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叙述了复旦大学创始人之一和奠基人李登辉校长热爱祖国、矢志教育，为创立复旦和培育复旦精神作出的杰出贡献。深沉地展示了传主在社会急剧转型、国家衰弱危亡之际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难家难中缔造复旦、奠基复旦的历程，以及他探索的既融合耶鲁，又具有崭新的中西文化特色的大 学管理和教学的理念、方法。

本书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叙述了复旦大学创 始人之一和奠基人李登辉校长热爱祖国、矢志教 育，为创立复旦和培育复旦精神作出的杰出贡献。  本书深沉地展示了传主在社会急剧转型、国 家衰弱危亡之际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难 家难中缔造复旦、奠基复旦的历程，以及他探索 的既融合耶鲁，又具有崭新的中西文化特色的大 学管理和教学的理念、方法。通过与时代背景的 有机交融和生动的故事贯穿，使我们读到一段也 许快被人们遗忘的复旦历史和复旦精神，感受到 它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深刻影响。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 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就是李 登辉长校期间创立的复旦精神的精髓，它必将为 一代又一代复旦人所承继和发扬，为争创世界一 流大学而“日月光华同灿烂”。

序/许美德1

第一章爪哇的华侨少年/1

第二章耶鲁大学的高材生/12

第三章在殖民地创办耶鲁学校/…24

第四章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32

第五章复旦的教授、教务长/46

第六章从濒临倒闭到屹立东南/…72

第七章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去职/121

第八章孤岛办学大义凛然/152

第九章至死犹念复旦精神/189

第十章乐育天下才，光华旦复旦/206

附录一戏剧在社会上的地位(李登辉)/212

附录二追慕腾飞夫子(章益)/217

附录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赵世洵)

——记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223

附录四李登辉年谱简编/280

后记/328

主要参考文献/330

章 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

。

1904年冬，李登辉从印尼到达上海，回到了他的祖 先离开已七代的祖国。此时，他33岁，正值人生盛年，但 依旧未婚。从此到生命终结，李登辉把他的一生奉献给 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屡挫屡起，矢志不渝。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说国语，怎么施展他 满腔的报国之志呢?这对刚回国的他是一个严峻的 考验。

李登辉加入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先安顿下 来。上海青年会与日后李登辉从事的诸多事业有密切关 系，李本人也担任要职，因此有必要把该会与世界基督教 青年会的历史作一简要介绍①。

1844年，美国人乔治·威廉与12位店员在伦敦组 织了一个以查经为主的小团体，宗旨为“追求基督教道德 精神，避免城市青年的堕落”，名称为基督教青年会(The YoLl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青年会(YM— CA)。1851年，青年会被介绍到美国，活动领域逐渐扩 大，从以宗教为主发展到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活 动，提出以《圣经》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教条为会 训，倡导为社会服务。1855年，欧美各国青年会在巴黎 举行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巴黎本旨》，即“基督教青年 会的宗旨，在联合那些依圣经的指示，信奉耶稣基督为其 上帝及救主，并愿在教义上及生活上作其从者的青年，彼P32此合作，以推广上帝的国于一般青年之间”。会上成立“基督教青 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McA)，1878年在瑞士日 内瓦设立办事机构。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青年会联合组织“基督 教青年会北美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MCA)，得 到美国财团的大力支持，因此向亚非拉国家推广青年会工作，主要 由“北美协会”资助。

1898年，“北美协会”派美国干事路义思(R．E．Lewis)来上海 筹办青年会。1900年1月6日，张振声、宋耀如、颜惠庆、曹雪赓、 黄佐庭、颜德庆等35位基督教青年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皇家 亚洲学会”召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确定该会宗旨为提 倡德、智、体、群育，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改造社会，造就 青年。其活动主要是利用公余时间，提倡教品辅仁的团契和高尚 娱乐以及补习教育等活动。路义思当选为总干事。上海青年会最 初无固定会所，租赁苏州路(今南苏州路)17号一幢半西式房屋为 会所。因地址过于偏僻，难以开展活动，旋租南京路(今南京东路) 149号街面房子(故址在今第一食品商店处)为会址。后因会务渐 趋频繁，来会活动的人逐步增多，因此，路义思从美国募捐5万美 元，加上上海绅商捐款，1904年始在四川路(今四川中路)599号购 地建会所，1906年建成，称“殉道堂”(旧址现为浦光中学)。1931 年9月，上海青年会总会在原法租界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23 号)建成，四川路会所遂作为分会。

加入上海青年会，李登辉找到了精神上的皈依，也得以结交志同 道合的朋友，开始逐渐融入以外国传教士、归国留学生和本国基督教 徒为主的上流中国社会。青年会既给李登辉以安身立命的场所，也 给他一个启发：青年会由基督教徒组成，成员人数和影响范围终究 有限；如果仿照青年会的组织，扩大成员的范围，成立一个包罗国内 和海外所有学生的学会，使得会员遍布社会各界，日后参加政治、兴 办实业以及从事百艺百工，都可遵守会章，服从众议，风同道一，成为 改造社会的有力支柱，那么，这个学会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青年会。

1905年初，李登辉应邀在上海青年会发表演说，提出新建一个P33

有机会为钱益民的新著《李登辉传》写序，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对复旦大学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对这所大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由此 我得以了解李登辉校长。1905年至1947年的42年中，李登辉与 复旦患难与共，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1913年至1936牟 间更是直接领导复旦，为“复旦精神”的形成，贡献良多。本书作者 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写 成此书，引领读者走进李登辉的内心世界，走进他缔造的复旦大 学，走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我在原先的基础上，对李登辉的了 解大大加深了一步。

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所经历的相比，中国的大学已经取得了 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今天中国的大学，更需要有远见的校长。所 以，出版这本传记在今天的中国显得特别有意义。前几年，我对朱 九思教授进行了专访。朱教授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是20世 纪七八十年代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交谈中发现一个令我 感兴趣的现象，朱教授从民国时期杰出的大学校长身上深获教益， 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浙大校长竺可桢，清华校 长梅贻琦等①。而其他一些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例如潘懋元，也 曾写到在大学管理方面可以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那里吸取的重要 教训。但是，朱九思和潘懋元都没有提到李登辉和他领导的复旦 大学。我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李登辉及其高等教育 理念知之甚少。本书恰恰填补了人们在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空白。

1917年至20年代中期，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这在 现代中国知识界几乎家喻户晓。可人们却很少知道，与李登辉一 样，蔡元培同样曾受到马相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学者和教育 家的教导。尽管蔡元培没有仿效马相伯的宗教奉献，但他在19世 纪90年代末追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的经历，却深刻地 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蔡元培在1929年领导中央研究院(the Ac— ademica Sinica)之后，实现了马相伯想筹建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 即脱胎于法兰西科学院(Acadamie Francaise)的“函夏考文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设想。1904年李登辉回到上海， 结识马相伯，并被马相伯选为新创建的复旦公学教务长。随后，李 登辉于1913年出任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也许十分欣赏李登辉 委身基督教，欣赏他在耶鲁攻读希腊和拉丁语经典，以及他广博的 哲学和心理学知识。李登辉出任复旦校长后，把19世纪晚期别具 一格且极富影响力的耶鲁模式引入中国。这恐怕是马相伯所始料 不及的。

中国的教会学校由西方的传教士创建，具有在中国传播基督 教的特殊使命。然而，复旦却是一所爱国的私立高等学校，创建伊 始，即在中国人的领导之下。虽然马、李两人在课程设置、大学在 社会上的作用等问题上观点不一，但两人一致主张宗教离开课堂。 李登辉深受他留美经历的影响，而马相伯的经验则来自欧洲，这一 点可以从蔡元培领导北大的例子中看出。于是，北大和复旦的早 期历史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一所为中国和欧洲思想融合的 现代大学，而另一所为中国和美国精神交融的现代大学。北大和 复旦同样是具有高度爱国热忱的学府，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一北一 南领导了“五四”运动。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北大和复旦却截然 不同。北大是公立大学，复旦是私立大学。北大强调文理基础学 科，复旦则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上海社会而使课程带有实用倾向。 北大坚持从政府取得完全独立，复旦则把政府官员吸收进教师队  伍和董事会中①。

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学已经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且  积极有效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上述角度的比较，对我们仍然是  颇有启发的。西方世界的大学是欧洲历史的产物。19世纪西方的  大学，形成了法国、德国、英国等多种不同模式。传到美国后，它们  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模式极大地影  响了世界，也包括欧洲的大学在内。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去探究  中国的知识和哲学传统与塑造欧美大学的文化模式相互协调的特  殊方式，是饶有兴趣的课题。

《李登辉传》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认识上述问题。本书使  我们深入了解李登辉和王宠惠如何在1915一1919年携手合作，共  同缔造了复旦。王宠惠是李登辉的校友，一位杰出的法学家，1903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课程设置中，我们看到复旦留下了耶鲁的  深刻烙印。我们看到，“五四”运动中，国立大学和教会学校的一批  优秀学子和教员因参加运动被所在学校驱除，为复旦的爱国精神  和更为务实的作风所吸引，转入复旦，从而大大加强了复旦的实  力。我们看到，李登辉是如何培养、指导他的学生，鼓励他们到美  国的名牌大学留学，学成后回国报效母校，担任教职或行政职务。  我们还看到，李登辉是如何组织校董会，在筹措资金和其他诸多方  面得到董事们的帮助。这些管理方式更接近美国，而不像欧洲的  大学。

终其一生，李登辉与复旦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因此，这本传  记不仅可以作为讲述复旦历史和探讨复旦精神的书来阅读，也可  以看作一个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却一生淡泊的人物传记。从书  中，我们了解到他不幸的家庭遭遇，四个孩子全部夭折，妻子英年  早逝。他把对家人的爱，全部转移到他的学生身上，视学生为自己 的孩子，支持他们出国深造，并指导他们将来的职业。其中最动人 的故事是李登辉对孙寒冰的关爱。孙寒冰是李登辉的高足，留学 哈佛大学，专攻政治学。1940年，孙寒冰在北碚被日机炸死。当远 在上海的李登辉听到这个噩耗，他表现出一个远远超出老师而更 像是慈父的关怀，为孙寒冰留下的年迈的母亲、新寡的妻子和四个 幼子筹集颐养基金。

我们还得以了解李登辉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看到，李登辉为 自己设定了极其严格的道德标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中 国的“道德重整运动”影响下，他的宗教信仰更加虔诚。我们看到， 宗教的力量给他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在严酷的环境下，当看到自 己亲手建设的心爱的复旦校园被日军占领，他在租界克服重重阻 力，为那些无法去北碚的学生建立分校，使他们免受失学之苦。作 为一个基督徒，李登辉不是教条说教或直接布道，而是以身作则来 表达自己对基督的信仰。在20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中，他写 下一些思想深邃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娴熟地反击了“非基督 教运动”。

李登辉所经历的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他赋予其一 生以深刻的意义。在阅读本传时，我发现自己常常被这位学者和 领袖的生活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为本书细致、生动的叙述所折 服。感叹本书作者详实的历史研究，以及多角度剖析李登辉和他 的时代，我要向作者钱益民致敬。读者能感受到作者为理解那个 时代，为理解李登辉的一生所作出的辛勤努力。

Ruth Hayhoe(许美德)  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名誉院士

香港教育学院前校长

2005年3月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复旦学子就有意要为李登辉校长写 传，在他面前提出这个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严肃地回答： “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v should I leave any?”(许多比我能力强的人没有留下记录，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 记录呢?)在极“左”思想泛滥的年代里，对李登辉的评价只有七个 字——“资产阶级教育家”。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 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 李登辉被淡忘了。甚至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 也是模糊的。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李登 辉传才姗姗来迟。执笔者，已经不可能是他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 那些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熟悉他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为了与 他的心灵更贴近一些，传记是应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写传的重 任，几经周转，最后落到了我的头上。

由于我的工作是编修复旦大学纪事和撰写校史馆文案，必须 查阅大量的复旦早期档案。于是查阅复旦的历史档案成为我每天 的功课。当然档案中与李登辉直接相关的材料凤毛麟角，但却为 写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本传就是围绕李登辉建设复旦 这个主题展开的，传记也可以看作是复旦前45年历史的浓缩本和 精华本，也是我三年工作的一个副产品。

在书稿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许有成教授。如果没有他，就 没有这部书。为了寻访李登辉的零星资料，许老师几乎查遍了大 陆、台湾、香港所有的相关文献，并专程到东南亚实地考察李登辉 早年的生活环境。三年前，许老师将几十年来悉心收集的资料慷 慨惠赠予我，将写李登辉传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许老师还草拟 了第一章。初稿完成后，又对前三章进行了修改。全书是两人劳 动的成果。许老师为提携后进，坚持由我一人署名。本书就这样 成了我的处女作。如果本书的出版能使教育界重新认识到李登辉 的价值，首先要感谢许有成教授付出的长年经久的辛劳。

感谢校史研究室主任龚向群副教授，没有她，我不可能参与扩 馆修史工作。龚老师独自一人坚守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十多年， 积累了不少全国高校的校史文献，为我查阅相关资料带来便利。 感谢我的导师张荣华副教授，他的沉潜和博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感谢钭东星老师，仔细研读了书稿并加以润色，还提出宝贵的 修改意见，促使我重新审视李登辉的思想发展脉络。感谢陈煜仪 老学长，慷慨赠我资料和照片，在多次长谈中给我不少老复旦的感 性知识，弥补了间接知识的不足。感谢远在加拿大的李贤政先生， 在信中详细解答我的提问。感谢许美德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 序，并送我耶鲁校史书籍。感谢档案馆杨家润副教授，在查阅资料 中凭借他对复旦档案的娴熟掌握给我很大的帮助。感谢美国研究 中心徐以骅教授，指出我在序言翻译上的不足。感谢学友张炳飞、 王焕珠在英文翻译上给我的帮助。感谢我的妻子王晶和我的父 母，他们承担了所有烦琐的家务，使我能安心在复旦工作，书稿中 也蕴涵着他们的辛劳。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部分图片来自复旦大学档案馆，在此一 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钱益民

2005年4月6日于国泰路复旦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