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有没有普遍规律？中国城市化是尊重世界规律，还是以“国情特殊”为由，置普遍规律于不顾？文贯中编著的《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提出要从“国情”出发，避免步拉美国家后尘，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当前为“国情”量身定制的土地、户籍制度已造成经济／社会双重结构扭曲，体现为贫富差距巨大、贪污腐败等严重后果。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踩着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脚印，通过发展内生型城市化，越过重重陷阱，实现民富国强。

文贯中编著的《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谈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经济／社会话题——新型城镇化。开篇直指中国城市化的“畸形发展”现状：对农村地区“化地不化人”；城市自我现代化，接受外来人口提供的劳力，但决绝他们的进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贫富差距日益加深等现实问题。而后，作者提出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双重扭曲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应改变本是权宜之计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废除桎梏农村人口发展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排除农村人口遭到的歧视。最终，中国应尊重全球普遍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借鉴“老浦西”模式，发展内生型城镇化，实现经济、社会和制度的三方面转型成功。

推荐序 周其仁：为民“守土”的文士

田国强：九州之上，公地之殇

第一篇 什么在掣肘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章 进退维谷的中国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四、相对贫困化的中国内地农村

 五、中国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现代化？

 六、中国城市化：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

第二章 扭曲变形的中国城市化之路

 一、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一：“化地不化人”

 二、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自我现代化

 三、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三：现行土地制度的“四宗罪”

 四、中国城市化困局之四：政府越俎代疱，法制与市场无法发育

 五、中国城市化困局之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同步进行

第三章 古今中外的“富农法则”

 一、中国古村“桃花源”的必要条件：土地产权和人伦秩序

 二、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条件：人口自由迁徙和土地私有、自由买卖

 三、使中国深陷农本社会的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

 四、“城中村”：进城务工农民身份与住房的缓冲带

 五、消灭“鬼城”的关键：市场导向的地权和户籍改革

第二篇 现行土地制度的原罪

第四章 地权的“国进民退”

 一、现行土地制度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已原形毕露

 二、土地交易市场被政府的双重垄断“一手遮天”

 三、空前的“国进民退”：城市化何故等同于农地国有化？

 四、中国的土地悖论：用“国情”代替市场规律

 五、走出现行土地制度困局之路：土地多元所有制和自由退出权

第五章 现行土地制度“于农无益”

 一、现行土地制度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构造“和谐社会”

 二、土地私有制为何遭到反对？

 三、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导致“制度性”排斥农村人口

 四、农民的土地资产无法金融化

 五、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户分享繁荣的致命伤害

第六章 土地私有制真的行不通吗？

 一、“小产权房”：土地私有后的理性房价样本

 二、“小产权房”转正之难一：“集体土地不准入市”论

 三、“小产权房”转正之难二：“影响房屋市场的公平竞争”论

 四、“小产权房”转正之难三：“确保城市规划、土地区划”论

 五、允许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国民经济良性运转

第七章 土地制度改革向谁取经？

 一、香港模式：一剂毒药，一口陷阱

 二、新加坡模式：急功近利，投机取巧

 三、美国模式：和平、互利的农地征收过程

 四、日本经验：体制不改，只学皮毛，于事无补

第三篇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户籍制度

第八章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城市化陷阱

 一、一线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能力已近消失

 二、身份尴尬的农民工：只提供劳力，无权分享繁荣

 三、庞大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往何处去？

 四、深圳样本：用“城中村”消化农民工

第九章 中国城市化实验的成与败

 一、无人的城市与无家的农民工

 二、市场导向的“老浦西”与政府导向的“新浦东”

 三、扑朔迷离的重庆模式

 四、重庆政府的“第三只手”：政府伸向市场的另一只“粗手”

 五、重庆公租房的高调和深圳“小产权房”的低调

 六、重庆模式：一场基于价格人为扭曲的赌局

第四篇 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第十章 中国须重启内生型城市化之路

 一、中国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应与世界趋同

 二、城市化难以回避的普遍规律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七大特色

 四、遵循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中国必须重启内生型城市化

第十一章 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城市化之路

 一、城市化的真谛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

 二、内生型城市化：城市集聚效应取代政府成为主要推动力

 三、黄浦江两岸的两种实验

 四、“老浦西”VS“新浦东”：一座城，两种模式

 五、借鉴“老浦西”市场导向型的城市化道路

第十二章 新型城镇化：好风需借哪些力？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法治精神

 二、要素市场亟须法制的匡扶

 三、贸易全球化对中国的城市化至关重要

 四、入世赐中国城市化良机

 五、让有序、开放的市场引导城市化轻装上阵

附录 采访实录

给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

中国需要第二次“土改”

后记

五、中国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现代化？

回顾历史，为了解决封建社会的人地矛盾，现代工商社会是借助科学技术，使农业剩余大量涌现，同时极大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的。这就使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在粮食和劳动力两方面无后顾之忧。工商业创造的源源不断的非农就业机会，使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得以安居。西欧和北美的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型。

发人深省的是，农业所需劳动力越来越少，不等于农村人口能够自动转移到城市部门。在错误的观念和过时的制度安排下，农村人口仍可能受歧视、排挤，长期被滞留于农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便大力提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维持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祈望走出一条现代化不等于城市化的新路。下文会分析为何这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走不下去。但时至今日，提倡农村人口不要进城，提倡重新用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方式将农村人口留在农村，以免城市出现所谓的贫民窟的人依然存在；或者虽然勉强同意城市化的必要性，但又希望将农村人口截留于小城镇，以防止所谓的大城市病的，也大有人在。

农村工业化道路，或小城镇工业化道路代表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因为目前的发达国家并没有选择这种路径，而是选择了通过城市化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其原因不难理解。无论是生产的现代化，还是生活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海陆空交通、电力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无论其建设还是保养，都费资浩大，回报周期漫长。为了降低社会转型的经济成本，只有通过企业和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既可分享基础设施，又可分摊其巨大成本。这是一条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规律，城市经济学中也称为集聚效应。

所以，只要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必定在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聚集起来。只要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和定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必然聚集到这些特定空间寻找就业。企业和人口的聚集都是为了分享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效率、就业和繁荣。城市的人口和面积的自然规模决定于净集聚效应是否已经被穷尽。只要净集聚效应没有被穷尽，就没有理由人为阻止人口的流入。同时，留在农业中的人口逐渐减少，所能利用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资源却越来越多，收入自然日益提高，因而能有购买力逐渐改善自己居所周围的基础设施，享受现代化的服务。

集聚效应还有很多表现。例如，企业的集中意味着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意味着人才的集中，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人才的集中也必然导致知识和信息的集中，为知识和信息的快速传播提供优越的条件。另外，人口的集中又为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入提供必要的前提，分工则带来效率的飞跃和创新的加速。难怪各国都用高度城市化作为降低社会现代化成本，加速经济内生性增长的不二法则。可以设想，如果将企业和人口分散到广大空间，现代化的总成本不知会增加多少倍。

以城市化形式实现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在过去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中，欧美国家在黑暗中另辟新径，摸索出这条彻底告别农本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其间经历各种社会动荡，乃至战争，才醒悟到其实无论是从效率还是社会公平的角度，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一条冲破对人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各种制度性约束，让各种要素在一国内，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组合的道路。这也是一条主要让市场机制担任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道路。

在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先有文艺复兴，结束神性对人性的压抑；随后有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动，使理性恢复尊严；再后，有各种社会大变革，废除等级制度和各种特权，恢复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和市场面前的平等、自由。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联合国宪章》的形式决定性地结束了基于殖民主义的旧世界秩序，为国家间的平等和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社会公正和效率，要素总要冲破不合理的歧视和限制，获得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的权利，在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下，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是一条最主要的经济规律。后起之国如果正视这些发达国家用血和生命摸索出来的经验、教训和规律，自然可以让本国避免经历不必要的动荡和巨大浪费，大大加速社会转型，降低转型的代价。

六、中国城市化：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在证实一个经得起实践的道理：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要让农村人口从农村加速转移出来，主要是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去，剩下的农民才有致富的希望。例如，相对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只占13％的现状，如果今天中国只有26％，而不是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一倍。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全世界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可是，对一些强调国情、“不信邪”的国人来说，虽然全世界都走的是这条道路，难道中国就一定要走吗？他们对城市化道路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搞现代化一定要搞服务业吗？服务业不是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分享剩余价值的寄生产业吗？于是，本来可以大大吸收农村人口的服务业被长期打人“冷宫”。至今，中国的服务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6％。如果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服务业就能多吸收三千多万的农村人口。

其次，提倡搞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如果亦工亦农的乡镇企业职工能够“织布东窗下，悠然见南山”，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农村工业化吗？搞现代化一定要发展大城市吗？看看当年的上海和香港，城市发展起来后，不是会有各种可怕的城市病，特别是会有大量的贫民窟吗？因此应该大力实行乡村小城镇化，严格限制大城市。所以过去几年，中国又自上而下，每年花费数千亿元，开启“建设新农村运动”。P14－17

为民“守土”的文士

周其仁

认识贯中很多年了。他是这样的朋友：意见不同，可以相争，不伤感情，还增加友谊。中国人讲交情，是在交往中建立的友情。与贯中之交，来来回回差不多都是看法、判断、意见的辨析。不同而和，也算难能可贵。这位素有交情的老友现有新作问世，嘱在下为序，让我觉得高兴又荣幸。

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当时在杜老麾下的发展研究所工作，贯中则是名满天下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回国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约到一起见面，他问及农村遇到的新问题，我介绍说包产到户被接受，但长期不变还遭遇挑战，主要是各农家的人口劳力有变化，承包的土地要不要做相应的调整？贯中的反应很尖锐——除非土地私有化，否则这类麻烦将层出不穷。

我摇头。原因不是自己当时在所谓体制内工作，受政治拘束。杜老那个地方，关门讨论问题百无禁忌，什么观点也可以冒，从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我摇头是以为私有化喊来痛快，真要实行却难以走通。可是要怎样才能明白地说清楚自己的理由，面对逻辑简明、咄咄逼人的贯中，我不免一时语塞。

那时正参与贵州湄潭土地改革试验区的调查研究，不时要去当地出差。想到可能是一个机会，就邀贯中同行。路上时间长，可以讨论得充分一些。到了现场，对土地私有化究竟何难之有，也许更容易看明白。贯中欣然接受，于是就有了那年夏天的湄潭“三人行”——除了贯中和我，同行还有我们所的年轻人刘守英。

记得从贵阳到湄潭，坐的是省农工部提供的一辆北京吉普。那时我学开车上瘾，总有办法哄司机把方向盘交给我。可怜贯中这么一位留洋博士，坐到一个二把刀开的车上，提心吊胆颠簸十来个小时——那吉普车的前灯不亮，入夜后靠跟在路上其他车辆之后借光前行，一旦跟丢，要在黑漆漆的路上等下一辆——途经乌江在江边小饭铺喝鱼汤，又把我们辣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过贯中真是好样的，不论被折磨得多难受，不同意的观点，他还是不同意！

途中有一句没一句的讨论，让我们了解彼此看法的同与不同。“若土地清清楚楚属于农民，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那么土地利用会有什么特点，人们的行为会遵循何种逻辑，对经济绩效又有什么影响？”对这组问题，凡贯中看到的，我也看得到；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有所不同的，在于怎样才能满足那个前提条件。我的保留态度，在于难找一个起点。当时8亿农民，20来亿亩耕地，平分一下就土地私有化了？怎么处理各个农家人口的未来变化？张三去年生的娃现在分得了土地，李四家明年生的娃、王五家后年生的娃，还能不能分得到土地？倘若能，到哪里分？分谁的去？

至于回到20世纪50年代“土改”后的产权格局，更缺乏现实性。那次“土改”倒是一场私有化，即从土地多少不均的私有制，“化”成按人口平均地权的农民私有制。问题是真要搞“土地回老家”，那自“土改”之后新增出来的几亿农村人口通通无地，行得通吗？

这还引出一层思考。20世纪50年代“土改”不是已经化成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了吗？为什么今天又有“土地私有化”问题？答案是，当年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后来又被“化”掉了——集体化、公社化消灭了“土改”给予农民的私有地权。这样看，靠政治运动“化”出来的产权，本身难以制度化。运动“化”出来的产权，无论叫私有还是叫公有，身家性命永远维系于运动。我的观点，产权制度之有效性是第一位的。包括以改革“打造”出来的产权，怕也禁不起折腾，长久不了，也稳定不了，没法在实际的经济社会中扎根。

是年8月，我们在湄潭调查后到遵义参加杜老亲自主持的研讨会，大家在会上当然还是各说各的，但我和贯中毕竟认真打量过彼此。我要感谢贯中的倾听、辩驳和“挑刺”，逼自己梳理土地产权渐进改革之道。几年后，我在UCLA读书，写下对国家与土地产权关系的认知。那是后话，但认识上却起自与贯中、守英的湄潭之行。

贯中那里，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特别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后，他的论述转向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力转移的影响。他的新论点，即允许农民拥有退出权（文章收入本书），拜读之后觉得有道理。几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事实上已经退出农村、也不再从事务农，他们原本拥有的农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宅所有权，可以、也应该在法律规范下自由流转，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这对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对农民工融人城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借此强调一下，农民享有的退出权，并不意味一律退出。退出权是选择权，增加的是农民根据各自情况做选择的自由。这是经由界定权利来驱动发展，与命令、运动、强制驱动的“大跃进”，有本质上的不同。

还有一项发现和贡献，我以为很值得一提。那是在《城乡中国（上）》里记载过的，这里照录以飨读者：

人们发现，近年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以我阅读所知，最早指出这一重要特色的。是现在美国三一学院教经济的文贯中教授。贯中兄复旦毕业。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过，很早出洋留学，也是芝加哥大学鼎鼎大名的盖尔·约翰逊教授的学生。老朋友了，1988年我们一起到湄潭调查土地问题，才一转眼，二十多年就过去了。  那是2009年7月，我们研究成都经验的小组在朗润园研讨，文贯中教授是应邀嘉宾之一。会后不久，他发来一篇文章的草稿，对会上争议的题材做了处理。记得他的主要论点，是当下我们的城市化出现了某种偏差。最关键的论据，就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居然比人口城市化还要快！那时贯中正研究上海的城市化历史，直言以占地为先的浦东模式，有偏离正道之虑。他本人高举老上海即浦西之经验——地方小小的，人口密密的，到处散发浓浓的城市生活的味道。不论同意与否，“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说法自此流行。这里为贯中打个广告，说得不准确的地方，请贯中和读者纠正。

自己从小生活在浦西，不乏理解上引论点的经验基础。不过从拜读贯中文章的那一刹那，我的想法就跑到了另一个方向：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岂不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如是，那还有什么城市化，不如叫“反城市化”算了（引自周其仁：《城乡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对“反常现象”的敏感，常常是科学探索的起点。毕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然之物，究竟是什么力量和作用机理，才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这么一个“土地城镇化领先”的局面，要回答的问题就多了。相信读者与我一样，可以从本书作者坚持十数年的思考、研究和阐述中，得到思想的启迪。

周其仁

2014年3月于北大朗润园

为民“守土”的文士

周其仁

认识贯中很多年了。他是这样的朋友：意见不同，可以相争，不伤感情，还增加友谊。中国人讲交情，是在交往中建立的友情。与贯中之交，来来回回差不多都是看法、判断、意见的辨析。不同而和，也算难能可贵。这位素有交情的老友现有新作问世，嘱在下为序，让我觉得高兴又荣幸。

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当时在杜老麾下的发展研究所工作，贯中则是名满天下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回国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约到一起见面，他问及农村遇到的新问题，我介绍说包产到户被接受，但长期不变还遭遇挑战，主要是各农家的人口劳力有变化，承包的土地要不要做相应的调整？贯中的反应很尖锐——除非土地私有化，否则这类麻烦将层出不穷。

我摇头。原因不是自己当时在所谓体制内工作，受政治拘束。杜老那个地方，关门讨论问题百无禁忌，什么观点也可以冒，从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我摇头是以为私有化喊来痛快，真要实行却难以走通。可是要怎样才能明白地说清楚自己的理由，面对逻辑简明、咄咄逼人的贯中，我不免一时语塞。

那时正参与贵州湄潭土地改革试验区的调查研究，不时要去当地出差。想到可能是一个机会，就邀贯中同行。路上时间长，可以讨论得充分一些。到了现场，对土地私有化究竟何难之有，也许更容易看明白。贯中欣然接受，于是就有了那年夏天的湄潭“三人行”——除了贯中和我，同行还有我们所的年轻人刘守英。

记得从贵阳到湄潭，坐的是省农工部提供的一辆北京吉普。那时我学开车上瘾，总有办法哄司机把方向盘交给我。可怜贯中这么一位留洋博士，坐到一个二把刀开的车上，提心吊胆颠簸十来个小时——那吉普车的前灯不亮，入夜后靠跟在路上其他车辆之后借光前行，一旦跟丢，要在黑漆漆的路上等下一辆——途经乌江在江边小饭铺喝鱼汤，又把我们辣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过贯中真是好样的，不论被折磨得多难受，不同意的观点，他还是不同意！

途中有一句没一句的讨论，让我们了解彼此看法的同与不同。“若土地清清楚楚属于农民，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那么土地利用会有什么特点，人们的行为会遵循何种逻辑，对经济绩效又有什么影响？”对这组问题，凡贯中看到的，我也看得到；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有所不同的，在于怎样才能满足那个前提条件。我的保留态度，在于难找一个起点。当时8亿农民，20来亿亩耕地，平分一下就土地私有化了？怎么处理各个农家人口的未来变化？张三去年生的娃现在分得了土地，李四家明年生的娃、王五家后年生的娃，还能不能分得到土地？倘若能，到哪里分？分谁的去？

至于回到20世纪50年代“土改”后的产权格局，更缺乏现实性。那次“土改”倒是一场私有化，即从土地多少不均的私有制，“化”成按人口平均地权的农民私有制。问题是真要搞“土地回老家”，那自“土改”之后新增出来的几亿农村人口通通无地，行得通吗？

这还引出一层思考。20世纪50年代“土改”不是已经化成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了吗？为什么今天又有“土地私有化”问题？答案是，当年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后来又被“化”掉了——集体化、公社化消灭了“土改”给予农民的私有地权。这样看，靠政治运动“化”出来的产权，本身难以制度化。运动“化”出来的产权，无论叫私有还是叫公有，身家性命永远维系于运动。我的观点，产权制度之有效性是第一位的。包括以改革“打造”出来的产权，怕也禁不起折腾，长久不了，也稳定不了，没法在实际的经济社会中扎根。

是年8月，我们在湄潭调查后到遵义参加杜老亲自主持的研讨会，大家在会上当然还是各说各的，但我和贯中毕竟认真打量过彼此。我要感谢贯中的倾听、辩驳和“挑刺”，逼自己梳理土地产权渐进改革之道。几年后，我在UCLA读书，写下对国家与土地产权关系的认知。那是后话，但认识上却起自与贯中、守英的湄潭之行。

贯中那里，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特别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后，他的论述转向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力转移的影响。他的新论点，即允许农民拥有退出权（文章收入本书），拜读之后觉得有道理。几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事实上已经退出农村、也不再从事务农，他们原本拥有的农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宅所有权，可以、也应该在法律规范下自由流转，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这对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对农民工融人城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借此强调一下，农民享有的退出权，并不意味一律退出。退出权是选择权，增加的是农民根据各自情况做选择的自由。这是经由界定权利来驱动发展，与命令、运动、强制驱动的“大跃进”，有本质上的不同。

还有一项发现和贡献，我以为很值得一提。那是在《城乡中国（上）》里记载过的，这里照录以飨读者：

人们发现，近年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以我阅读所知，最早指出这一重要特色的。是现在美国三一学院教经济的文贯中教授。贯中兄复旦毕业。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过，很早出洋留学，也是芝加哥大学鼎鼎大名的盖尔·约翰逊教授的学生。老朋友了，1988年我们一起到湄潭调查土地问题，才一转眼，二十多年就过去了。  那是2009年7月，我们研究成都经验的小组在朗润园研讨，文贯中教授是应邀嘉宾之一。会后不久，他发来一篇文章的草稿，对会上争议的题材做了处理。记得他的主要论点，是当下我们的城市化出现了某种偏差。最关键的论据，就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居然比人口城市化还要快！那时贯中正研究上海的城市化历史，直言以占地为先的浦东模式，有偏离正道之虑。他本人高举老上海即浦西之经验——地方小小的，人口密密的，到处散发浓浓的城市生活的味道。不论同意与否，“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说法自此流行。这里为贯中打个广告，说得不准确的地方，请贯中和读者纠正。

自己从小生活在浦西，不乏理解上引论点的经验基础。不过从拜读贯中文章的那一刹那，我的想法就跑到了另一个方向：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岂不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如是，那还有什么城市化，不如叫“反城市化”算了（引自周其仁：《城乡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对“反常现象”的敏感，常常是科学探索的起点。毕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然之物，究竟是什么力量和作用机理，才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这么一个“土地城镇化领先”的局面，要回答的问题就多了。相信读者与我一样，可以从本书作者坚持十数年的思考、研究和阐述中，得到思想的启迪。

周其仁

2014年3月于北大朗润园

要提高经济产出必须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土地的使用效率。文贯中写的这本书全面讨论了土地使用中的问题，值得细看。——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

贯中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特别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后。论述转向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力转移的影响。拜读之后，觉得有道理。——周其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社会变革是理念的产物，文贯中教授的这本著作是改变人们理念的书，有助于纠正流行的、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特别是城市化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我相信，他是对的。——张维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文贯中多年致力于用通俗语言讲清土地优化理论的道理，利国利民，其精华汇集于《吾民无地》。——陈志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文贯中教授的新著《吾民无地》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书。本书不仅切中时弊，更深入分析了改革无法绕过的现行制度中的深层问题。——许成钢，钢香港大学《国之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