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为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论著为目，清晰地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适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著作讲解和评析的依据，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著作原著精读的基础，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读本。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为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论著为目，通过“马恩原著解读”、“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道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点评”四大板块，清晰地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本书采用与以往教材不同的编写方式，每一编均由总论、经典作家简介、代表著作提要和代表论著讲评四个部分构成。其中著作提要部分，作者根据自己阅读原著的体会，以第一人称方式将原著的精华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使读者能尽快把握原著的精神。提要提供此著作的准确出处，可以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本书每一章后面都有思考题和参考文献，方便读者的深入探讨。

主流文论的建设与创新（代序）/1

前言/1

第一编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发展者的文艺思想

第二编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及教训

第三编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演变和发展

第四编 可圈可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后记/357

1．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哲学的党性

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否在我们关于世界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关于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第一，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是人可以感觉到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第二，在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之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两者之间有着特殊的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壁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所有这些哲学臆说都是废话和狡辩。第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背离了上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即使声称站在最客观的立场和用最科学的方法，也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马赫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马赫说：“假使正当我感觉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或别的什么人能用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头脑，那就可以确定一定的感觉是和有机体中所发生的那些过程有联系……”这P113就说明我们的感觉是和整个有机体中、特别是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定过程有联系。马赫十分肯定地作出了假定；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作出这种“假定”是困难的。但这种“假定”——“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定”，却正是马赫曾经把它宣布为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假定。经验批判主义者对我们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如果超出这一点，认为感觉是物体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没有意义的多余的假定等等。但头脑是物体，那么，头脑也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结果是，我(“我”也无非是感觉的复合)依靠感觉的复合去感觉感觉的复合。

马赫哲学的自相矛盾性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他先宣布感觉是“世界的真正要素”，然后又偷用相反的观点，说感觉是和有机体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的。据他们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这些“过程”是否跟“有机体”和外部世界之问的物质交换有联系呢?如果某一有机体的感觉不像该有机体提供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客观正确的表象，这种感觉的交换能够发生吗?

哲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实际上在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

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清除掉。这类企图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性质，不能明白了解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事业中竭力攻击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

哲学的党性原则之所以重要，是人们一旦忽视它，就不可避免地落到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不管他们在主观意志上想要保持怎样的非唯心主义的、超脱的立场。马赫主义也是这样，他们从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像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类意识反映客观性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这样就会导致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最后就乞灵于神。马赫或者还坚守着他的“感觉要素”，但他的门徒们却纷纷地在谈论“人类最高潜力”神化的问题。这值得我们加以深刻的反思。P114

我国的文艺学建设，一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延安、“文革”前的11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都是如此，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文艺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走过了极其曲折和坎坷的道路，其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作用，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如今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我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学艺术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长期指导我国文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应该有自己全新的思路和前瞻的目光。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为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论著为目，通过“马恩原著解读”、“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道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点评”四大板块清晰地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过程源与流的关系，读者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变化的脉络和今后发展的方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和历史的借鉴。本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列一编也是一个突破。理论界长期以来“西马非马”的议论不绝于耳，但对西马的推介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将西马的地位摆到了不合适的位置。本书把西马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解读和分析，更能让读者了解西马在理论上的大胆创新和观点褊狭引发的失缺。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本书采用与以往教材不同的编写方式，以每一编的总论、经典作家简介、代表著作提要和代表论著讲评四种方式构成本书的基本构架。其中著作提要这种方式与以往的原著精选有很大的不同，本书编写者根据自己阅读原著的体会，以第一人称方式将原著的精华部分提要式地表述出来，使读者能尽快把握原著的精神，而提要的最后会提供此著作的准确出处，可以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参加本书编著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教师、博士生和部分硕士生，他们长期从事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其中大部分专题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研究的课题。本书的第一编由潘天强统稿，第二编由陈奇佳统稿，第三编由孟远统稿，第四编由张永清统稿，全书的统稿由潘天强完成。

本书适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著作讲解和评析的依据，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著作原著精读的基础，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读本。本书每一章后面都有思考题和参考书目，全书的最后还有一个参考书目的总目，方便读者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前后经历一年的时间终于完稿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从事马列文论教学十几年来遇到的一些困惑和对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些思考。

不久前为报考文艺学的硕士生出题时，教研室的老师发现文艺理论的试题无论怎么出法最后的指向还是马列文论，尤其是文艺理论的一些基础概念无一例外都要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以实际上现阶段中国的文艺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宗旨是符合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状的。但是我们真正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中国文艺自五四运动以来走过了一条极其曲折的道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及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文艺几乎彻底灭亡。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大潮的涌入，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面临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中国的文艺的基本特征就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的起落紧密相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带来了苏联式的文艺理论的基本模式。然而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是经过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其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特征，它在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的作用是忧大于喜，“文革”中的文艺的极端政治化和庸俗化的源头不能说与这种苏联模式没有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从第四届文代会邓小平的讲话开始，明确提出了反对文艺从属政治反对文艺作为政治的工具。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原典，在这方面二十多年来文论界的确做出了骄人的贡献，许多在苏式文论中被扭曲的观念都得到了恢复，对马恩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另一条道路就是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现代文艺思想，对西马的译介和研究也是成绩突出成果斐然，尤其是西马文论家针对现代文艺所提出的有强烈针对性的观点，对我们研究不断涌现的文艺现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两条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的走向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对马恩原典的研究逐渐变得越来越学院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烈的实践性显得越来越弱，学术研究已经远远跟不上文学创作的变化；而对西马的研究显得极其浮躁，有些年轻学者一味追求新奇和时尚，用概念和名词的翻新代替学术思想的创新，对文艺实践的作用同样极其微弱。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最大的感触就是两类学者好像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部分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难以超越，而另一部分人则急于编造新的词汇以取得“话语权”，逐渐变成了各说各的话，各念各的经。书越出越多，会越开越勤，但是理论却离现实和创作越来越远。由此我想到能否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下这种局面。

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到今天的大体轮廓做一个梳理，使读者不仅能够了解马恩原典的精彩阐述，还能够历史地辩证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这些理论产生的时代政治背景，为过去和现在搭一座桥梁。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发明电，而如今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列宁的时代是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代，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事的变化不会等待理论的更新，而我们的理论家却应该直面时代的飞速发展，真正做一些对现实有用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为建设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添一块砖瓦。

因为本人能力的限制，此书的疏漏和错误一定很多，真诚欢迎各方学者批评指正。也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本书编写的专家和同仁，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这本书顺利完成。

  潘天强

2004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