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漫长悠远,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头绪繁多,普通读者很难找到入门之径。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创建了“通史”这种体例,即在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下,通过精炼的文字对世界历史进行现代诠释,是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世界历史的理想读本。《世界通史(青花典藏珍藏版)》力求在真实性、趣味性和启发性等方面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通过科学的体例与创新的形式,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地阐释历史。精炼简洁的文字、多元的视觉元素、全新的视角、科学的体例和创新的版式设计有机结合,帮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和一个崭新层面去考察历史,感受历史,思考历史。
《世界通史》以界历史发展时间为脉络,概括了从500万年前人类登场,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世界主要历史事件。每个主题视角新颖、层面丰富,融合了简洁的概括性阐述与生动洋细的具体记叙,阅读价值显著。
晚期猿人出现
距今约30万~155万年前人类进入晚期猿人阶段,他们分布于亚、欧、非洲各地。
晚期猿人的学名为直立人。1891年荷兰军医杜布阿在印度尼西亚的特里尼尔附近发现一个头盖骨及一枚臼齿,翌年又在同一地窟中发现一个大腿骨及一枚臼齿。头盖骨很原始,与猿相似,而大腿骨则具有现代人的性质,已能直立行走,所以定名为直立猿人。1931—1941年,另一荷兰学者孔尼华在爪哇桑吉龙又发现了三个猿人头骨及一个下颌骨,1960年及1963年在该地又先后发现了猿人的下颌骨和部分头骨。爪哇猿人化石的年代距今约80万年,但在发现这些猿人化石的地点未发现石器。1907年,在德国海德堡东南的茂埃尔发现一块猿人下颌骨,其生存年代与爪哇人相当,称为海德堡人,也未见石器。
早期智人出现
20万—3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出现于20万一30万年前。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是1856年在德德杜塞尔多夫城附近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洞穴里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早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和现代人已很接近,但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痕迹。例如前额低而斜,眉脊虽然不像猿人那样显著,但比现代人突出,颏部不明显。脑量约为1100—1600毫升,平均为1300毫升,脑组织也比较复杂。早期智人的化石分布很广,除欧洲、北非、西南亚外,别的许多地方也都有发现,如中国的丁村人(山西)、长阳人(湖北)、马坝人(广东)、爪哇的梭罗人,非洲的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都有发现。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人类在不断演进,至距今5万年前后,早期智人终于发展为晚期智人。早期智人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公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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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