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物理学家
陈复加
2013年，曼彻斯特大学宣布其物理系新生的入学成绩大幅提高，超过了剑桥、牛津以及帝国理工，成为英国大学入学要求最高的物理学科。除了成绩，该校的女生比例也有提高的趋势。学校承认，本校物理学教授布莱恩·考克斯的个人光环对此不无帮助。
考克斯是当今世上唯一曾做过真正摇滚歌星的物理学家。他在大学教授物理系一年级的《量子物理与相对论》课程，颇得学生好评。他发表过超过六百篇物理学研究论文，还曾出过排行榜第一名的摇滚单曲。在1997年英国工党竞选主题曲Things can only get better一曲中担任键盘手。
小时候，考克斯并非物理数学的天才少年。高中毕业时，他的A-level（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数学科目成绩为D，只比不及格高一个级别。那时，没人对这个孩子的学业发展抱有多大期望，他也顺利展开了自己的音乐事业。
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他很快通过熟人进入一个爱尔兰摇滚乐团。17岁，考克斯身着黑夹克、眼神不羁、长发飘飘的照片出现在舞台和专辑封面上。然后，如同当年的很多乐队一样，这支乐队解散了。
空档期，他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又找了个摇滚乐队做夜间的兼职录音师，收入为每晚20英镑。馅饼再次飞来，乐队忽然得到一个为电视节目制作音乐的合约，急需一名键盘手。主唱转头一看，18岁的录音师考克斯自告奋勇地向他举手示意。
新乐队名为D:Ream，3年内成了西方世界人尽皆知的著名乐队，单曲还上了英国单曲排行榜第一名。不过，虽然星运大好，大学里的考克斯还是得从头学习数学与物理，以补上科学课程的学分。大二那年，乐队得到一个全球巡演的机会，即将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考克斯却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留在大学里完成学业。很多年后，他说：“探索宇宙的奥妙比演唱流行音乐更激动人心。”
用了4年时间，凭借一篇《大动量转移时的双衍射裂解》，考克斯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他继续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进行大型强子对撞器之超环面仪器项目（ATLAS）。他的工作是为宇宙的早期模样拍照。
当然，考克斯的最大魅力并非来自他的研究。身为一个有过5年音乐生涯的流行歌手，他乐于向公众展现自己的科学工作，也善于这么做。他拍摄的关于宇宙的纪录片拥有百万级的观众。通过在电视广播中频频露面，考克斯帅气的脸庞与磁性的声音几乎成了英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代言人。英国喜剧演员维克·斯通公开在《镜报》上宣称：“考克斯教授非常性感……我深深被他吸引。”
当然，考克斯觉得做物理研究与做流行音乐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他的愿望之一是：“人们可以如享受音乐及其他流行文化一样，享受科学知识与探索知识的乐趣。”他喜欢《生活大爆炸》，并认为这部电视剧让大家觉得聪明有才学也是很酷的。
这一切，就像15年前，他对着自己的听众唱的：“你可以走我走过的路，你可以穿我穿过的鞋/我正在歌唱，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P119-121
我们不能说中国人不懂生活乐趣，不会挑战庸常人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的游戏精神不强，寻找乐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说，在一个长期奉行集体主义、迄今仍在大力提倡中庸之道的社会环境里，要想培养出万水千山我独行的人格气质，实在很难。
——万静波 《南方人物周刊》常务副主编
年岁渐长，渐渐明白活得步入窠臼有多难。成长于我，就是不断丧失可能性的过程。二十出头的年纪，可以今天决定要改吧职业方向，明天就坐上开往陌生城市的飞机。而如今的自己，再做出任何决定，难免瞻前顾后，残存的勇气和冲动，早已拗不过患得患失的那点算计。再逢这种时候，看看这些“异人”，竟也会被不自觉地鼓动起勇气。我经常在想：生活把他们怎么了？他们为何以这般逻辑面对人生？而这些，随后都变成了我自己对抗庸常的秘密武器与抵挡痛苦的糖衣药丸。如今的我还能抱有一两分“混不吝”的自由放纵气息，不能不说与见识过这些千奇百怪的人生有关。
——马李灵珊 《GQ》记者
代跋：异的大小乘
杨波
完全地物化个人，是社会对人的管理一直企图达到的理想境界。按法家慎到的说法，在这一境界里，人人皆“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当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建立了精确的度量和标准后，个人只需将其全部生活交付给模具即可。个人不必考虑任何问题，也失去了昕有建立自我的根据．或许没什么情趣和快乐，却也一定没有悔怒及忧伤。这是比老子“圣人之治……常使人无知无欲”更极端的社会学，不仅逻辑畅明，且行之有效。我们此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管东方西方，不管什么制度，其实都是这种社会学程度不同的返照。
人与人本生来不同，却如前所说，正因为社会矢志于要将昕有人都锤塑成同一个人，乃至同一块石头，才有了异人这一说法。之所以这种人人“弃知去己”的社会迟退没有纯粹地实现，一是缘于每个人的际遇不同，这令人们在处世和接彻上难以保持完备的一致；二是因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就有股要与众不同的抗争力，一种与自私同胚一胎的自我意识，这意识尽管遭到社会管理者的反复碾斩，却没有齐根泯灭，一有机会就报复股地张扬起来。这么说来，每个人都有成为一个异人的本钱。
异人，即异于平常大众的个别人。我姑且将之分为真伪两种。真异人通过自己异于平常大众的行为或思想对后者的价值体系做出挑衅、妨碍乃至颠覆。伪异人则仅止于异于平常大众，甚至是为了讨好、完善、装饰这个社会一一譬如绝大多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此外，每个马戏团都有许多扮演小丑的侏儒，若将马戏团喻为社会，这些小丑就是伪异人。
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者和侏儒小丑，社会获得了猎奇和休闲的享乐，他们的异常之处也不会造成任何蛊惑与策动；同样，因看到一个人用阴茎拉动了一辆载重卡车于是也想这么做的人亦属于伪异人。因为真异人不仅能满足你的猎奇心，还会让你心乱如麻、夜不成寐。老子、释迦牟尼、伽利略、卢梭、达尔文、马克思……他们用其异常撬动的是社会为万事万物业已制定完毕的量度和定义，令其牵一发而动全身地乱了套。他们不满足于一己之异，而要将之变为传染病。当然，这传染病即便蔓延到将旧世界翻了个个儿，也只不过是为社会建立了一套新的标准而已，是从月一个角度，以月一股力气，换另一种口气，将每一个个体“弃知去己”罢了。
据说，林肯患有抑郁症，贝多芬患有躁郁症，米开朗琪罗患有自闭症，达尔文患有幽闭恐惧症，牛顿则患有多种精神疾病……不仅这些名人都是精神病，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精神病就是我们从那些真异人处获取传染病毒的基因。
这既不值得庆幸，也不值得惋惜。有个童话讲一名反人类者向井水里下了致傻药，村人喝了后都变成了傻子，然后皆认为下药者才是唯一的傻子。他们要烧死还是驱逐傻子不记得了，总之，该反人类者为了活下去只好自斟自饮了一杯。致傻药不止一种，不同的异入向同一口井及同一批人下不同的药，这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一个人类体系中，某人乍现的异常毋宁说是社会整体从这种异常迈向那种异常的苗头。你很难想象过去中国的多数父母会将女儿的双脚弄残，还有人在乳头上鲜血淋淋地別毛主席像章，将他们放在今天就是货真价实的异人，但正当时不仅是正常的，且是值得学习的。
所以，异不异并没有一个合乎一切历史阶段的标准，只是我们都想努力与自己所处时代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因此，书中提到的英国最老的卖报人、9O岁的查理·雷诺兹之所以被当做异人，倒不是因为他可以将这份工作坚持到很老，而是他所坚守的传统在今天已经过时甚至被淘汰，因而显得异常。在网络媒体快要颠覆整个传统媒体的当下，卖报人当然不合时宜。
人类自古就将自利献给了众利，将个人自由连根拔除，扔进了社会契约的烩菜里。为了群居，个人除了一条命，什么都交出去了。于是，彻底的异，或者说最为人所乐道的异就是离群索居，或曰隐居。隐居者自古有名的很多，在中国有陈仲和陶渊明，在外国则有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一一本书也举了大卫·伯吉斯的例子。
我曾写过一篇比较中西方摇滚乐史的文章，庆幸中国摇滚这20多年来不仅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例子，竟连个失踪者都找不到。一名不服气的渎者反驳说，郑钧最早的吉他手在北方某个冬天只穿一件衬衫推门而出，至今杳无音讯(此事笔者未考证)。这位吉他手当然是异人，且也不好称之为伪异人，按佛教大小乘的分法，可将之归于“异己不异众”的小乘一派。即，若陈仲仅是去做吃土喝黄泉的蚯蚓，而没写下那本向众人解释他为何这么做的《於陵子》；若梭罗穷其一生仅去研究怎样才能令橡果得以下咽且不便秘，而没写过《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他们也不过是异的小乘。
被迫离群的鲁滨孙当然不是异人，他是人类文明无法再合格的标志物。陶渊明之流解甲归日式的隐居，其田园美学正源自社会的训诫和诱逼。我们虽不能因此说陈仲和梭罗就没有受到过社会的训诫和逼迫，但他们的隐居是为了避开人，而不是基于人，他们对文明的态度是反对，而不是反应。松尾芭蕉有首俳句：“吾之风雅，乃似夏炉冬扇。”瞧，跟陶渊明一样，逆众和特立竟成了一种风雅和显摆。
不管怎么说，异总归是一种能够让个人意志从群体的大熔炉里探出头来喘口气的办法，即便它看上去是一种风雅和显摆，其本人的生活至少会因此变得足够精彩。例如阿德里安·格雷，造化令他罹患了一种奇怪的过敏症，电、电视、笔记本甚至手机都会让他头疼恶心，不犯病的唯一办法是远离现代生活和主流社会，这让他因祸得福地去探索大自然本身的美一一他能不用任何黏合剂只靠寻找石头本身的重心而将石头垒叠起来，从而完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如今，他的过敏症已痊愈，他却不愿再回到人群中去。一个真正的异人由此诞生。
序：对抗庸常
马李灵珊
2009年夏天，我去《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实习，没什么活儿干，闲得发慌。时任“后窗”栏目编辑的黄亭亭有天MSN我：有个新栏目“异人”这周没人写，你试试？
我赶紧回复：好啊。稿子交上去，她说挺好，让我取个笔名。我正在电影院看《麦兜故事2》，顺手回她，就叫“麦小兜”吧。
没想到，从那期开始，我连着写了三年“异人”。中间有段时间痴迷日剧，还把笔名改为“雨宫萤”，两个笔名交替使用。三年中，我从大学毕业，进入《南方人物周刊》工作，北上京城，编辑也从黄亭亭换成了翁倩，一直写到我离开《南方人物周刊》，才算正式把“异人”这个栏目交付出去。
《南方人物周刊》一年出版48期，换句话说，一年要发掘48个“异人”。刨去三年中我因事未写的期数，少说也在我笔下见证了一百多个奇特的生命。假冒乞丐的百万富翁、旅行全球举行66场婚礼的恩爱夫妻、住在停尸房里的一家人、独臂钢琴家和梦游中的画家……每每写完新一期异人，最常生发的感叹就是造物奇妙，给予生命无穷可能性，准许我们尝试不同的活法。心向往之，身子也不禁飘飘然起来。有时也会惆怅——人家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儿，我却还窝在一方小小书斋里，眼巴巴地羡慕嫉妒恨。
身为射手座，我不大算是个有耐性的人，唯独“异人”，写来写去也不厌倦。盖因它有趣又包罗万象。符合“异人”栏目标准的人，大半都无拘无束，活得恣肆，既有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愣头青，又有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才另辟蹊径者。细细论起来，他们都不符合现在流行的成功学标准，却都快活得很，就算被质疑和嘲讽，也满不在乎。
年岁渐长，渐渐明白活得不入窠臼有多难。成长于我，就是不断丧失可能性的过程。二十出头的年纪，可以今天决定要改变职业方向，明天就坐上开往陌生城市的飞机。而如今的自己，再做出任何决定，难免瞻前顾后，残存的勇气和冲动，早已拗不过患得患失的那点算计。再逢这种时候，看看这些“异人”，竟也会被不自觉地鼓动起勇气。2012年夏天，我写到一个老头儿，40岁的时候把自家卧室改造成了《星际迷航》里的船舱，50岁生日又把破船改建成了一艘潜艇。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完成了我孩提时代的梦想。”在我看来，他简直牛逼闪闪周身放光芒，胜过一切富商巨贾政要显贵。人到老年，仍有初心，这太高贵了。写完那个人后，我很快勇敢地做出了一些决定。两年过去了，我很感激他。
这么多“异人”里，有一个人，我常时不时地记起。他叫杰夫·拉格斯代尔，你会在这本书里找到他的故事。其实无甚稀奇，也并不富有挑战，你只需要有一部电话和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复制他的经历——接听全世界陌生人打来的电话。10个月里他接听了65000个电话，人们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同样孤独，即使身处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每天也要与无数人擦肩而过，终究只能靠拨通一个陌生的号码来倾吐心声。
我对这个故事心有戚戚焉。大概是因为我与我的朋友们，身处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多半都是自己所身处的都市中的外地人。总有心力交瘁之时，举目无亲之刻，裹足不前之困，却也只能选择挨过去。告诉身边人，一是会暴露自己的脆弱，二是会打扰别人。现代社会，不给别人添麻烦几乎是最大的美德与通行证。但我也常常是在受过打击后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写作“异人”的三年，常觉得是种幸运。读者诸君未必会有耐心兴趣体味所有这些人的人生，翻一翻就过去了，我却必须认真思考，他们何以以这般逻辑面对生活。而这些，随后都变成了我自己对抗庸常的武器与抵挡痛苦的糖衣药丸。到如今还能抱有一两分“混不吝”的自由放纵气息，不能不说与见识过这些千奇百怪的人生有关。
我并不是这本书里收录的所有文章的作者，原本不适合做什么总结发言，但还是要斗胆代所有作者感谢一下《南方人物周刊》及先后负责“异人”栏目的两位编辑，黄亭亭与翁倩。因了这本杂志对有趣的追求和两位编辑的认真负责，才有了这一栏目的生生不息。
虽然人类社会对于幸福和成功的定义迄今为止仍然单一乏味，但总有一些“异类”无惧世俗目光和压力，勇于实践独特的生存法则。《南方人物周刊》的“异人”专栏记录了这些真实的非典型生命体验，提供了一份“活法儿大全”。南方人物周刊编写的《异人志--他们还能这样活》从中精选了58种活法儿，展示了生存之上，生活的无数种可能。这里有假冒乞丐的百万富翁，有旅行全球举行66场婚礼的恩爱夫妻，有住在停尸房里的一家人。这些“异人”，都不符合流行的成功学标准，却都快活得很，就算被质疑和嘲讽，也满不在乎。
在当今中国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在渴望成功，中国人的“累”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异人”则呈现了另一种可能——生活可以很好玩，生命可以很丰富，我们不必屈从主流，我们无须疲于奔命，依然能活得有滋有味。
是他们太另类，还是我们太正常？《南方人物周刊》十年巨献，“异人”栏目首次结集。在一个常态的社会，每一个“异人”都是正常人；在一个变态的社会，每一个“正常人”都是异人。南方人物周刊编写的《异人志--他们还能这样活》告诉我们“异人”们其实活得有滋有味，胜过一切富商巨贾、政要显贵，牛逼闪闪，周身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