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垒一苇 一时瑜亮
陈布雷立即衔命而起，急忙向中央医院赶去。
在车上，因长期睡眠不足的陈布雷，脸色蜡黄，合眼假寐，但思绪联翩，和张季鸾交往的点点滴滴，不禁浮上脑海。
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20年交情，可谓文字至交，两人互相欣赏，堪比瑜亮。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从日本留学归来在《民立报》当编辑的张季鸾，为于右任保荐，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孙中山的就职宣言就是由张季鸾执笔起草的。当孙中山宣誓就职时，张季鸾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的盛况。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是用英文写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翻译，陈布雷时在上海《天铎报》执笔，他以典雅的古文试译了一段，英文极佳的王宠惠看了，觉得准确而且传神，大为满意。于是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就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第二天，当《民立报》同人知道后，不无遗憾地对于右任说：“此文《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星期5篇，星期天撰写短评。《商报》本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商业金融评论，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入注目的还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报界誉为“突起之异军”。1923年．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他不惮军阀的强势，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举兵入浙江等，他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马上在《商报》发表《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评论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在“五卅”运动中的文章议论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在《商报》的评论，肖楚女致函示好；胡政之办《国闻周报》，慕名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50元，他答应了。期间，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他曾被拘留、罚款。新办的《商报》发行量达到10000余份。1926年元旦，《商报》创刊5周年，他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对这段历史做了一番总结。
时任《中华新报》主笔的张季鸾称赞说，《商报》社论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辗转探询，始知著论者为陈、潘二人”。
孙中山对《商报》也非常赏识，说“××等报，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蒋介石这时在上海订阅《商报》，经常读署名布雷的文章，也常听戴季陶等称赞陈布雷的文笔流畅犀利。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商报》亦很注意，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常转载《商报》的社论。当时上海的进步人士也多认为陈布雷饱读中国的典籍，为人富正义感和爱国心，重义气，明是非，文笔犀利流畅，笔调苍劲古朴，实为难得之才。
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陈布雷最初与张季鸾订交，也是在这时。
陈布雷在商报，因为与张季鸾主持的《中华新报》打起了笔墨官司，往复论辩七八个回合，可谓不打不相识。陈布雷过后认为，他们之论辩的论据，实际上未必强于张季鸾所持者。而正在这时，张季鸾却在《中华新报》发表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张季鸾在《中华新报》表现出的雅量和深情，为陈布雷所敬佩。P004-006
不能忘却的纪念
有哲人说过，所谓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老者，他的顽强、狡诈和吊诡超过一切凡人。他以谁为代言，在什么时候发声，以何种形态返回尘寰，永远不可蠡测。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一代风流名士，张季鸾先生，在上世纪上半叶，独秀报林，为推翻帝制，结束军阀混战，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作出了至今鲜为人熟知的贡献。1944年11月，也就是季鸾先生逝世三周年后不久，《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先生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于右任题写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序。由于抗战时期物资的艰难，该书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后来人都难以辨认。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先生，于1957年写了本《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题诗：“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表达了于老先生对季鸾先生深切的怀念。1987年，在张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台湾方面将《季鸾文存》再版。
然而，1949年后在大陆，《大公报》遭到全盘否定，季鸾先生也横遭“批判”，其位于西安南郊的陵墓甚至被捣毁，为一养猪场所占，至今墓园没有全部整修恢复如故。以后的数十年间，其人其事甚至遭到有意屏蔽，渐渐为大众所淡忘，甚至一些文化人也知之甚少。《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曾写过《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但基本是一些回忆的片断，难以窥全豹。至于先生的文集，更未见大陆有出版社出版。据了解，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其出版“中外名记者”丛书中，曾计划有一本《张季鸾》，后来不知何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所幸的是，我们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历史虚无时分。先生的接班人王芸生，临终前他悔恨自己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的“讨伐”，悔恨他自己对先生，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辜负了先生之委托，未能写季鸾先生的“传记”。他说：“我多少次动念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的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他在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先生)，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潸然泪下……
1991年，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牛济先生主编、陕西省榆林市政协编辑了《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才得以出版，打破了禁区。牛济先生还写了不少介绍张季鸾先生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关注。后来，一些新闻学人对季鸾先生也有研究介绍。近年虽说有几本介绍评述《大公报》的书籍，但单独全面介绍评价张季鸾的书籍还没见到。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只有全面开启历史，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才能大阔步走向未来。特别是在国共开启新的合作、海峡两岸化干戈为玉帛的今天，尤其重要。2006年，作者在研究秦文化时，开始关注张季鸾。随后费时一个冬春撰写了这本书初稿，甚至大年三十也在爬格子，其间辛苦唯有自知。张季鸾研究专家、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牛济先生，古道热肠，将书稿仔细审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不少采访线索、资料和照片，并更正了一些错讹。在此向牛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2008年和2009年，孩子进入高三高考，我身体也出现变故，但依然抽出点滴时间，对全书的体例和部分章节两次作了全面修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海峡两岸、国内外张季鸾研究的成果，谨向作者表示谢意！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不再一一标明出处，特此说明。
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殷荣霞女士，多年来对我爬格子的支持，默默地照顾女儿和家庭，相濡以沫，支持写作，使此书稿能顺利完成。
2010年3月
名士风度国士魂
前贤有诗云：“从古江山闲不得，半归名士半英雄。”将风流潇洒的名士与创造时势的英雄同等看待。在近代百年中国士林，《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可以说不仅是一代风流名士，还是凛凛群惊、标高千古的无双国士，自然在历史天空留下璀璨的光华。
张季鸾作为名士之“风流”，既非古人所谓诗酒风流。也非如今常见的裙边风流，而是灼灼才华之风流，傲岸人格之风流，千古道德文章之风流。他除了以时评而名倾朝野外，还有高雅的风度和气质，更可贵的是不慕荣利，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清高而有气骨，被时人所看重，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清末民初，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个政治集团都在寻求拉拢名士，帮助谋划或者支撑门面。因此也出现了许多朝秦暮楚，望尘下拜者。同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政治上采取高压的愚民政策，对反对自己的名士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关押，甚至加以杀戮。名记者邵飘萍，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而林白水，则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罪”枪毙。但就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天空一片黯淡的时候，张季鸾超逸出群，标新立异，有书有笔有肝胆，傲立当世，可以说“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留学日本，创办《夏声》杂志，倡言革命；任总统府秘书，执笔起草孙中山就职宣言，再造共和；创办北京《民立报》，名列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点燃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辗转京沪办报的前15年中。有两次被捕入狱，颠沛流离，历尽艰险，备尝艰辛，但追求自由之精神不改。其中两度从政，不乏做官发财机会，但挂冠而去，甘愿做穷记者，“新松不恨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后15年任《大公报》主笔，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庄严地亮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旗帜，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发扬文人议政的报风，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先后发表两篇文章痛骂正值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把“笑傲王侯”的名士遗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正是“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
这种风流名士风度，可以说是时代正义和良知的象征。张季鸾“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黎民百姓都和自己息息相关。这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源于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在百年中国报林无人能出其右。可惜的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今天，具有这样名士风度的知识分子已罕见。
更可贵的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张季鸾表现出了“舍我其谁”的国士之风。国士之风是什么？司马迁总结道：“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所以为有国士之风。”(《报任安书》)看其文，观其行，论其人，张季鸾不正是民国时期无双国士吗？
“扶风豪士天下奇，义气相倾山可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则当仁不让以“国士”自居，确定“明耻教战”的宣传方针；在整个西安事变进程中，共写下十一篇社评，特别是《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抵得上十万雄师；值全民抗战之际，他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以笔为戈，激励民心士气，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他本人还为国民政府起草了重要的文稿，参与国家重大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高级智囊；《大公报》主要因张季鸾的社评获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他的笔墨生涯，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正如周恩来唁电所评“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国士的人格魅力。张季鸾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名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在国难当头之时，以如椽巨笔，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堪称百年中国无双国士。
书生意气显本色，民国名士竞风流。国难当头成舍我，国士之风能其谁？
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国士之风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数十年来，我们不幸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国的那些人和事，几乎将每个人的脸上都涂抹了厚厚的油彩，甚至基于某种需要将人物脸谱化，让本来的面目无法看清。张季鸾的名字，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有意识屏蔽，不仅一般百姓知之甚少，就是文化人也难闻其详。本书试图透过历史的迷雾。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百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路进行探究，还原一个活生生的本色人物，以本论质，以质为珍！
这本《张季鸾与民国社会》由李满星所著，讲述的内容是：张季鸾作为名士之“风流”，既非古人所谓诗酒风流，也非如今常见的裙边风流，而是灼灼才华之风流，傲岸人格之风流，千古道德文章之风流。他除了以时评而名倾朝野外，还有高雅的风度和气质，更可贵的是不幕荣利，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清高而有气骨，被时人所看重，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张季鸾与民国社会》适合人物传记爱好者阅读。
前贤有诗云：“从古江山闲不得，半归名士半英雄”将风流潇洒的名士与创造时势的英雄同等看待在近代百年中国士林，《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可以说不仅是一代风流名士，还是凛凛群惊、标高千古的无双国士，自然在历史天空留下璀璨的光华。
这本《张季鸾与民国社会》由李满星所著，记述一张季鸾的生平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