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会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最卓越的资产阶级教育家,1868年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古城绍兴。青少年时受的是封建旧教育,走的是科举仕途,曾做过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弃官还乡,投身教育事业。
1901年9月蔡元培应聘到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从此,他对新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和实践,逐渐成为我国最卓越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同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与日俱增。1902年初,他发起创办爱国女校。女校既提倡女权,也宣传革命,后来许多女校学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蔡元培等又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任会长。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南洋公学发生学潮时,中国教育会组织离校学生成立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曾发动声势浩大的拒法运动和拒俄运动,一时成为国内爱国运动的核心。1904年蔡元培与龚宝铨、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江浙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蔡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被指定为上海分会主盟人。中华民国成立后,蔡为首任教育总长,1912年7月因反对袁世凯专制,与其他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赴欧洲留学。在法国期间,曾组织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积极推动国人赴法勤工俭学,不少青年得到过他的帮助。
1916年底,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京大学非常腐败,校风混乱。蔡元培到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教育学生研究学问、注意道德修养、尊敬师长,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任教,辞退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对学制、课程安排和科系设置都做了有益的调整。在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对教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对新思想的传播极为有利。由此,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蔡元培因其学识德望和治校有方,深得北大师生和北京教育界的拥戴。
由于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巨大影响和业绩以及他过去的革命经历,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孙中山提名,他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当时他还在欧洲。自国民党“二大”以后,他一直是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到上海,参加了南方的革命运动。1927年3月底,他与蒋介石在上海相遇。由于历史的振荡,一个执著的文化人、方正宽厚的长者同一个狡黠的政客、阴险残暴的军阀碰到一起,做了一段同路人。
蒋介石也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二次革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蒋从上海赶到广州护卫孙中山,由此得到孙中山重视。此后,他相继担任了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特别是北伐开始前,他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最高指挥权。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不到半年,北伐军攻占了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到处蓬勃发展起来,北洋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面对这种革命形势,帝国主义十分恐惧,资产阶级也感到不安。于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准备背叛革命。
1927年3月26日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到上海策划反革命政变,搞所谓“清党运动”。为了利用蔡元培的声望和他的监察委员地位,蒋派吴稚晖去拉拢蔡元培。
蔡元培对蒋介石没有很多了解,他们虽是同乡,以往没有接触过,直到这时才由吴稚晖介绍认识。吴稚晖是个无耻政客,为了给蒋介石卖力邀功,他极力游说,拉拢蔡支持蒋。蔡是老实人,吴稚晖是他的旧友,吴的游说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蔡元培自身也有拥蒋的思想因素。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本性在他身上明显存在。他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希望进行一场革命打倒他们。而当工农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积极开展革命运动的时候,他又感到不能接受了,这是他的阶级局限。就个人素质而言,蔡是一个文化人,他更多地希望用温和的、改良的办法来改造社会,因而他始终提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而对暴力革命则不甚热心,尤其不主张发动群众进行暴力革命。工农运动发展起来,难免有过火行为,引起了社会上层的非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贵更极力夸张,大势渲染。蔡元培长期居住国外,回国后也主要在上层人物中活动,对革命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蒙蔽。蔡元培本来只能接受三民主义中不彻底的部分,认为共产党的主张过激,而蒋介石反对革命正是打着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幌子,这是很容易为蔡元培接受的。蔡的旧友吴稚晖、李石曾等这时都积极帮助蒋介石,很多事情由他们出面,也使蔡元培受了迷惑。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蔡元培在这样一个历史大事变中站到了反革命一边。3月28日在蒋介石指使下,由吴稚晖等出面召集在沪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常务会议,推蔡元培为主席。会上,吴稚晖首先报告“共党谋叛情形”,编造“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提议“纠察共产党人”。蔡元培则“补充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4月2日在沪监察委员再次开会,仍由蔡元培任主席。吴稚晖正式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文告,污蔑共产党为实行共产而决定铲除国民党,有“逆谋”,提出必须“以非常之处置,救护非常之巨祸”。随后,蔡元培向到会者展示了所谓共产党“祸党”的证据,是他收到的一份题为“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的材料,材料中罗列四项内容,既歪曲了事实,也不能说明问题。会议在一片喧嚣的反共气氛中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议决要求国民党中执委采取紧急措施,由警察局或军警逮捕各地共产党员首要危险分子,并开列了一张名单。
就在监察委员开会的同一天,蒋介石在龙华北伐军东路前敌总司令部召开了秘密反共会议,吴稚晖等五名监察委员参加了这个会,这就不难看出,监察委员们的会议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了。会议决定“反共清党”。4月3日到5日,蒋介石连续举行秘密会议,加紧策划,这些会议蔡元培都参加了。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何应钦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夺取第三次工人起义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的权力,蔡为委员之一。同一天,蒋介石成立了上海市戒严司令部,同时发布戒严条例十二条,禁止反对当局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一场反革命政变从各方面做好了准备。
4月9日蔡元培与吴稚晖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名义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攻击共产党和当时同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为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了法律武器。4月12日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屠杀开始。第二天,蔡元培又与吴稚晖等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作出否认武汉政府、国民政府迁南京、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这时的蔡元培,已经由吴稚晖等人牵线,牢牢地同蒋介石拴在一起了。
4月18日蒋介石操纵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向国民政府主席授印,并发表演说,攻击武汉政府是“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的“破坏政府”,要消灭这个政府。
6月蔡元培又参加了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的反革命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取消武汉政府,驱逐共产党,促使宁汉合流。此后,蔡元培多次发表演说,攻击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呐喊助威。
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等四人提出“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获通过,使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得到国民党中央全会承认。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