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最新著作。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

对知识分子“集体转向”的再思考。杨奎松教授力图从历史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中追索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有宏观认识，也能细致分析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力量、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左支右绌的困境和苦衷。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作者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前言

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 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余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记

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时，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中共，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与中共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因此，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共产党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国民大会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脚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中共，却相信张和中共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毛泽东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的依据，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做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毛泽东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因此，毛泽东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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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

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的情况，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以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是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过语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到的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否恰当，以至于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

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当年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极其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像机器一样每天高速运转，仅有的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以及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尚且常常因此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我们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于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

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肯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精英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在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胁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情和欲，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诱惑或政治压力，说知识分子就能够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抗拒一切，谈何容易。

本书最后成稿时，因为人在美国，故不得不几度委托我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几位在校的博士生及硕士生，如邓阳、谭贺、田武雄、李伟、赵诺、李坤睿、于之伟和邓广等，请他们代我核对并摘录了部分报刊等资料，获益颇多。谨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