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一本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作者房龙以深厚的人文关照及倡导思想自由的精神，解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借助于房龙极其著名的“宽容”之眼，让我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几千年来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

历史上由于信仰、道德、风俗等的不同，人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每个集团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而这种不宽容来自于对人类生存的恐惧。20世纪20年代的房龙乐观地认为宽容的实现是可能的，在知识和理性统治的时代，人类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宽容便会大行其道了。

《宽容》是一部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房龙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探寻千百年来人类精神上“不宽容”的根由。

序

1 无知之祸

2 希腊人

3 束缚的降临

4 神的晨光

5 牢笼

6 生活之纯

7 宗教法庭

8 艰难的求知

9 文字之灾

10 这是一本怎样的历史书

11 文艺复兴

12 宗教改革

13 伊拉斯谟

14 拉伯雷

15 老店新招牌

16 再洗礼派

17 索齐尼叔侄

18 蒙田

19 阿明尼乌

20 布鲁诺

21 斯宾诺沙

22 新的天国

23 太阳国王

24 腓特烈大帝

25 伏尔泰

26 大百科全书

27 革命的专制

28 莱辛

29 汤姆·佩恩

30 最后一百年

公元527年，查士丁尼一世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不喜欢“书本知识”，他一声令下，雅典学派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基督教僧侣侵入尼罗河谷几百年后，硕果仅存的那座埃及神庙，也被他下令关闭了。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叫做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第一瀑布。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一直是崇拜爱西斯②的圣地。不知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神都没有在这儿站稳脚跟，而爱西斯女神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到公元6世纪，只有在这里还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的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僧侣在这里摆弄着这种古老而神圣的艺术，而埃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则早已忘记了它。

这时，大字不识一个的皇帝陛下一道圣谕，寺庙和附近的学校都成了国家财产，雕塑和绘画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僧侣和写字匠们则被投进监狱。当他们中最后一个在饥寒困顿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古老的象形文字也就失传了。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假如查士丁尼(愿上帝降罪于他)不那么斩尽杀绝，留下几个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那么今天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要轻松得多了。尽管现在我们能够翻译出那些奇怪的埃及文字(这要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但是要想弄清古埃及人留给子孙的话里究竟有什么深意，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其他古代民族也都有这样的遗憾。

那些留着奇怪大胡子的古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慨叹“有谁能够理解天神的忠告”时，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留下了大批刻有经文的泥版，把神的旨意刻在圣城的花岗岩石柱上，他们日复一日地祈祷神灵，尽心竭力地诠释神的法典……他们对神灵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一会儿是最宽容的人，鼓励僧侣们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一会儿又成了最残暴的刽子手，用酷刑折磨那些违犯敬神礼仪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个谜。

我们派远征队到尼尼微，我们在西奈的沙地上掘洞探寻，我们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排起来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我们竭尽全力，四处寻找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钥匙。

就在这时，几乎完全偶然地，我们发现这座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可以随意地进出。

这个小小的方便之门不在阿卡德，也不在孟菲斯。

它在丛林的深处。

而且，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所遮掩。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时，与“野蛮人”遭遇了——他们喜欢称其为“野蛮人”。

这种会面并不愉快。那些可怜的异教徒误解了白人的意图，用长矛和弓箭来迎接他们。

来访者则以大口径霰弹枪回敬。

从那以后，就很少有过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无是处的家伙，他们肮脏、懒惰、游手好闲，崇拜鳄鱼和枯树，理应得到厄运的报应。

到18世纪，情形有所变化，先是卢棱透过伤感的泪水，沉思眼前的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打动，也纷纷掏出手帕加入了落泪的行列。

愚昧的异教徒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尽管他们没有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受害者，他们真正具备人类的所有美德，而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已经使人类失去了这些美德。

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比他们稍微低级一些的高等家畜。  付出辛劳总会有所回报。我们渐渐明白，野蛮人其实就是生活在更恶劣条件下的我们自己，只是他们还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谷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彻底了解了野蛮人，我们才窥见人类所具有的很多奇特的天性，只不过这种天性已被我们五千年来学会的礼仪习俗掩盖了。

这些发现并非总能让我们感到骄傲，但是，了解一下人类的过去，同时欣赏一下我们成就的业绩，只会使我们更有勇气完成手中的工作，对那些没有跟上时代脚步的异族兄弟，我们也会更加宽容一些。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人类学手册。

它是写给“宽容”这个主题的。

可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主题。

我们很容易跑题，一旦偏离正题，只有天知道我们会走到哪里去。

所以，最好还是让我用一点篇幅，告诉读者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迷惑性的发明之一，任何定义都必然是主观的。既然如此，后学之辈还是去求助于大家所公认的权威罢。

我参考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源自拉丁语toler-are，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不过就本书的主题而言，不妨就取《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就让我们再回到野蛮人的话题吧。让我来告诉你，从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容我们发现了些什么。

人们常常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人说的只是一些叽里咕噜的简单语言，原始人都自由自在，只是当世界变得“复杂”时，这种自由才失去了。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在中非、玻利尼西亚以及北极附近土著人中的调查表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而且是过去和将来的奴隶。简单来说，原始人从生到死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我们已经习惯于勇敢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快乐地游荡，四处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的情景，现在的结论跟这样的画面显然相去甚远，但却更接近实际。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奇迹的书，但是它们都漏掉了一个，那就是人类生存的奇迹。

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哺乳动物，为什么能够抵御严寒酷暑，抗拒疾病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万物之宰的呢？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就作解答。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人绝不是独自完成这些事情的。

为了成功，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族的混合属性中去。

原始社会只有一个支配一切的信条，那就是求生的欲望。

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因此任何想法都必须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活下去。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就是一切。部落是可以移动的堡垒，它自食其力，自成体系。它是排外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安全。

问题比这还要复杂得多，上面所说的只适用于看得见的世界，但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与看不见的世界相比，看得见的世界简直不足挂齿。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知道因果法则。

如果我不小心碰了有毒的常春藤，我会一边责怪自己不当心，一边去找医生，然后叫园丁把那东西赶紧铲掉。分辨因果关系的能力告诉我，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一些药物止痒，只要把那些藤清除，就不会再有这种痛苦的经历了。

P1-5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入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k-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写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写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