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安全的写日记的方式，就是想象斯大林会审读每一个字。但即便是如此警惕，危险依然无法避免。一个不恰当的短语，一个偶然的用词含混，都会导致整个句子被误解。赞扬可能会被理解为嘲弄，真诚的追捧可能会被认为是滑稽的戏仿。既然连最警惕的作者都无法避免各种可能的解释，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日记全部藏起来。眼前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此。嫌疑人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名字叫波利娜·帕什科娃。她的日记本是在壁炉里找到的。本子包在油布里，被塞在烟筒的两块松散的砖头之间。要想取回笔记本，作者必须要等到壁炉里的火熄灭之后，才能把手伸到烟筒里，去摸索日记本的书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精心选择的藏匿地点，导致了帕什科娃的暴露。书桌上一个乌黑的指纹引起了特工的怀疑，并指明了新的搜索方向——侦查工作的一个杰出案例。
从秘密警察的角度看，不管内容如何，藏匿日记都是罪行。它试图把一个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开，而这种分开是不能存在的。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或生活经验可以独立于党的权威之外。因此，藏匿日记是一个特工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犯罪证据。既然日记不是写给别人读的，作者就会放松警惕，比较自由，内容几乎全是主动的告白。发自内心的真诚使得日记成为一种非常合适的评判材料，借此不仅可以审判作者本人，还可以审判作者的朋友和家庭。一本日记至少可以牵连出15个额外的嫌疑人，15条新的线索，比一次最强烈的审问所带来的成果还多。
负责这次调查的是一位27岁的特工，名叫里奥·德米多夫。里奥是一名授过勋的战士，卫国战争之后被招为秘密警察。在国家安全部，他迅速成长起来。简单直接地服从，对自己所服务的国家的信念，对细节的严密关注，所有这些使他受益匪浅。他的工作热忱，来自于对祖国的真诚热爱，而非一般的所谓抱负、雄心，他的祖国曾经击败了纳粹德国。他虽然英俊，却严肃深沉，下颌方正，嘴唇棱角分明，面孔和气质都神似于宣传画中的人物，仿佛随时可以配上一句宣传标语。
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期间，里奥曾经监督检查过几百本日记，仔细阅读过几千件有关反苏维埃煽动罪的追踪记录。就像记得自己的初恋一样，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审查过的第一本日记。他的指导老师尼古拉·波日索夫把这个棘手的案件交到他手上。里奥翻遍整个本子，也没找到什么犯罪的痕迹。他的老师翻阅过后，把目光集中到一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记录上：
1936年12月6日，昨晚，新斯大林宪法颁布了，我的感受和全国所有人一样，即，绝对的、无限的欢喜。
这段明显传递欢乐情绪的句子，令波日索夫感觉不舒服。作者更感兴趣的，是把自己的情感调整到与全国人民一致上。这种空洞的宣告是一种策略和愤世，目的是想隐藏自己的怀疑。一个真正欢喜的人，会在表达自己真实情感之前，使用缩写方式“即”吗？这个问题被波日索夫用在了随后的审讯中。
审讯人波日索夫：你现在感觉如何？
嫌疑人：我没做过错事。
审讯人波日索夫：注意，我的问题是，你感觉如何？
嫌疑人：我感到害怕。
审讯人波日索夫：你当然感到害怕。这很自然。但是要注意，你没有说：“我感觉和所有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人一样，即，害怕。”
这个人后来被判了15年。里奥从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一个特工不要仅限于搜查公然的煽动。更重要的，是要随时警惕那些公开的声明，看看它们所宣称的热爱与忠诚是否能够令人信服。
依据过去三年的经验，里奥轻轻翻动波利娜·帕什科娃的日记。他注意到，作为一位艺术家，嫌疑人的书法很不讲究。从头到尾，她都在用粗铅笔重重地书写，从没有重新削尖过铅笔头。里奥抚摸着每页日记的背面，重重的笔触让人感觉像是盲文的凸起。他把日记捧到鼻子前，一股煤烟的味道散发出来。他用拇指抵住书页，让页码快速滑动起来，发出的声音像是秋天干枯的树叶。他嗅着、盯着、掂量着这本日记，用各种方式检查它，但没有真正地读它。关于日记内容的报告，由一个指定给他的受训者专门负责。最近升职之后，里奥的一部分新工作，就是指导、培训新的特工。他不再是一个新手，而是一名富有经验的指导老师。这些新特工白天跟随他一起工作，晚上陪着他去拘捕罪犯，从中学习，获得经验，直到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工作。
格力高里·塞米柴斯特尼是里奥指导过的第15个特工，今年23岁。他或许是其中最聪明的，但毫无疑问，也是最没前途的。他提太多的问题，同时还对很多答案提出过多的质疑。他遇到有趣的事就笑出来，遇到恼人的事就皱眉头。只要看一下他的脸，你就能猜出他的心思。他是从莫斯科大学招聘来的，成绩优异，出身于科学世家，富于科研才能。相比之下，作为指导的里奥，这方面要差多了。但里奥毫不嫉妒，已经能安然接受自己不适合严肃科研的现实。里奥能够冷静分析自己的智力缺陷，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学生要找这么一份工作，要知道这个职位是完全不适合他的。格力高里和他的工作如此不协调，以致里奥曾想劝说他的学生去另换一个工作。但是，如果突然离职，格力高里就会被审查。这很可能会把他置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格力高里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沿着这条路磕磕绊绊地走下去。里奥觉得自己应该尽可能去帮助格力高里，这是他的责任。
格力高里专心地翻阅着，从前到后，又从后到前，显然是想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最后，他抬起头说道：
——这本日记没说什么。
鉴于自己作为新手时曾有过的经验，里奥对这个回答并不感到意外，但他对自己学生的粗率感到失望。他回答道：
——什么都没说？
格力高里点了点头：
——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即便是缺少明显的挑衅字眼，但日记里没提到的事情，和它所写下的事情同等重要。里奥决定把这样的智慧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他站了起来：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一个年轻人曾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悲哀。那天是1949年8月23日。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格力高里耸了耸肩：
——没什么啊。
里奥予以回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什么时候签订的？
——1939年8月。
——确切地说，是1939年8月23日。这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在条约签订10周年的时候，感到无法解释的悲哀。如果考虑到他没有赞扬打败法西斯的英雄战士，没有歌颂斯大林同志的非凡军事才能，那么这个人的悲哀，就可以理解为是对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恶毒攻击。为什么他只是盯住错误，而不表达自豪的感受？你明白吗？
——也许这一切和那个条约没有丝毫关系。有些时候，我们偶尔会感到悲哀、孤独，或者是忧郁。这种时候，我们又不会去查看日历，看看是否是什么历史事件的纪念日。
里奥很生气：
——也许它和条约没有关系？也许我们没有敌人？也许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国家？也许没有人想要削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揭露罪行，千万别单纯地希望罪行不存在。
格力高里注意到里奥的怒气。他思考着，然后用一种对他来说很少见的外交手腕，调整自己的言辞。他不再表现出对抗，而是用自己的结论做试探：
——波利娜的日记只是她日常生活的平淡记录。就我的能力而言，我看不到有什么情况对她不利。这就是我的观察结果。
这位艺术家正受指派去设计、绘制一系列的公众壁画。因为她，其实也许是每位艺术家，都有可能在作品中隐藏颠覆政权的因素，所以国家安全部正在安排一次例行的检查。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她的日记里没有隐藏的颠覆因素，那她的作品里也应该没有。这是一个小案子，适合新手去做。第一天的工作很顺利。当帕什科娃在工作室工作的时候，格力高里找到了那本日记。在完成搜索、审读之后，格力高里又把日记放回了原处，以免惊动帕什科娃，让她意识到自己处于监视之中。他回来报告之后，里奥有一阵儿曾想，这个年轻人是否还有希望：把黑色指纹作为线索，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在这之后的4天里，格力高里继续维持着高水准的盯梢，投入了过多的、超出标准的时间。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他却没有给出更多的报告，以及任何其他的观感。现在，他却下结论说，这本日记没有任何价值。
里奥从格力高里手里拿过那本日记，在接触的瞬间，感觉到对方有些不情愿。第一次，里奥开始阅读这本日记。初看之后，他也同意日记没有什么煽动性的内容。这种被精心地藏匿在壁炉里的日记，往往会让人觉得有所期待。里奥不愿意放弃，不想轻易判定嫌疑人是无辜的。他翻到最后，开始研究最近的日记，也就是格力高里跟踪她的那5天的日记。嫌疑人描述她第一次遇到一个邻居，这个男人住在马路对面的小区。她以前从没见过他，但他走过来，他们在街上聊了一会儿。她说这个人很有趣，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他。后来，她又含糊地说这个人挺英俊。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了吗？我不记得了。他一定是说了。我怎么会如此健忘？我有些心烦意乱。我希望自己能记起他的名字。如果我们再次遇到，而我叫不上他的名字，他会感到受了轻视。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遇。
里奥翻到下一页。第二天，波利娜实现了她的愿望，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她向他道歉，然后问了他的名字。他说他叫艾萨克。他们一起走了一会儿，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无拘无束地聊天。两个人正好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到了波利娜的工作室，她只好失落地看着他走远。按照日记里的说法，他一走出她的视线，她就开始盼望他们的下次碰面。
这是爱吗？不，当然不是。但，爱是如何开始的？这也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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