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回忆了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着重追述了苏格拉底对政治、宗教和道德等问题的看法。苏格拉底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贵族奴隶主思想家，他精力充沛、慷慨大方、幽默异常。毕生从事口头宣传，语言生动，逻辑严密，富有哲理。与人谈论时，常从别人的谬误或矛盾着手，把别人思想引到他要阐述的问题方面来，但他没有留下著作。因此本书的问世为深入研究苏格拉底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本书是一本学术纪实文学，作者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回忆了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着重追述了苏格拉底对政治、宗教和道德等问题的看法。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希腊三杰，三杰之中以苏格拉底为首，其思想对西方世界文明影响极大。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也不能不说有一部分应归功于苏格拉底。他教导人要“认识自己”，又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甘愿以身殉道(原则、信念)，而不愿苟且偷生，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他的伟大处。但是，苏格拉底作为生活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的个人是有其局限性的，他的天文学知识距近代相差甚远，他过分强调了知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意志的作用(这一点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曾试图加以纠正)以及他的多神论思想都是他受历史条件局限的证明。我们研究苏格拉底，贵在批判地继承，撷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两个罪状，第1节。列举一些论证驳斥第一个罪状：苏格拉底经常向诸神献祭，第2节。苏格拉底占卜，他的守护神并非新神，第2-5节。他劝人在困难中求告神，第6-9节；他没有犯不虔敬的罪，他回避对神进行虚妄的推论，并说哲学的任务是研究德行，第10-17节。他的一生符合于道德准则，第18-20节。

我常常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们究竟用了一些什么论证说服了雅典人，使他们认为，他应该由城邦判处死刑。他们对他的起诉书的大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的违犯律法在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

首先，说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他们提出了什么论据来2呢？他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他从事占卜，这也不是人们不知道的；因为，“苏格拉底经常说神明指教了他”，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常说的口头禅了：其实，他们指控他引进新神，主要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推想出来的。然而他并没有比那些从事占卜，求教于征候、声音、异兆和祭祀的人们引进过什么更新的神；这些人并不认为异鸟或那些遇到它们的人们，会知道哪些事对于追求预兆的人有利，而是认为，神明借它们为媒介，把那些预示吉凶的事显示出来；苏格拉底所怀抱的见解也就是这样。大多数人表面上都说，他们之所以避开或趋向某一件事情，是由于受到了异鸟或遇到它们的人们的启示，但苏格拉底则照着心中的思想说话，因为他说，神明是他的劝告者。他还时常劝告他的许多朋友做某些事情而不做另一些事情，并且暗示这是神明预先警告他的；那些遵照他的指点去做的人都得到了好处，而不理睬他的指示的人都后悔了。

谁能不承认苏格拉底不愿在他的朋友面前显得是个愚人或自夸者呢？但是，如果在他说自己是受到了神的指示之后，却被证明是个说谎者，他就会显得既是愚人又是自夸者了。所以，很显然，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话会被证实，他就不会预先说出来了。但是，在这一类事上，除了信赖神以外，谁还会信赖任何人呢？一个信赖神的人，怎么还会以为没有神呢？

他对待他的朋友，也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因为他总是照着他所认为最好的办法，劝他们做那些必需而富有成效的事情；至于那些结果如何尚难确定的事，他就打发他们去占卜，以决定行止。他说，凡想把家庭或城邦治理好的人都需要占卜；至于想要熟练于建筑、金工、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或想在这一类艺术方面成为一个评鉴家，或者做一个精于推理，善于持家的人，或者想要做一个有本领的将领，所有这一类事情，他认为完全属于学习问题，是可以由人的智力来掌握的。但他说，关于这一类事情的最重要的关键，神明都为自己保留着，它们都是人所看不出来的；因为很显然，既不是所有把田地耕作得很好的人都一定收获其果实，也不是所有把房屋盖得很好的人都一定住在其中；善于将兵的人当起将领来未必就对他本人有利；有政治才能的人当国家的领袖，对他本人来说也不见得就好；娶美貌的妻子、想因她获得幸福的人未必不因她受祸；借裙带关系攀附权贵的人不一定不反而因之遭受流放。他把那些认为这些事并不随神意而转移，而是一切都凭人的智力决定的人称为疯子，正如他把那些对于神明已经准许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可以发现的事情还要求助于占兆的人称为疯子一样：例如，一个人求问：是用一个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呢，还是用一个不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呢？用一个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呢，还是用一个不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呢？又如，对于那些可以通过计算、测量、权衡弄清楚的事还要去求问神，也是如此。苏格拉底认为，凡对于这一类事还要求问神的人就是犯了不敬虔的罪。他说，人的本分就是去学习神明已经使他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情，同时试图通过占兆的方法求神明指示他那些向人隐晦的事情，因为凡神明所宠眷的人，他总是会把事情向他们指明的。

P1-3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本书的翻译是从1963年开始的，1965年上半年译完，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趁机阴谋篡党夺权，出版部门人员下放、事业停顿，十年动乱，几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被粉碎、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国家一切活动重又走上正确轨道，这个小小译本很可能永远没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除对照希腊原文外，还参考了JohannesIrmscher的德译本《Xenophon：Erinnerungen an Sokrates》以及Sarah Fielding，E.C.Marchant等人的英译本。这些译本中相关部分常常出现差异，显然这与这几位译者对于原文理解的出入有关，也有是由于他们所依据的原文版本不同而产生的歧异，对此，我在如何取舍上，都择要在脚注中加以说明。我这样做的意思是要向读者交代，原书有过不止一种的版本，或者虽是同一版本，原文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同译法，借以开阔眼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书中专名译音，凡约定俗成的，例如：“柏拉图”，希腊原文为Πλαιωυ，字尾有n音，英文一般译为Plato，但也有译为Platon的，我采用的中译名即作柏拉图，又如“苏格拉底”，希腊原文为Ξωηρατηζ，英文为Socrates，保留了字尾的s音，中译名通为“苏格拉底”则把字尾的s音略去了，因这些中译名沿用已久，已成习惯，即不再更动。其它的译名，一律根据希腊原名，尽可能使其接近原音，连名字最后的s或n音一般也予以保留，其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力求接近原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中译名反求希腊原名时可以提供一条线索。译者既无意标新立异，也不反对用稍为简略译法以免过于冗长，只要能行得开：，为大家所接受就好。

按本书希腊文原名为“ΞΕΝΟΦΠΝΤΟ∑ ΑΠΟΜΝΗΜΟΝΕΖΜΑΤΑ”译成中文就是“色诺芬的回忆录”，并未讲回忆的是什么事或什么人，因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在希腊已家喻户晓，就象中国“论语》一书，虽然没有提到孔子的名字，但一般人都知道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书。我国一般称此书为《苏格拉底回忆录》，这个书名易误为是苏格拉底本人的回忆，所以，我现改译书名为“回忆苏格拉底”。作者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因此，也有把它译为《师门回忆录》的。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希腊雅典人，据说父为雕刻师，母为助产士。有人说他是古希腊哲学家阿基老(Archelaus)的弟子，是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再传弟子。早年对自然科学颇感兴趣，精通当时的量地学(即几何学)和天文学，后因立志研究人类道德改造问题，乃毅然放弃与人类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几何学及天文学，专以探索人生目的何在(何为善)以教导雅典青年为职志。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著述，我们所知道关于他的事迹都是得自他的学生们的著作，主要是色诺芬和柏拉图二人。色诺芬是个军人，柏拉图是个思想家，虽然两人都出身贵族奴隶主家庭，但他们的秉赋不同，爱好各异，而苏格拉底是个多方面的天才，因而两个人笔下所描绘的苏格拉底也颇不相同，其实不过是两个人继承并强调了老师教诲的不同方面而已。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希腊三杰，三杰之中以苏格拉底为首，其思想对西方世界文明影响极大。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也不能不说有一部分应归功于苏格拉底。他教导人要“认识自己”，又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甘愿以身殉道(原则、信念)，而不愿苟且偷生，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他的伟大处。但是，苏格拉底作为生活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的个人是有其局限性的，他的天文学知识距近代相差甚远，他过分强调了知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意志的作用(这一点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曾试图加以纠正)以及他的多神论思想都是他受历史条件局限的证明。我们研究苏格拉底，贵在批判地继承，撷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有什么好继承的呢？对于这种见解，笔者不敢赞同。黑格尔是人所共知的德国客观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加以革命的改造，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这一点谁又能否认呢？研究一点苏格拉底的思想，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我想肯定也会有一定好处的。

大卫·施特劳斯认为，“我们对于耶稣历史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也是不确定的”，而“苏格拉底的形象则要清晰明确得多，尽管他比耶稣还要早四百年”(《耶稣传》德文原著382—383页)。但是，和他的意见正相反，以为苏格拉底的事迹充满神话传说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美国圣母大学法学教授安登-赫尔曼·克鲁斯特(AntonHermann Chroust)就写过一本叫做《苏格拉底，人和神话》(socrates，Man and Myth)的书，提出了不少他认为是神话而非史实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对于离我们时代久远，由于文献不’足或互相矛盾而弄不大清楚的历史人物，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领域。

本书中的章节分段以及每章前的提纲都非原著所有，而是后人所加，一并译出是为了读者的方便。

由于译者学识浅陋，对苏格拉底很少研究，译文舛谬之处在所不免，敬祈读者指正。

译  者

198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