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文学、艺术、郊游、友情、背叛、执着、忏悔、放浪形骸、光怪陆离……

人生和文学交融的既晦暗又绚丽的那些时光，那些内心，那些情感。

其魅力穿越一个世纪到达今天而不衰，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阅读乔治·摩尔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本书是乔治·摩尔的一部逼视内心和社会的自传性作品，主要是以他本人在巴黎和爱尔兰的学艺经历为线索，回忆了其本人与巴黎各类性格迥异、艺术观千姿百态的艺术家的交往，并涉及巴黎艺术界的风风雨雨，逸事典故，不同艺术风格之间的冲突；其个人化的评述，也使本书堪称19、20世纪世界艺术的一部个人断代史。人们就是通过这部作品发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屠格涅夫、于斯曼、马拉美、魏尔伦、马奈、德加、瓦格纳等。

第一部 宣言

 第一章 小说家(一)

 第二章 小说家(二)

 第三章 卫道士的恐惧

 第四章 名字的妙用

 第五章 托尔斯泰(一)

 第六章 托尔斯泰(二)

 第七章 托尔斯泰(三)

 第八章 地方色彩与艺术

 第九章 佩特的面具(一)

 第十章 佩特的面具(二)

 第十一章 佩特的面具(三)

 第十二章 巴黎寻梦(一)

 第十三章 巴黎寻梦(二)

 第十四章 巴黎寻梦(三)

 第十五章 什么是艺术

第二部 一个青年的自白

 前言

 第一章 巴黎，巴黎

 第二章 朋友(一)

 第三章 朋友(二)

 第四章 朋友(三)

 第五章 女人和书

 第六章 30岁的女人

 第七章 巴尔扎克

 第八章 新雅典娜

 第九章 一封女人的来信

 第十章 英国人，法国人

 第十一章 体面毁灭了艺术

 第十二章 书海探珠

 第十三章 19世纪的理想

 第十四章 与良知的对话

 第十五章 奇特的出版商

 第十六章 决斗

 第十七章 永远写不完的小说

 第十八章 人生的盛宴已经结束

摩尔：我亲爱的戈斯，看见你真是高兴，而且你的拜访也正是时候，当我告诉你在你开门前五分钟我刚刚停止写作，你就会认识到这一点——你看看，它们都散乱地堆在桌上——我来到这个火炉前(这样的天气根本不需要火炉)想——你以为我会想谁？——当然是想你，我们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却维持了40年的友谊。一定有这么长时间了。

戈斯：

性格不同的人才会走到一起！

难道我们不是像音乐的旋律那样

虽然彼此不同，却彼此和谐。

暮春的火炉很容易使人产生很多梦想，但我更愿意听你说你所想的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艺术，而不是那些没能使我们分道扬镳的表面差异。对你我来说，在过去的40年旱，我们没有一天不思考艺术的神秘。但我不想拖延了。我来只是……

摩尔：你一定不能走，你这次访问是最受欢迎的。今天下午我一直想写作，在过去的两周内，每天下午我也一直在努力写作，总是同一个事情，不停地重复，重复，再重复，结果又总是重新开始。正是我文学上的困惑，可笑的困难，促使我想起你，手里拿着笔坐在那里，你的眼睛凝视着清晰的景象，不时准确而和谐地描述下来，文思泉涌，妙语边珠，出笔成章。我不是看过你的手稿吗，只是偶尔有一两个字改动一下。

P13-14

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是一位被忽视的文学天才。他生于爱尔兰，早期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他在学校读书时并没有按照老师和家长的期望成为一个好学生，而总是被老师分在最差的班级，又总是班里最差的一个，颇感无奈的校长不止一次给摩尔的父亲写信说：“乔治的情形确实很糟糕。”但他同时也想让摩尔的父亲帮他弄清楚一个困惑：摩尔是学不会(could not)，还是不愿学(would not)，因为只要是与书本无关的事，摩尔都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摩尔能够学好任何一种他想学的东西，但任何一种别人给他选择好的东西他都学不好。他对知识的渴求来得快去得也快，像田野里倏忽而逝的风。这是一种谁也不能理解的性格。他父亲常常把他关在卧室里让他专心学习拼写，但这一切努力最终都证明无济于事。他父亲最终放弃了对他的努力，并对妻子说：“乔治只是个Chrysalis(蝶蛹)，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变成一只飞蛾或蝴蝶。”但令他震惊的是，他的儿子虽然不会拼写，却对“平庸的诗”很感兴趣，如雪莱的诗。他天生不会按照别人给他安排好的道路循规蹈矩地走下去，而是不受任何成规的羁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自己的天才，从这一点说，他显然和王尔德一样，是天生和整个时代不合拍的人物。

实际上，摩尔所缺少的就是对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的接受能力．而就是这种缺乏成就了他这样一个独行不羁的天才。摩尔是个自然的文学家，也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有一颗处女般的心，一颗优美绝伦的心，他生命的能量来自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他主张一切都应返回自然，自然才是艺术的源泉，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艺术，若没有艺术，没有源于自然的情感的源泉，人不会变得更美好。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不无绝望地喊道：“眼下的时代是个没有艺术的时代，因为机器正在取代阿波罗的伟大天才，也就是说机械文明正日益取代艺术的灵感。”他对艺术的看法很独特，他认为艺术不取决于和谐与对称，而来自于触觉，没有触觉，就没有绘画艺术、文学、音乐；艺术不在脑子里，而在手上。他的意思是说，人只有先与目然接触，与鲜活有力的自然生命相接触，才能触到艺术的真正源泉，才会创作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正是因此，他向往文艺复兴时期，向往当时天才们的无拘无束的创作活力；他也向往拉斐尔前派，向往罗塞蒂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他还不无自豪地宣称：技匠成为时髦的时代不会久远，虽然目前自然与艺术的和谐暂时消失了，但不久这种和谐就会出现。

1869年摩尔移居伦敦后，开始尝试绘画，并流连于各种美术展。但对摩尔的人生观、艺术观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巴黎学画的十年(1872—1882)。这十年间，恰是法国唯美颓废主义艺术思潮荡漾恣肆之时。这股唯美之风后经佩特传入英国后得以发扬光大。佩特宣扬美有无上价值，要“为艺术而爱艺术”，一批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作家、艺术家群起呼应，先有1848年成立的英国的拉斐尔前派，至19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其代表是以王尔德为首的一批作家、画家，如斯温伯恩、西蒙斯、道生、乔治．摩尔、约翰逊和比亚兹莱，他们以《黄面志》和《萨伏依》(The Savoy)两种杂志为中心，招摇过市，特立独行，呼朋引类，此唱彼和，把世纪末的欧洲文坛搅闹得有声有色，色彩纷呈，形成了19世纪90年代英国文坛的一大景观，人称“紫红色十年”(mauve decade)。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摩尔形成了以唯美主义为主，兼顾其他艺术风格的艺术特点。在这十年间，他还广泛结交巴黎文人名士，包括爱德华·马奈、克劳德·莫奈、爱德加·德加、卡米尔·毕沙罗、奥古斯特·雷诺阿、埃米尔．左拉，其中尤与马拉美最为相知。他称马拉美为文坛圣人，说他一生中从未嫉妒过一个人，没有说过一个人的坏话，从没有愤恨和不满。他在巴黎的艺术圈子里，地位就像耶稣死后的彼得和约翰一样。马拉美在当时已是声名鹊起的象征派诗人，摩尔与他志趣相投，从中不难看出他的艺术旨趣。

巴黎十年学画，用摩尔的话说是在作画上一事无成。他虽然喜欢绘画，但最后意识到自己无法凭绘画立身，于是开始转向写作，并很快在文学上初露锋芒。在巴黎期间，他出版了两本诗集：《情欲之花》(Flowers of Passion，1878)和《异教徒诗集》(Pagan Poems，1881)，并将自然主义文学介绍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除此之外，世纪末文学思潮对摩尔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最早的两部小说《现代情人》(A Modern Lover，1883)及《演员之妻》(A Mummer’s Wife，1885)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它们因为直率、大胆地描述了性爱而被视为不道德的作品。在文学上如鱼得水的乔治·摩尔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诗、剧、评论、自传等。

十年学画的经历和知识，虽然没让摩尔成为一位画家，但仍使他获益匪浅。之后他不但凭依这些绘画知识做过报纸专栏的艺术评论家，而且还在1893年出版过《现代绘画》(Modern Painting)一书。1899一1902年间，英国发动对布尔人的战争，摩尔为表抗议，于1899年离开英国返回爱尔兰。摩尔从小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当他返回爱尔兰时却变成了清教徒，并投身于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突出的成就是筹建了爱尔兰国家剧院。对摩尔来说，在爱尔兰的岁月是怀旧的岁月，其著名的三部曲《致敬和告别》(Hail and Farewell，1911—1914，包括“欢迎”、“欢呼”、“再见”)，就是对自己以往生活的坦率的自我揭示。1894-1911年间，摩尔回到伦敦，其间又出版了两部小说集《独身者》(Celibates，1895)、《处女地》(The Untitled Field，1903)以及小说《伊维琳·伊尼丝》(Evelyn Innes，1898)及其续篇《特丽萨妹妹》(Sister Theresa，1901)和回忆随笔《回忆印象派画家》(Reminiscences of theImpressionist Painters。1906 o在伦敦的日子里，摩尔还被称为文坛圣人，但不是因为他在宗教方面作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圣绩，而主要是因为他出色地创作了一部以耶稣为题材的小说《凯里斯溪》(Brook Kerith，1916 o他的其他一些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集《说书人的假期》(A Story—Teller’s Holiday，1918)，随笔集《埃伯利街谈话录》(Conversations in Ebury Street，1924)，小说《爱洛伊丝和阿贝拉》(Heloise and Abelard，1921)，剧本《创造不朽者》(The Making ofan Immortal，1927)等。

在摩尔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正是法国以左拉、福楼拜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日盛之时，摩尔幸逢其世，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自然主义文学所提倡的以不动声色的平实笔触展露生活中的脓疮和悲哀的写法，尤其投合摩尔的口味。他一气写了很多明显受到左拉影响的小说，如《麦斯林一剧》(A Drama in Muslin，1886)、《纯粹偶然》(A Mere Accident，1887)、《春日》(Spring Days，1888)、《迈克·弗莱契》(Mike Fletcher，1889)、《空喜一场》(Vain Fortune，1891)。而他被公认的一部最优秀的作品——1894年出版的《伊斯特·沃特斯》(Ester Waters)，也是自然主义小说。这部小说至今仍是英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使摩尔可以毫无愧色地立于英国最伟大的作家行列。

但摩尔并不纯粹是自然主义作家，其艺术观主要是唯美主义的，而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可以说是英美意识流小说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我追逐自己的思绪，犹如孩子追逐蝴蝶。”他1889年发表的《迈克．弗莱契》，通篇充斥着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只是偶尔有几段间接叙述穿插其间。可惜的是，现在人们谈到意识流时只知道普鲁斯特、乔伊斯、沃尔夫，而忽略了摩尔这位开拓者的功绩，这是不公平的。

不容否认，对其同代人来说，摩尔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批评家甚至视其为“在世的英国散文作家中的大师之一”。不但他自己所属的文学小团体持此观点，一些著名的批评家也不掩饰对摩尔的赞美，只遗憾摩尔去世之后，这样的赞美就逐渐减少了。关于谢立丹、盖斯凯尔夫人、王尔德的传记在英国一出再出，甚至一些法国作家和德国作家的传记，也都如雨后春笋，而对摩尔，英国的批评家似乎慢慢淡忘了他，更不用说肯定他的文学价值了。这实在是英国批评界的耻辱，因为摩尔的文学声望，是建立在对其作品和经历的贴心领悟和体会的基础之上，而如今的批评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这样做了。

当然，摩尔的为人遗忘与他一生结怨太多也有直接的关系。叶芝、哈代、亨利．詹姆斯、康拉德、惠斯勒，这些名人都先后成为他的“文敌”。叶芝视其为“空心萝卜”，叶芝的父亲称其为“老恶棍”，惠斯勒有一次甚至把摩尔从自己家里赶出去。摩尔为人诟病，与他被视为“冷血动物”有关。他行事待人比较冷漠，这自然也被看做是没有人性、可恶。一位匿名者在卡拉湖中的小岛岩石上为摩尔刻下这样的墓志铭，以提醒往来的游客：摩尔为艺术“抛弃了家庭和朋友”。

的确，摩尔性情多变。对友谊和亲情忽热忽冷。他可以完全无视昨天的承诺，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抛弃自己的观点和感情，更不用说朋友了。他是典型的“过河拆桥”者，对朋友也是只取己需，实利为先。这种性情用于文学尝试，促使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几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每一个主要的文学和艺术团体里都能看到摩尔在进进出出，但都不长久；而用这种方式对待朋友和他人，就自然失之偏颇，导致文敌环伺了。

实际上，有时连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他有时把自己看成一位拉斐尔前派成员，有时是颓废主义者，有时是象征主义者，有时是自然主义者，有时是易卜生的信徒，有时是意象主义者，有时又是印象主义者。他一生的创作表现出了至少七种明显的文学风格。虽然他晚年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摩尔的这种易变性使王尔德很是鄙视，这位格言大家送给摩尔这样一句嘲弄性的格言：“摩尔在公众中接受教育。”摩尔的这种机会主义与世俗也使其他一些人大为光火，甚至讽刺他“什么也不是”，说这话的就是他的哥哥莫里斯。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有人认为摩尔的这种性情恰恰说明他有一种“自新的激情”，称他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艺术家和作家中一个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他的一生，就是无与伦比的探索美的旅程，比萧伯纳、威尔斯，甚至乔伊斯和叶芝的探索都还宽广，虽然就某一种探索来说，他都比不上他们的丰富。

而实际上，摩尔确是一位坚定而务实的探索者，只不过他性格中彼此冲突的各种冲动让他有时言行失常。他是一位把探索看得比实践本身更重要的艺术家，因此有人抱怨他滥用了自己的天才。他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既承继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痛苦的死亡，也承载了新时代痛苦的诞生。他的一生，概括了整个过渡时代的主要欢乐与痛苦，他比王尔德和比亚兹莱更能代表那个时代。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与他的小说、戏剧等相比，摩尔自传式的作品或许更为人所知。他发现自己具有让别人难以忍受的性格后曾试图控制这种性格，但发现无能为力，于是他就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总刺痛别人，结果却发现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地研究自己的性格，并且意识到把自己的性格写出来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主题。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自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自己人性的善与恶。但读完他的这些自传性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他实际上算不上大恶者，充其量只是一位有轻微的“作恶”欲念并尝试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恶行”的人，与纪德和王尔德这样的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喜欢将自己的“忏悔”与卢梭的忏悔相比，这当然是自夸，但不容否认的是，从他的回忆录中，如《致敬和告别》、《一个青年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Young—Man，1888)、《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Memories Df my Dead Life，1906)等，人们都能够找到他那个时代很多文人、艺术家的人生肖像，而这对文学史的价值则是不可估量的。虽然英国读者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他对英国文学的近乎武断的评价，如，“英国小说时而轻浮时而浅陋，时而感伤时而博学时而华丽，但从来不严肃！”“英国小说陈腐不堪，法国和俄国的小说表现出更高的教养。”但不知有多少英国读者就是通过他的这些作品对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狄更斯、笛福、斯蒂文森等耳熟能详的作家多了一层贴心的领悟，并在英国文学之外发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屠格涅夫、塞万提斯、托尔斯泰、于斯曼、魏尔伦。而他对马奈、德加、惠斯勒、莫奈、毕沙罗等人的赞美，与这些艺术家日后所获得的赞美相比虽显单薄，但其敏锐与前瞻，毋庸置疑。

《巴黎，巴黎》堪称摩尔艺术趣味的宣言书，表明了他对同时代的最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态度。全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宣言》，第二部《一个青年的自白》。本书不是乔治·摩尔一生的自传，只是他青年时期的传记，是他从对艺术懵懵懂懂的向往到形成自己独特艺术个性的生活经历的记录，主要回忆了他在巴黎和爱尔兰度过的艺术人生。他以自己的眼睛观察巴黎艺术界的风风雨雨、轶事典故、文学艺术流派，忠实地记录了他与当时著名作家、艺术家的交往及对他们作品的评价，其中涉及的文学、艺术流派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现实主义等。与此同时，他还回忆了自己年轻时代所经历的感情和人生观的动荡。通过这部作品，读者不但能了解乔治·摩尔的思想成长历史，而且还可以了解整整30年的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

乔治·摩尔是在20世纪初与英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一起到达中国的英国作家，虽然他没有像王尔德那样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唯美主义思想。当然，乔治·摩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并不很大。实际上，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期间，摩尔几乎是个无人问津的英国作家。直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他才受到某些中国作家的青睐，尤其以邵洵美为主的“狮吼社”对他的介绍最为卖力，其中又以邵洵美为最真心的崇拜者。正是出于这种崇拜之情，邵洵美在主持《狮吼》和《金屋月刊》两个刊物期间，对乔治．摩尔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集中、系统的介绍。1928年8月16日，在《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上，邵洵美发表了《纯粹的诗》一文，对乔治·摩尔的纯诗理论作了详细介绍。稍后，邵洵美又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信》(1928年11月《狮吼》第9期)；回忆录《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片断)(1929年1月《金屋月刊》第2期)，1929年5月，他又在金屋书店出版了这个中译本；小说《和尚情史》(1929年2月《金屋月刊》第2期)；在1930年6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1卷第9、10期合刊号上。邵洵美还发表了“George Moore”一文。除了邵洵美之外。其他人如曾虚白、费鉴照、招勉之等也都对乔治·摩尔有所介绍，但都不如邵洵美那么专心致志。所以说，乔治·摩尔能为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主要得力于邵洵美。当然，乔治·摩尔对邵洵美的创作也难免会产生影响，邵洵美曾在《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搬家》，郁达夫读过之后致函邵洵美。称这篇小说“大有George Moore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这一类东西，希望多多出现，可以转换转换风气”。(《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7期，“狮吼信箱”，1928年10月1日)邵洵美与摩尔亦有书信往返，邵洵美在《纯粹的诗》中谈到摩尔曾寄给他“一册最近由Traveller Libraty出版的The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增订本。我去谢他的信，大概已收到了”。两个月后。徐志摩在从欧洲寄给邵洵美的一封信中也说：“我已见到George Moore，他叫我代他问候你。此老真可爱。我但愿能将他的有趣的谈话写出来。”(见《狮吼》第9期，“金屋谈话十则”栏，1928年月10月)

然而，自此之后，作为颓废作家的乔治．摩尔就慢慢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直至我们又能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乔治·摩尔才和其他英国唯美主义作家一起重新受到我们的关注。摩尔的重要作品如《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埃伯利街谈话录》、《19世纪绘画艺术》、《伊斯特·沃特斯》等先后被翻译成中文，一些研究论文也相继出现。虽然对摩尔本人来说，他的实际文学成就和他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成正比，但毕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摩尔的作品里，我们不难听到他发自内心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对自然美的向往。这是一位被忽视了的天才的真正的心声，对这样一位把一生都贡献给写作，感性和感情都很浓郁的作家，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阅读。

孙宜学

2010年7月7日，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