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渐无书》是何怀宏的随笔散文集，为伦理学家的散文集，从历史、人物、书籍以及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心灵的感悟和理性的思考。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它和古典生活世界有何不同呢？它在哪些方面让我们感到失望，又在哪些方面让我们感到日新月异的惊奇呢？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何生活得快乐或至少自适？

作为《沉思录》的译者，何怀宏教授曾经观察和思考过古典的生活世界，那是一个精彩人物纷呈的世界，也是一个其中的佼佼者努力开发内心的世界。而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的生活，似乎更为外骛，更为紧凑、更为快速、更为平面，何怀宏教授作为他最近刚刚推出的新书《渐行渐远渐无书》的作者，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他对现代生活和文化的观察和感受。

作者何怀宏是知名的伦理学者，是三联版《沉思录》的译者。近年来先后在《南方周末》、《新京报》、《SOHO小报》等报刊上开辟专栏，《渐行渐远渐无书》精选了其中关涉文化与历史的文章，辑成一册，代表了作者近期对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学术等问题的思考。文章都写得很静，静的能感到自己的心跳。也正因为如此，却让人看过之后又很不平静。《有许多好人很安静》中他这样说：“他么也许没有耀眼的才华，也没有耀眼的志愿，但却总在默默地耕耘。”他们不被注意，只有当你失意的时候才可能注意他们。《渐行渐远渐无书》作者带我们在清华园里寻找着，走过自清亭，走过闻一多纪念碑亭，寻找着王国维纪念碑，并从中寻找他们为什么忧伤？他回忆骑车去当时还位于北京朝内大街的三联书店的日子，带着几分惬意，又有一丝忧郁……

辑一 心灵史拾零

 心灵史上的无语者

 世纪初的忏悔

“殉道”还是“殉清”？

 为什么忧伤？

 梁启超的信仰根底

 鲁迅与耶稣

 纯真年代的纯真心灵

 毛泽东在1917

 毛泽东在1918

 毛泽东在1919

 新生活的实验

 “新人”是怎样炼成的

 墓与幕

 有志者，事未成

 因德而死，责尽而亡

 政治局里的“多余人”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

 世纪中的反省

 精神的后园

 折断的翅膀

 旷野

 新女性

 老一代

 “时间”的开始与停滞

 世纪末的凝思

 叛徒问题或灵与肉

 在平等的追求之外

 不知所终

 有一个朋友去了远方

 三十年的三十个瞬间——l976—2005年日记选

辑二 由远及近

 孔子——伟大的平衡者

 “过渡时代”尘埃落定？

 人以食为天

 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

 千万不要忘记

 三种“传统”力量塑造中的“当下”——《精神历程》序

 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二元还是一元？

 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

 不那么锱铢必较的市场经济

 仰望星空立足大地

 做伟大的模仿者，还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后奥运的文化中国

辑三 域外来风

 萨特的意义与局限

 阿隆、萨特、加缪三人谈

 《论李维》告诉我们什么？

 美国的民主与精英治国

 大众时代的来临

 汤尼潘帝

 法兰柴思

 有许多好人很安静

 循规蹈矩是因为谦卑

 无告者的声音

 同情的危险

 我与俄苏文学

 一部久候方至的人文经典

 现代人的古典启蒙

 相得益彰——两经典合序

 相伴二十年

辑四 私下的忆念

 历史的微光

 渐行渐远渐无书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父亲的背影

 母亲的声音

 “隔代”的追思

 男人还值得女人去爱吗？

 永远的两性之别

 为什么结婚，为什么不？

 好看的绝望

 饥渴年代的读书生活

 自行车进京记

 骑车去三联的日子

 徒步环行密云水库

 回家过年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

权力运作与阶级政治的关系，一是宣称以一个政治组织（政党）、甚至有时是以一个领袖代表某个先进阶级或领导阶级的利益；二是直接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掌握权力的人。前者在中国似乎是更习惯的做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大”上，有一批工人和农民代表直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被有的学者认为这才是真正代表工农阶级或至少加强了草根性。工人阶级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新社会的领导阶级，1969年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话更是言犹在耳，进入这届中央委员的有些工人固然是造反派的头头如王洪文，但也有些工人的确是本职工作出色的劳动模范如王白旦。但他们是否真的像他们的阶级出身一样就代表这个阶级乃至于当家做主呢，或者，他们至少获得了与他们的新职务所相应的权力？

像王洪文一度还被毛泽东选作未来的接班人，在“十大”上进而当选为党的副主席，而在仅仅三年之后，1976年又被排在被打倒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首位。不过，后来改称“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看来是更符合事实的：江青在其中其实是最位高权重的，而张春桥则是这四人里灵魂性的人物。不过，人们可以说造反派并不代表工人阶级，我们可以看更地道、更本分的工人如王白旦。

根据百度百科等资料的介绍，王白旦1935年出身于太行山区一个农民家庭，本人新中国成立后做钢铁工人，他在炉前能够吃苦耐劳，又比较聪明好学，“文革”中也没有“站错队”，参加的还是属于造反派的组织，但也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头头，他看来主要还是凭一种平时的肯干和人缘，而在1969年2月进人齐齐哈尔钢铁厂革委会任副主任，正好上面需要在即将于4月召开的“九大”中有一名有七年党龄的钢铁工人的代表，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就被选作“九大”代表，又被选中做中央委员，这大大出乎同厂工人同事的意料，也是他本人做梦也没想到的。后来他还升到做齐齐哈尔市的副书记，省总工会的副主席。但是，“文革”后在1978年因改名等问题受到三四年的政治审查，最后结论是“属一般性问题”。并有两种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而已厌倦官场的他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后来他回到钢厂第一线的确干得很好，但晚年退休后生活也遇到一些困难，只得到过几千元的补助。

但这里的问题还不是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业绩，而是作为一个进入了上层领导集体的中央委员的政绩如何？甚至于他是否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和尊重？由于他的名字“王白旦”容易被人误听为“王八蛋”而颇不雅，而当时又只有他和毛泽东是唯一两个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人，周总理建议改名，陈伯达就将其名改为“王白早”，但不久陈伯达自己出事了，这个名也就不得不再改，江青遂又将其名改为“王百得”，而后来江青也出事了，受审查时有人建议他改名，但这回他终于不愿再改自己的名字了，说：“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这应该是他的心声，他终于不愿受人摆布了，于是就一直沿用“王百得”的名字到底。

尽管两次改名有一定的缘由，而陈、江两人的改名也还是用了一点心思而不是全无道理——前者是“意同音不同”，后者是“音近而意殊”。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能够任意给人改名，甚至喜欢给人改名，还是反映出改名者与被改名者之间一种相当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被改名者不得不接受这种改名（在有些情况下个人或社会甚或以之为荣），更凸显出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性，这也反映出王白旦虽然已经是一个中央委员，但其所处的权力地位还是相当低的，而更勿论其他。幸运的是，他到了80年代初期，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姓名上自己做主了，即便最后的名字是江青取的，他也可以不改了。

当然，人们可能会质疑这位工人的政治经验和能力使他不能获得相应的权力地位，人们对此提出的一个可能证据是：王白旦竞不知道在那份圈定的候选人名单中，越是无名的越是不易遭到非议，结果他也投了自己一票，从而竟然使最无名、最普通的自己和最有名、最英明的领袖平起平坐了（当然，幸好还没有发生那种对他更糟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毛泽东没投自己的票，他就可能单独一人票数第一）。

或说这可能只是一个个别现象，但即便我们在一个更宏观、也更往下的视野中观察，在似乎最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文革”期间，工人权力的状况也难说名实相符。在我少年生活的南昌，由劳动模范牵头组织的“工人赤卫队”一度声势浩大；在武汉，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更是声威并隆，但只要有违最高领袖的意旨，就顷刻瓦解。在毛泽东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后，许多第一批进驻的、比如说进驻北大的第一批工宣队照样被认为犯了错误，不久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各地老中青、工农兵三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权力机构，很快大权就还是基本集中于原来的老干部，或支“左”进来的军队干部。比这更早，在“文革”之前的60年代初，商品粮一度十分匮乏，上千万的城镇工人也曾被“挥之即去”，下到了农村。

总之，王白旦“文革”中的经历说明：他虽然进了最高权力机构，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无权者。他基本没有参与高层权力运作，他被选中是相当偶然的，被选中之后也没有多少权力。他只是工人权力的一个符号或象征。当然，作为一个象征，也还是可以有一种集体名义上的满足。而王百得“文革”之后的经历也的确表明，他在工厂、甚至在第一线比他在官场更如鱼得水，也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但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就是走下坡路了，甚至是失败了，而且他的生活也曾遇到困窘。所以，一些今天也仍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如何才是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着想？如何使从事所有工作和职业的人们都得到应有的尊重，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使不为官的人们（这样的人肯定始终是多数）也能有自己的尊严和生活空间，乃至能够非常有效地监督那少数为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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