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巴尔特在“研修班”(1968一1969)讲授巴尔扎克。《S／Z》因之问世，这本书为文本与如下定义的解读之间的“区别”进行辩护：“解读文本并不是要赋予它一个(多少是持之有故的，多少是自由的)意义，而是相反，是要评估文本是由什么样的多重性造成的。”
这个“多重文本”的概念，即“施指的星系与所指的非结构性”的概念，促使一切结构化活动突然醒悟到不足之处。随后要做的就是把文本化整为零，成为词位(任意的阅读单位)，从每一个词位当中清理出“所指的转换和重复”，从而建立起文本自身的多重性，而不是文本的某种真理。阅读摒弃一切巨细靡遗的奢望，不再为文本服务，而是“虐待”它，“打断它的表达”，让它发出绚丽的光彩，让义素四散，而不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形成同一个主题的领域”。
巴尔特使用文本的概念与其说与“五月思想”的自由流布有关，不如说同雅克·拉康的教学活动有关(巴尔扎克的叙事《萨拉辛》里的词位就是围绕着阉割组织起来的)，也跟德里达的教学活动有关(《写作和差异》，1966)；不过，或许更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如是》杂志和《符号分析论》(1969)里一直进行的工作有关，即质疑索绪尔的符号帝国及其“描写”——符号学家宁愿要“解释”，即一种“重复的和系统的写作”。
《文本的快乐》(1973)带有这些新的研究工作的印记。心理分析被用于区隔“快乐的文本”和“享乐的文本”；正如巴尔特在别处说过的那样，文本不正是心理分析学所说的一个“陷入欲望的辩证关系中，或者更准确地说，陷入性变态的辩证关系中”的“对象”吗？“快乐的作家接纳文字”(因为快乐可以言说)，“享乐的作家启动站不住脚的、不可能实现的文本”(因为享乐“无法言说”、“被禁止”)。可是，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清楚这两个本身无制约的词项之间不稳定和毕竟很脆弱的对立。其实，谈论“享乐的文本”绝无可能，除非自己写一篇享乐的文本；至于“快乐”，它的效果(功能？)是导致理论“打滑”和防止一种“意义哲学”卷土重来。主体是另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即“我的历史主体”，它在阅读的享乐当中，或者在文化的快乐当中。是心理分析的主体，还是“令人晕眩的分裂”的主体，尼采式诠释的有“多重灵魂”的主体抑或是夸张地重建的“虚构”主体？《文本的快乐》并未回答这些被推到前台的问题，精彩的回答将由《罗兰·巴尔特自述》(1975)做出。
这样，在人们称之为“后期巴尔特”的时期，结构主义曾经打算从“作者”、“创造者”和作家的“自我”等问题中撵走的批评界终于在文本问题的不确定的核心部分找到了主体：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管它叫“过程主体”，《文本的快乐》管它叫“最后的虚构：身份的杜撰性”。根据这位新上司的命令，批评话语本身只能作为从写作的织物剪裁下来的边角料才能存活下去。我们很快就看到，60年代的“诗学”计划的倡导者将在一些有不同中心的运动中渐行渐远，唯一值得提到的例外是吉拉尔·热奈特，他的研究工作，即使是历史方面的(围绕克拉提鲁主义展开的《手势语》，1976；探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大文本导论》，1979)，也始终从属于一个配置了各种形式的理论纲领，而且越来越含有博尔赫斯式的幽默(《新叙事话语》，1983)。
至于巴尔特本人却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更没有研究思想史，这跟开始于《象征理论》(1977)的茨维坦·托多罗夫不同，因为那本按照时序讲述若干“宽泛的理论”的书被认为是朝“符号学史”迈出的一步。P37-38
在“中文版前言：与罗兰·巴尔特同行”里，作者已经交代了这本书的来历和写法，并且谈到了当前巴尔特研究的几个主要方向。相信这些都是中文读者关心的问题。这是一本别出心裁的传记：写法独特，分析细密，用典丰富，甚至体例编排也不落俗套。传奇者，因奇而传，无奇不传。译者认为，对于评论作为散文大家和批评家的巴尔特，这种立意和写法十分适切。当然，这也给翻译带来了较大难度。在原作者的帮助下，译者虽然已经尽力，舛误仍然难免，行文也有待改进。唯盼就正于方家识者。
另一本记叙体的巴尔特传记《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 (路易一让·卡尔韦著，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照阅读。
作者菲利普·罗歇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古典语文专业，现任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指导教授，兼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语文学系教授。他还是法国思想界的重要刊物《批评》的现任主编。其主要著作包括《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2002)、《萨德：压榨机里的哲学》(1976)和读者面前的这本书(1986，1990)。另有合著多部。罗歇教授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大部分刊载于美国《斯坦福法语研究》和《耶鲁法语研究》等学术刊物上。
最后，译者愿向为这个中文版付出辛劳的刘汀和徐德霞等各位编辑表示衷心的谢意。
张祖建
2013年3月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寓所
这本书是1986年在法国出版的，当时罗兰·巴尔特刚去世不久，我正在纽约大学教书。自从他在巴黎街头遭遇不测——被一辆小卡车撞倒——的消息传来以后，我就十分担心，然而朋友们寄来的健康简报却让我安了心。一天清晨，我接到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一个电话，是我的一个在那儿工作的学生打来的。她说巴尔特去世了。我发了火，说了“准是弄错了，不是说有起色吗”之类的话。震惊之余，我决定马上去学校，因为系里对法国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邮件里有个从法国经水路寄来的邮包，正是《明室》一书。书是巴尔特吩咐出版商寄给我的。我刚看完这本书的友情题献，一位同事就跟我确认了巴尔特亡故的消息，同时谈到一些车祸后的情形。巴尔特的最后一本书于我竟然成了天人永隔的辞别之作。
跟我当年的好几位朋友不同，严格地说，我不是“巴尔特的学生”。同巴尔特的关系属于朋辈之谊。友谊是从我的《萨德：压榨机里的哲学》一书开始的。巴尔特慷慨地嘉许这本书，甚至为它写了一篇专文，今见于《罗兰·巴尔特全集》。对于一个年方26岁的青年作者来说，蒙自己最仰慕的批评家亲撰书评，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礼物呢？始于此时的友谊，中断于他的亡故。《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一书跟他的溘然长逝和我的遥祭密切相关。或许，这本书早晚是要面世的，可是，如果没有如此令人痛心的“封笔”，它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书名也许应该稍加解释。很明显，此书不是一个传奇故事，也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尽管为了撰写最后一章，我特意访问了巴尔特生命中的几个重要地点，特别是坐落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的圣伊莱疗养院土圩分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特在此地治疗肺结核。名之为“传奇”，一方面暗指阿拉贡的《亨利·马蒂斯：一个传奇》——那本文笔优美的书也不是传记，而是向挚爱的画家及其画作致以热情洋溢的敬意；另一方面，这个书名昭示着一种解读巴尔特的方式，强调他对小说的热爱，同时尝试描述他对文学的始终未变的炽热和痴迷。
《罗兰·巴尔特传》是巴尔特去世后第一本全面回顾其著述的书。它今天仍然能够引起读者对一些文本的关注；把它们之间的连贯性弄清了，我们才能全面把握它们的意义所及。这本书特意采取散文而非学术论文的形式，问杂几个跟个人回忆有关的片段；甚至有一篇短文是我仿照巴尔特的文风写的，应读作向他的写作风格发出的心领神会的敬礼。
巴尔特曾经是文学结构主义的翘楚、最知名的法国符号学者，恰如翁贝尔托·艾科之于意大利。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转向“文本理论”，结果却强化了他作为当年以《原样》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和政治先锋派理论家的形象。整个70年代，他徒然地脱离了“科学性之梦”，徒然地跟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乃至一切“主义”拉开了距离，因为他依旧被公认为是文学研究的“科学的”和激进的革新者。而且，他去世后的一个时期，在往往把他的著作大大简化的课堂用法里，这个形象照旧出现。实际上，跟巴尔特本人最不相干的恰恰是阅读的“万能钥匙”、批评的“工具箱”之类的说法。
到了1975年，在这个广为流行的“科学的”理论家巴尔特的形象之外，出现了第二个极为不同的形象，令他的某些忠实追随者十分困惑：热衷于自我剖析和自我嘲弄的思想家，擅长讽刺挖苦甚至多疑的美文家。
第二个形象是他本人通过1975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促成的。这是一幅狡黠的思想自画像。《恋人絮语》(1977)及其在读者和媒体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个形象更加鲜明。一度宣称“作家已死”的作家①难道不是胜利重返了吗？甚至有传言说，他有意成为小说家……对于这种假定的改弦更张的说法，记者们趋之若鹜，批评界也为之噪动不已。美国散文作家苏珊·桑塔格一直十分关注法国先锋派，她认为“晚期巴尔特”体现了很有19世纪味道的法国式时髦，把自我剖析和精致文雅合为一体。另外一些人，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在这个认同主观性的巴尔特身上已经看不到他们从前的老师的影子：在法兰西公学文学符号学的讲座里，他竟然不去赞扬他本当讲授的符号学，反而颂扬文学。他还说，假如人类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学科，只保留一门，那么这门绝无仅有的学科就是文学——学科之王。因此，围绕着罗兰·巴尔特的“思想形象”，在他遭遇车祸的时期正逢极度混乱之时。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看法至今未变——巴尔特作品的整体性从来就不是问题，他献身于文学的一贯性也毫无疑问。从喜爱阅读“古典”文本到探索当代写作的新路子，他始终在践行这种献身精神。早在20世纪之初，保罗·瓦莱里就认为“文学为求生而摆脱文学的命运”；巴尔特同瓦莱里有很多同样的担忧，却不屈从于人们宣告的衰落。在他称作对于文学的“撕心裂肺的爱情”里，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整体性和批评作品的勃勃生机，而且至今仍然这样认为。为了证明这个信念，也为了通过将巴尔特的每一个“阶段”置于同一行为的起落变化之下，从而给予其公正的评价，我一篇不落地重读了巴尔特的全部作品——当时《罗兰·巴尔特全集》尚未问世。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可是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从未感到难以担负，而且从中获得的发现令人欣喜。例如，我幸运地找到了巴尔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尼采和悲剧的)。这篇文章他本人早已丢失，也不记得是否发表过。其实，它确曾被发表在一个不起眼的学生刊物上，如今位列《罗兰·巴尔特全集》之首。
以上是这本现在以中文呈献给读者的书的由来；也可以说，这仅仅是它的史前史，因为它的历史将由读者您在阅读中延续下去。它是否已经成了常言所说的陈年老酒，这得由您来评判。我只知道我如今会为它增添什么，那就是，增写一章，专谈青年巴尔特对戏剧的热爱。当然，也加上了一些有关他在法兰西公学所授课程的思考。那些课我几乎一堂未落地都上过，它们在我这本书出版以后很久才形成文字。实际上，当今的批评研究很多都集中在这些曾经长期难以觅得的课程上。
我不认为当今有一种“主导的”解读巴尔特的方式，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方向，尽管国家不同，变化也很大。无论从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写作着眼，大量针对“作家”巴尔特的研究多少取代了针对理论家巴尔特的研究。巴尔特有关影像的著述同样引人注意；《明室》有卓越的深思熟虑，然而对摄影图像并不友善，有趣的是，如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它却成了研习摄影和电影必备的参考书。我们还可以提出人们对“道德学家”巴尔特的明显兴趣，这既是从法国道德学家的意义上而言(例如他评论过的拉罗什富科和拉布吕埃尔)，也是从伦理学思想家的意义上而言的，有时两义兼有。再者，不可忘记，在最后的著作里，深受萨特影响的巴尔特呼吁他所说的“私用现象学”。这一点也很引人注意，特别是在现象学(重新)频现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法国。
2015年将逢巴尔特百年诞辰。其人我们已经失去日久，其著却令人惊讶地依然年轻。当年，无论是文坛还是人文科学领域，他身处几乎一切论争的中心。跟那个时代(笔者那个时代)相比，如今阅读他的大学生诚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只要翻开他的书，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感受到跟我当年一样的震撼，受到同一魅力的吸引，因为这些充满智慧和宽容的作品超乎寻常地开放，远未关闭。
菲利普·罗歇
2013年3月
2015年将逢巴尔特百年诞辰。
《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作者菲利普·罗歇)是巴尔特去世后第一部全面梳理其思想源流的传记。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传主的生前友人，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多方面说明巴尔特对文学事业的毕生追求，究诘其思考的出发点及其观点的嬗变情形；在巴尔特与西方古典文学和当代思潮的关系方面，尤其是其所谓的“理论性”和一些核心概念的来龙去脉方面，作者探幽索隐，下力尤勤。至于巴尔特对待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形象"时采取的一些“狡黠”的做法，作者亦不乏揭示和评点。
这部传记不以叙事性的巴尔特生平为重点，也没有采用学院派的学术话语，而是以立意独特的散文体和细密而幽默的分析见重于巴尔特研究界，《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成为一本绕不开的别致的著作。
罗兰·巴尔特，法国社会评论家及文学评论家，早期的着作在阐述语言结构的随意性及对大众文化的一些现象提供类似的分析。在《神话学》书中分析大众文化。《论拉辛》在法国文学界造成轰动，使他成为敢与学院派权威相抗衡的人物。他后来有关符号学的作品包括较激进的《S/Z》、研究日本而写成的《符号帝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使他的理论在1970年代受到广大的注目，并在20世纪有助于把结构主义建立为一种具领导性的文化学术运动。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这个讲座的第一位学者。
《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作者菲利普·罗歇)是巴尔特去世后第一部全面梳理其思想源流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