喜欢的房子，然后隐姓埋名蛰居一段时间。鬼知道她喜欢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些天看过的房，没有一套是她满意的。或许这个世界上就没她满意的房。我们开着车，围着岳麓山下漫无目的地转悠。“我的房子就在某个地方，它等着我去找到它。”她总是这样给我打气。“找好房后，你想干什么？”“想养几只鸭子，毛茸茸的那种。”我被这种古怪的念头吓了一跳。她哈哈大笑地说，“鸭子多可爱啊，你们几个都可以去做鸭子。”“去你妈的。”我给了她一下子。只有阿典那个没出息的，仗着自己还有几分姿色，朝自己开涮时说过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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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青年作家发声

谢有顺

多年前我就认为，“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后，一种深刻的文学断裂才真正出现——变革和断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在固有的文学制度里，之前的几代作家，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的，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及网络等新媒体的活跃，在最初那批“80后”作家身上，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不但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而且有土崩瓦解之势。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成了塑造新一代作家声名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甚至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通过博客、微博、读者见面会或媒体宣传等，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读者也能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文学写作重视读者，是值得尊重的选择，读者多与少，能从一个侧面见证他们的写作价值。但是，文学的终极意义，终归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文学关乎人生追问和艺术探索，关乎经验的展开和刻写，以及对人类生活中那些精神疑难的辨识和表达。写作是对这种生活可能性的敞开，也是对一种固化、死寂的现实所作出的孤绝反抗。问题是，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强力压迫下，不少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屈服性，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他们的话语方式、精神姿态极具表演性。有的作者，在媒体前的作态，与他真实的文字水平完全脱节。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小资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成名较早的“80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一旦他们的文学抱负仅仅局限于讲述读者喜欢的庸常故事，并借此获得高份额的市场利益，艺术探索和精神追问很可能就由此停顿。

我想，这不仅是文学的危机，更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危机、一种写作主体的危机。

类似的作品读多了，这样的作者见多了，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代人里，那种经由传统经典浸染、熏陶，苦苦磨练技艺的写作者，难道就真的无从寻觅了吗？

当我的眼光从那些喧嚣的风潮中转离，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一代人中也有新的力量在探索、在成长，“伟大的传统”并没有死去。这些作家，其实也写作多年了，并不新，只是他们之前普遍被文学市场所忽略，被同代人所遮蔽，也被批评界所遗忘。他们没有投合于那种新三位一体的成名捷径，而是和前面几代作家一样，以传统期刊作为阵地，由短篇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慢慢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一点点地经营自己的叙事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80后新活力文丛”这次推出的三位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作家，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观察“80后”这一作家群体的新向度。

我重视这种纯粹的文学向度。

王威廉是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不断拓宽小说的文体边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和赓续。他的长篇小说《获救者》不只是一次文学想象力的冒险，更是思想与人性之旅的冒险。小说充满了隐喻与象征、思辨与哲理，又笼罩在一层梦境般的荒诞中，是一部突破常规、充满奇思的幻想小说。

《获救者》虚构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洞穴王国，叫作“塔哈”，全部由残疾人组成。三个年轻人，在盛夏的阳光中误入塔哈，他们逐级参观塔哈的社会，见识了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还有神秘莫测的领袖。王威廉正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展开他个人关于人类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思考。塔哈王国原本是为了反对地面上健全人的歧视而建立，但实际上“地下”与“地上”密不可分，他们的“残缺”与我们的“健全”也绝非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在精神层面上保持着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不禁令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正是疯癫的存在，才让文明得以证明自身是“文明”的。王威廉在《获救者》中思考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造就，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显示出了他善于在思想上用力的独特气象。他的这种叙事实践，承传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李德南也值得注意。他硕士读的是哲学，现在是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主要以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作为言说方式。这两年，他用了不少时间来研究“80后”文学，也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在《遍地伤花》里，李德南以略带哀伤的笔墨，祭奠渐渐远去的青春，呈现出了“80后”这代人在面临人生转折时恍惚、迷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周克等“失败者”的形象，因承载着复杂的时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李德南的小说有很浓的“学院派”气味，他似乎特别喜欢互文的手法，经常出其不意地引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昆德拉、纳博科夫、大江健三郎、加缪等作家的文本或人物形象，借此拓展小说的张力，呈现现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是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遍地伤花》虽然有一个爱情小说、成长小说的架构，但也不乏对现时代种种精神乱象的揭示、讽刺与批评。阅读这部小说，让我想起格非的《春尽江南》。它们的叙事都冷静从容，不动声色地设置比喻与象征，糅合现实与寓言、诗与哲学，也都以诗人的人生经历作为线索，由此切入不同的社会与精神层面。虽然《遍地伤花》在叙事上不如《春尽江南》那么精致、细腻，但它同样质地不凡。

三位作者中，郑小驴年纪最轻。他在语言和叙事上的天赋，在同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比起一般的作家，他有着更清晰的文学史传承，作品中也贯彻着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立场。和他同代的作家，很多都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他们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化的色彩；他们所苦苦追问的，也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而对于历史，甚至对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甚少有关注的兴趣。郑小驴的写作，却以书写父辈的人生为出发点。近年来，他先后在《山花》《十月》《江南》《西湖》等既传统又不乏先锋色彩的杂志发表了《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这些作品涉及20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看作是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在当下的延续。

当然，郑小驴也在试图处理自己切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比如像《少儿不宜》《痒》《鬼节》《飞利浦剃须刀》《弥天》《柏拉图的洞穴》《不存在的婴儿》等作品，或是写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历史剧痛，或是写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或是写“80后”一代在社会历史更迭中的迷茫与挣扎，笔触细腻，叙事老到，也贯注着很强的批判意识。

在很多作家持续地迎合市场和读者，为时代的风潮所裹挟的时候，这三位青年作家都有志赓续一种“伟大的传统”，并试图用自身的艺术实践来丰富这个传统。这种写作值得期许。他们身上那种独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也证明，现在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而文学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抵达，又不断地重新出发。面对一个总体性已经彻底溃散、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作为个人主义最后的堡垒，它的存在本身便已成了一个象征——过往的岁月告诉我们，这样的象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所照见的，往往是一个时代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内面。

我期待更多这样的青年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定地表达自我，持续发声。尤其是当这些新的写作面孔集中出现在一个平台上时，必然会凝聚成一种柔韧的力量，在改变我们对一个写作群体近乎板结的印象的同时，也展示出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活力。无论他们的文字表情还是精神着迷点，都既新异、大胆，又来路清晰、气场纯正。他们是这代作家中最早自觉接续传统血缘，又最渴望在叙事上寻求新变的，我希望他们能走得最远。

2013年3月28日，广州

作为最年轻的一代作家，他对小说叙事的理解、文字的老到和整体掌控小说节奏的能力，都显示了他小说创作的巨大潜能。他的文字功力和叙事才能让我难以忘记。他改变了我对80后这代人不应有的判断。

——著名评论家 孟繁华

郑小驴还这么年轻，小说就写得如此老练，并且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黑沉沉的力量。他对人性的洞悉深而冷静，但你能感到他有一颗敏感的心。我认为他的最好的短篇，可以同我国伟大的先辈作家鲁迅的作品媲美。

——著名作家 残雪

郑小驴是懂小说、写小说的天才，他懂小说的密码，同时不附和世事的喧嚣，深知文学的标准在哪儿。

——著名作家 阿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