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选四百余篇杂文，均系1949-2009年各时段的上乘之作。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白驹过隙，然而就文学艺术中的某一门类，或与时俱进，或变异倒退，或迟滞不前，或隐没消弭。杂文，应属前者，尽管它的经历十分坎坷。

本书所选四百余篇杂文，均系1949—2009年各时段的上乘之作。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白驹过隙，然而就文学艺术中的某一门类，或与时俱进，或变异倒退，或迟滞不前，或隐没消弭。杂文，应属前者，尽管它的经历十分坎坷。

本书命名“二百家”，当说明之，此家非彼家。一般地讲，称“家”者非名远播亦即著作等身，本书取“一家之言”本义，不论是杂坛巨擘名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初出茅庐新秀，有一篇优秀杂文人选六十年“总汇”，亦可称之一家罢。需要特别声明的是，限于选编者水平和所搜集资料欠缺，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将在本书再版时一并补遗。

上卷

 胡风

鲁迅还在活着

——在人民祖国的第一年纪念鲁迅先生

 夏衍

论恭维

“废名论”存疑

 聂绀弩

茫然

 严 秀

论“数蚊子”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巴人

况钟的笔

上得下不得

 茅盾

谈独立思考

 蓝 翎

“高低贵贱”论

拉祖配

 叶圣陶

“老爷”说的准没错

 钟惦棐

“何必日利”

 艾 青

画鸟的猎人

偶像的话

 唐达成

论等“行情”

 唐弢

“言论老生”

“谢本师”

 萧乾

“上”人回家

唉。知识分子

 柯 灵

悲剧与喜剧

 费孝通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黄秋耘

犬儒的刺

历史的哑谜

 徐懋庸

小品文的新危机

不要怕不民主

 李锐

大鱼网主义

 臧克家

“六亲不认”

 邓 拓

废弃“庸人政治”

一个鸡蛋的家当

“伟大的空话”

 吴祖光

“相府门前七品官”

“右”辩

 方 成

过堂

 吴 晗

海瑞骂皇帝

 胡 适

容忍与自由

 罗竹风

杂家

——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廖沫沙

郑板桥的两封家书

议论皇帝好

 宋振庭

唯一律癖

孙悟空的行状

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柏 杨

没有细菌的病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陈克环

谈“吃”

 恽逸群

略谈“个人崇拜”

 郭沫若

黄钟与瓦釜

 秦牧

鬣狗的风格

皇帝瘾

“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

奸臣的“定场诗”

 岑 桑

太阳的故事

 陈虞孙

“还我头来！”

 虞 丹

缚舌、断舌和断喉

姓“资”的有多少？

列宁的豁达

 刘 征

“帮”式上纲法

雕蛇篇

庄周买水

歪补《辕门斩子》

某官诉状(杜撰曲)

 乐秀良

日记何罪！

 王春瑜

“万岁”考

 吕 剑

“悼”议

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

 黄永厚

论悲剧

——三姑娘和谄也

 牧 惠

华表的沧桑

从义和团到“文革”

奇书《下级学》

寂寞的《动物庄园》

 林 放

论犹大

江东子弟今犹在

临表涕泣

 陈白尘

谈悼词及其他

 老 烈

小花还活着吗？

假道学古今谈

 章 明

“吃运动饭”

从一副对联说到张作霖

叫她如何参政议政

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

成吉思汗的勇士及其他

 邵燕祥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公文选读

“娘打儿子”论

大题小做

笑谈之余

 吴有恒

《东方红》这个歌

 何满子

理想国·文人岛·未庄

拟《无花的蔷薇》

角色转换

写一部《告密史》如何

“做戏的虚无党”

 秦 似

漫谈左右

 舒 展

论起哄

处级和尚

盗亦有道非常道

论无耻

龙椅与宝座

 李 敖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西太后怕什么？

 巴 金

说真话之四

“文革”博物馆

 鲍 昌

梦的杂感

 谢 云

析“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信教”与“吃教”

海内何妨存异己

宪法的故事

 黄苗子

遗 嘱

 叶延滨

唐僧的紧箍秘咒

假如我来续《红楼梦》

 曾敏之

封建余音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孟子和小科员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李汝伦

祭棍子文

神话，“八路军来了！”

——农民战争反思之一

 朱健国

早叫的公鸡

“八个月没有文件呵！”

——记一个历史性的场面

改写叶乔波

“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

与腐败擦肩而过

 黄 裳

“表叔”的遐想

西太后与现代化

 廖冰兄

预立遗嘱放言

 鄢烈山

二狗哲学

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

哀小丹

“一人化”领导

 荒 芜

媚外一例

 王大海

历史的回声

——汴京包公湖情思

杂感小集

 孙 犁

我的位置和价值

 胡 平

美食家自白

失语

犬儒的世故

 马识途

小题反做

 谌 容

活着的滋味

死的想法

 梅桑榆

“弄潮儿”简历

一字师

 孙越生

蚯蚓现象

 李建永

撒娇的流派

李白之死因新论

说“江湖”

耳朵吃什么？

 米博华

“新国粹派”宣传提纲

还有敌人么

什么性质的掌故

 林铁红林亚光

阿Q真地阔了起来

 公刘

正题歪做

密特朗当过战俘

中国病人

 王 蒙

诬告有益论

——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诬告者

讲演术

珍重生命

诫贤侄

 郭振亚

阿Q的诉讼状

 吴国光

不死鸟

 朱学勤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冰 心

无士则如何

 薛 涌

两个月亮说

我们的孩子如何长大

罗马的还是希腊的

 魏明伦

雌雄论

半遮的魅力

对联与谶语

小鬼补白

劝君少刺秦始皇

——评点《英雄》

 范荣康

我不知道

哭先师计公

 丹 赤

“老揣”与“老踹”

 施蛰存

匹夫无责论

闲话孔子

 刘 思

且说萨翁事

论“走过场”

 冀 涝

论法捷耶夫之死

过场戏

 流沙河

尴尬二十四

Y先生语录(摘抄)

回望流年

詹詹草

 袁 鹰

井冈雕塑园

 蒋子龙

真话难说

“公偷”

美国的“烧烤俱乐部”

速成时代

不一样的惩罚

 冯英子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李普曼？

索赔——医治日本偏执狂的良方

 朱 正

张作霖用人

 李国文

大观园分房记

曹操不称帝

 冯日乾

死而无“愿”

流行歌曲创作指南

 戴厚英

人，应该有所畏惧

下卷

 安立志

“我化”

 黄一龙

希望断想录

“少数”的威力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

不表态权

 池莉

李斯新举措

 焦 加

两代腐败者的比较

悖论不悖

身价与市场

 闵良臣

疯子堆里的贤明

 蒋元明

龙三精神

生活秘书花袭人

 舒湮

写回忆录之难

 夏 潮

说“帮闲”

 何 龙

流行

爱民主义教育

 章 采

不敢感动

 张聿温

词语歪典

 鱼在洋

副领导

 王乾荣

论定大师

艺术性快乐：闭上眼睛

 王小波

我看国学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张贤亮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冯印谱

羡慕贪官

 宋立民

清明祭

“太讲逻辑”的怪圈

 朽木

大爷、孙子与主人

 季羡林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血泪书写的见证

——我为什么写《牛棚杂忆》

漫谈皇帝

 甘 否

谁是爹

 肖复兴

没有青春

铁板的呼吸

 焦国标

推敲推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翻阅断想

过节似的思想解放

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望农民

 朱铁志

说自大

忏悔与被忏悔的……

小官儿形象

屋顶上的山羊

如果我死……

 谢 泳

文人难过皇帝关

 毛志成

上帝对地球人的最后一次谈话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

 韩美林

对“年产一百万个白痴”有感

 王得后

我哪里去了？

保姆的居室

“伤人乎？不问马”

 吴 非

谁是马克思

是谁“在地里挖土豆吃”？

共和国不能忘记

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刘洪波

感情代理

“皇帝来哉”

盛世略编

 沙叶新

年的中国麻雀

观众们。别上当！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诗歌吵架

告别病痛

 贾平凹

辞宴书

 张抗抗

无法抚慰的岁月

从“一”而始

 张心阳

骗子的胜利

“小说家”勃列日涅夫

美国人的英雄观

总统来了怎么办

最后的虚荣

 安文江

被遗忘的人权

 苏中杰

新编《声律启蒙》

百家争宠时代

良民的标准

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

 王重旭

穷小子与仙妻

虞兮虞兮奈若何

 张 勇

这两座政治名山

——从井冈山到庐山的思考

 陈丹燕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一只芒果

 陈祖芬

警察和小孩

 冯东书

谁能垄断历史

 孟波

中国人都是哲学家

寂寞的“左拉”

 魏得胜

书生习气不可无

假如我中了大奖

一个人是怎么傻起来的

“阴”与“谋”

 摩 罗

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

 王 安

买鸡蛋连母鸡也要买下吗

谁逼着中央下狠手

把黄老汉架起来烤

李金华为什么把故事扔给记者

女仆拿出了结婚证

 乐 朋

谁怕知识分子

 盛大林

为“纠错”而读书

 瓜 田

倒塌的不光是城墙

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

比黄粱梦还短的国王厂

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

 王跃文

中国天天感恩节

告别英雄

一种秘诀

假装无耻

碎片

 金敬迈

七秩试啼

 徐怀谦

同样是书生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

盛世下的沉思

官场十大游戏规则须知

贪官的狱中对话

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

 孙焕英

反腐败中的怪圈

谁该给谁让路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一部倒序词典

我选赵薇当代表

画圈

 潘旭澜

应当正名

 狄 马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伟大的几分钟

刘文学的悲剧

荒谬的苦难美学

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党治国先生

 韩少功

伪小人

 刘兴雨

古代皇帝们的闹心事

 骆 爽

今夜，谁站在林肯的对岸？

熟透了的后花园

 王开岭

“令” “法”“宪法”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

 曾 颖

死神的账单

 侯志川

海外兵团“平反”了

 游字明

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

我们遗漏了什么

 秦 海

“国耻”内外有别论

 刘 齐

愚蠢指数

全球第一妙语

痛恨

 耿 法

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

贾府的茄子

 谷长春

李真最后的辩护词

说“文化赤字”

清明，我怀念一个人

遥想一九五七

 陈 原

我是不是人(节选)

 朱 辉

一个人死了

 余 杰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

 陈四益

玩儿圣人

政治家与文学

“精神保姆”

什么都要

 刘诚龙

冬烘先生对三顾茅庐的体制研究

乾隆搞调查

 符 号

马燕的漂流瓶

 潘多拉

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

如何给政府写评语

 魏剑美

“伟人”的国际性 ‘

 周 实

我的政治面貌是——

书与人

 葛栋玉

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

 郭松民

让中国的阵亡将士不再寂寞 ‘

老兵安在？

 吕钦文

哲思断想(摘录)

 何三畏

文盲农妇为何要当秋菊

 陈 仓

蝗虫经济学

 周殿富

社会像一个股份公司，还是像牢笼

钞票的价值在“含金”而不在“纸”

 葛红兵

秦桧、汪精卫在中国

 徐迅雷

死生的社会能见度

在三月七日怀想一位大学校长

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

如今我们如何做船长

艾德雷的鞋底与小布什的鼻子

 晋 军

代沟深深深几许

 十年砍柴

从高考作文看“代圣人立言”的传统

铁牛哥哥眼中的法律

 宋志坚

钟离意真像现代人

“天下为公”审议

 冯景元

一句话

 黄 波

十字坡上的冤魂

李逵：淳朴的嗜血者

我为什么害怕演讲

不做“笔杆子”

 林 希

大喊“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后来怎样

 杨学武

我看朱德当主角

中国版的“悲喜剧”

 梁晓声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们看的？

 邓伟志

雷锋下江南

 林 达

如今，我们何处祭将士

美国《公民读本》的第一课： “你”

 李敬泽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其问题

 毕淑敏

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利

发出声音永远是有用的

太平门与非常口

 赵 牧

马屁的类型

我们离“疯人院”有多远？

 牟丕志

办公室主任

检查工作的学问

 蹇庐氏

阿Q“摸论”与“腐败民俗学”

 孙玉祥

从“扑克牌”到《点将录》

叫他兑现

 曹 林

拿出治民一半的严苛与智慧去治官

不明真相的群众与眼睛雪亮的群众

 迟子建

这个时代还需要神话吗

 陈长林

成语重组

 张丽钧

为国家带好一个小公民

 柴静

我只是讨厌屈服

没底的杯子？

 张 鸣

看管世界的逻辑

 李兴濂

“站在笼子里”的美国总统

 阮 直

无能有时比阴谋更能坏事

夜猫子别装报喜鸟

名人的脾气

 罗西

小问题

 郑俊甫

是谁害了颜渊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三十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笺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

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儿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孕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二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坐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业务。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吧。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先得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得讲讲各家的异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没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P44-46

本书所选四百余篇杂文，均系1949—2009年各时段的上乘之作。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白驹过隙，然而就文学艺术中的某一门类，或与时俱进，或变异倒退，或迟滞不前，或隐没消弭。杂文，应属前者，尽管它的经历十分坎坷。

本书命名“二百家”，当说明之，此家非彼家。一般地讲，称“家”者非名远播亦即著作等身，本书取“一家之言”本义，不论是杂坛巨擘名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初出茅庐新秀，有一篇优秀杂文人选六十年“总汇”，亦可称之一家罢。需要特别声明的是，限于选编者水平和所搜集资料欠缺，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将在本书再版时一并补遗。

一

一篇杂文之优劣，以什么标准衡量？见仁见智可能是鉴别一切事物的普适准则。鉴别一篇(部)文学作品的档次，可以达成共识者大约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其思想倾向是否顺应历史潮流，一个是其艺术功力是否能感染大多受众，使其共鸣令其折服。

从作品思想倾向讲，科学、进步、和平、民主、真实、善良、富庶等是社会发展趋势；反之，愚昧、倒退、战争、专制、虚伪、凶恶、贪婪等则是逆历史潮流者。杂文这个精灵的价值是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所以大凡针砭、鞭挞、抑制逆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之内容，都是可取的，也是读者所需要的；反之，则与杂文的风骨背道而驰，与杂文的美学价值风马牛不相及。

“杂文是社会医生”的比喻，似有抬高其身价之嫌，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支，确有其独特之处。

文学艺术各有其规律可循，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对人的精神产生“刺激”——或鼓舞或悲伤或欣慰或愤懑或激励或懈怠。杂文是逆向思维，往往从反面看事物，寻找纰漏和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思，激发人们的悲悯和义愤，呼唤正义和良知，受到启蒙和认证，从这个意义讲，杂文，其实是一种大智、大爱。

逆向思维的杂文，多从社会病灶着眼，解剖其文化观念的错讹，指向文化选择的依据，使其机体健康发展。为达此目的，优秀杂文的艺术资质必须不断提高且多种多样。常规杂文的严谨逻辑之美，刚柔相济的艺术辩证法，命题新颖的超常魅力，理性审视的曲径通幽，会给读者营造一个与作者共鸣的空间。非常规杂文的艺术风格引人人胜，细腻的情感让读者流连忘返，动人的形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跌宕的情节激发读者悲悯的情怀。荒诞杂文的怪诞与离奇如真似幻，调动、借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和实用写作手法，别出心裁的艺术构思，忍俊不禁的幽默语言，出人意料的选题，潜移默化的题旨，成为不分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读者精神营养餐。

逆向思维看社会、阅历史、剖人性，从恨到爱，从悲到喜，从误到正，从浊到清，从反面到正面。杂文，意在指出社会的伤痛、纠正文化的偏狭、抚平人性的戕害。尽管此愿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杂文终究是一种向上、向前的推力。

二

当代杂文六十年，前后各三十年判若天壤。

杂文命运多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杂文作家便有被当局通缉、杂文作品被报刊删除之虞；四十年代，杂文作家、作品也不乏被批判甚至被杀害之先例。

当代杂文六十年，前三十年，几度凋零，几度肃杀，几度复苏，几度挣扎。共和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对社会上一些封建主义的遗毒唯恐其延续，便欲拿起杂文这个“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进行针砭和批判，然而他们心有余悸，几年前的批判言犹在耳，几年前的整肃历历在目。他们只能试探着写，欲言又止；编辑们也只能试探着发，小骂大帮忙。尽管如此低调，还是触动了某些权威的神经，杂文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

1956—1957年夏，报刊上的杂文似有复苏之势，其题材领域稍有扩大，题旨也较尖锐、深刻，但仍限于党群关系、某些一般政策及官僚主义等，尚远远未涉及某些专制、领袖人物渐有个人迷信等体制性、重大政策性问题。更主要的是发表园地也仅仅局限在数量原本不多的报刊上，作者局限于作家、编辑圈内。其读者少之又少。

1957—1961年，反右与大跃进，使国家又面临一次满目疮痍，甚至出现多年未曾发生的大饥馑；十年来积聚的政治高压、万马齐喑，及至浮夸幻灭、突出政治的恶果，高层不得不做出一些宽松姿态，调整某些政策。于是，国内几位大手笔难耐忧国忧民之情，又一番以杂文谏言于高层领导，以杂文启蒙于民众，以杂文引导于同道，以杂文激活于媒体。

然而，仅此逼仄空间的复苏也立即被“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的强大政治格局所断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让作家和媒体只能跟着“斗争”的指挥棒一步步地迈向文化专制的牢笼。及至史无前例的中国十年妖魔化，杂文和所有的文学艺术均被斩尽杀绝，原本有限的杂文图书及一切与杂文有关的报刊，几近全部化为灰烬。

判断某个时期文学艺术繁荣兴旺与否。不仅要看其作品数量多寡，还要看其品位高低，看其辐射范围宽狭，更重要的是看其读者群的大小；无法公诸于世的作品再多再好，终究是“抽屉文学”，况且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谁敢珍藏针砭时弊的杂文？

前三十年出版的杂文集总数不过十数种，印数不超三万册，相对七八亿人口，杂文的式微堪称中国现代史的悲哀。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用来形象地表明从1978—2009年后三十年的杂文风貌。1978年3月，秦牧先生的《鬣狗的风格》率先问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它比伤痕文学滥觞于同年10月的小说《伤痕》早七个月)，各地报刊纷纷呼应之，批判、声讨“文革”的杂文如排山倒海之势。血泪的控诉，悲愤的鞭笞，如火如荼的批判扩展到文化专制、个人迷信、暴力戕害、扼杀精英、践踏人权等等罪愆，一个真正的杂文时代到来了。

如雨后春笋般的杂文在各地报刊捷足先登。南北遥相呼应，你方唱罢我登场；东西竞相比拼，杂文选题空前广阔。《太阳的故事》、《还我头来》、《缚舌、断舌和断喉》、《日记何罪》等，打破了当代杂文题材禁区；《“帮”式上纲法》、《公文选读》等创新形式争奇斗艳。

1979年4月和9月，北京出版社先后推出“文革”序幕期即被挞伐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印数分别是一万五千册和五千册。紧接着是三联书店出版了现代著名杂文作家的《聂绀弩杂文集》，两版印数达一万七千六百册，嗣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人杂文集》印数一万五千六百册。仅此四部杂文集即超过前三十年杂文集印数总和。此后，各地纷纷出版各种形式、不同版本的杂文图书，其数量已不知凡几。

1984年，河北省创办《杂文报》，1988年，吉林省创办《杂文选刊》(初创时刊名《杂文家》)。专门杂文报刊的诞生，是中国杂文史的创举，从此结束了中国文学艺术中唯独无杂文之专门报刊之怪相，从而将推动中国杂文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由于《杂文选刊》既选发优秀杂文又不断地推出引领杂文创新的理论和评论，创刊第十个年头发行量即近十万册。《杂文选刊》的迅速崛起，又催生各地出版社陆续推出各种杂文集。1998年起，辽宁人民出版社首推“杂文年选”，2000年，漓江出版社、200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花城出版社也陆续出版“杂文年度”选本，一时间杂文遍地开花，仅四家出版社每年推出的“杂文年选”即印行四万余册，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  三

六十年，四代杂文作家。其中胡风、夏衍、聂绀弩、巴人、茅盾、叶圣陶、唐弢、萧乾、柯灵、徐懋庸、胡适、郭沫若、陈白尘、吴晗、秦似、巴金等应属于现代作家，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手笔。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杂文产量有限，更鉴于他们的杂文理念仍囿于杂感杂谈之说，兼之创作题材不准越雷池半步，所以，他们之中有的专事电影(如夏衍、柯灵)，有的专事文艺理论(如茅盾、巴人)，有的专事戏剧(如陈白尘)，有的从事编辑工作(如巴金、聂绀弩)，有的跨人政界(如郭沫若、吴晗)等。杂文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存留的当代杂文作品不多，其影响并不大。

如果说上述作家们是跨现、当代两个时代的话，那么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创作(并非专门杂文)的青年作家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揭露阴暗面，积极干预生活，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第二梯队。然而，刚刚崭露头角，有的因反右派被打人另册二十余载，有的因“文革”而搁笔十余年，待到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即六十年中的后三十年的峥嵘岁月。邵燕祥、舒展、蓝翎、何满子、牧惠、王大海、王蒙、流沙河与秦牧、刘征、章明、林放、虞丹等的杂文创作，堪称开一代新风。

他们当中有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有著名报人，编辑家，他们社会生活丰富，阅尽人间冷暖，杂文创作深沉扎实，文化底蕴丰厚。他们是当代杂文承上启下的一代中坚，在中国杂文史上将留下光辉的一页。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杂文新秀引起众多读者关注。他们的杂文创作选题较之第二梯队更为广阔；他们的文风笔触更为尖锐辛辣；他们的风格流派更为活泼洒脱：他们的情感更为丰富饱满；他们的批判指向更为关键要害；他们的杂文受众更为广泛。当代杂文六十年，他们是中国杂文团队的主力军。他们创作实力雄厚、学养较为丰厚、作品含金量较大。魏明伦、沙叶新、朱健国、焦国标、朱铁志、吴非、张心阳、徐怀谦、陈四益、王乾荣、刘洪波、鄢烈山等，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名播全国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他们的杂文创作多为重大题材，且多有选题新、角度新、构思新、语言新、立意新的特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又一批新面孔让人们看到杂文作家团队“长势良好”，徐迅雷、孟波、黄波、狄马等的杂文，情感悲愤，文风尖刻，题旨新颖，文字辛辣，清新隽永，自由驰骋。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及其以下，如能坚持下去，将为当代杂文增添亮色，并将带动青少年写作者迅速成长。

当代杂文六十年，前三十年杂文作家呈散兵游勇状，后三十年杂文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梯队。且大中学生中习作杂文者层出不穷，江山代有才人出。深信，不用多久，杂文作家作者会出现一个宏大队伍。

四

杂文是个密码，它有政治学的成分，还有社会学的因子，有历史学的元素，还有文艺学的细胞，有哲学的血液，还有美学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似可看做一部百科全书。

在本书四百余篇杂文中，一部分将可能成为经典作品。我认为，从以下五个要义诠释其经典似可作为依据。

一、题材十分重要。如同对一个人的身体来说，其皮肤黑一点儿白一点儿无关大雅，最重要的是体魄的健康；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足球踢得输赢并不重要，政治制度的优越、经济的繁荣发达，国富民强才是根本。一篇杂文，其价值取向多由题材重大与否来决定。《这两座政治名山——从井冈山到庐山的思考》由一个崭新的角度提出关系执政党生命力的问题；《无法抚慰的岁月》深刻地剖析了人类史上畸形一代的成因；《悲剧的根源》尖锐地反思国人冷漠麻木及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给民众造成巨大伤亡的现实；《寂寞的“左拉”》悲愤地控诉了某些司法部门草菅人命的罪戾……这些题材无疑都是直击国是民瘼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些题材缺位，杂文的生存价值可能岌岌可危了。

二、思想倾向非常关键。这是作品的灵魂。爱什么，恨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坚定，旗帜鲜明。有些杂文的立意并非作者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等流露出来的，同样表达了作者的倾向。思想倾向错了，作品就没有价值甚至走向了反面。杂文《活着的滋味》通过八个人各说一句话表达了各自的人生价值观，作者未加任何置评，而是让读者自己评价。但是，通过这些典型的人生短语，相信绝对大多数读者会得出正确结论。杂文《改写叶乔波》、《匹夫无责论》等都是颠覆往昔的普适观念，给人以醍醐灌顶之快慰。

三、艺术魅力不可小觑。杂文是文学中的一支，它已经或本该与杂谈、杂感之类的新闻家族子弟们分家而自立门户。既是文学，杂文就应具有文学的基因——艺术魅力。或问，常规杂文主要遵循的是逻辑推理，也要艺术魅力吗？回答是肯定的。所谓艺术魅力涵括创作选题、作品的切入角度、形象的语言、恰当的比喻、适当的描绘、必要的刻画、浓浓的情愫以及新颖的形象性等。如《蚯蚓现象》深刻地剖析了官僚政治居然也有蚯蚓现象——以首生身，以身生首。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形象，生动地解读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风尘，从而体现了作品博大精深的妙谛。杂文《寂寞的“左拉”》是作者对一个司法机关草菅人命的悲愤声讨，然而却不是孤立地评述此冤案，而是将法国的一起冤案拿来对比，从而呼唤国人的良知与正义感。杂文《况钟的笔》、《说帮闲》、《龙椅与宝座》、《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等无不是经过作家的艺术构思，才使其成为当代经典——艺术生命更加绵长。

四、悲愤出经典(杂文)。作者为什么要创作杂文？怀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杂文？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杂文终究是一种精神图腾。它不仅仅是“反映”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预”生活。社会生病了，它要呼吁；时代倒退了，它要呐喊；文化吊诡了，它要澄清；人性裂变了，它要驳诘；生活阙疑了，它要淬砺；事物悖谬了，它要厘定。《副领导》、《辞宴书》的嘲讽，轻蔑，《让中国的阵亡将士不再寂寞》、《改写叶乔波》的惋惜、遗憾；《悲剧的根源》、《清明，我怀念一个人》的悲愤，哀怨；《1958年的中国麻雀》、《如果我死》的痛定思痛及省悟……这些当代经典性杂文的创作，都饱含了作家们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们的忧国忧民之情力透纸背，他们如同普罗米修斯要把火种传递给民众，去烧毁那黑暗与腐朽、冷漠与麻木，争取公平、公正、光明、民主和平等。

小说和戏剧用情节和人物的言行感染受众，报告文学用主人公的“事迹”震撼读者。诗言志，杂文则是作者直接传达出喜怒哀乐，从而与读者发生共鸣。没有充沛情感的杂文如同白开水，矫揉造作的杂文令人作呕。杂文，只有情真意切地从心底进发出来的激愤哀婉。才能让读者与作品同悲、同乐、同哀、同怒。

五、好读、可读、喜读是终极目的。十位厨师各制一件佳肴，首先被食客们吃光了的那件佳肴肯定是食客们共同赞许的，也会博得另九位厨师的羡慕。同样，一件文学艺术作品能博得广大受众青睐，便是百读不厌、百看不厌的优秀之作了。好读、可读、喜读是文学作品的终极目标，诗经、楚词、唐诗中的某些篇章是这样，明、清经典小说也如此。杂文中许多上乘之作也曾引起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本书所选四百多篇佳作，大部分在最初发表时都曾引起强烈的反响。

五

若上述标准可达共识，则本书四百余篇作品均可圈可点，各有千秋。

常规杂文约占本书的五分之二左右，多为六十年来的扛鼎之作。共和国诞生仅仅七年左右时间，“个人崇拜”便初露端倪，不论是讲话作报告或写文章，言必称“某某说”、“某某指示我们”，对此，叶圣陶引起警觉，创作了《“老爷”说的准没错》，尽管当年创作禁区十分森严，作家还是抓住昆曲《十五贯》盛演的“机遇”，以此振聋发聩的力作第一时间对个人崇拜敲起了警钟。早于此文问世两个月的《况钟的笔》是当代第一篇抨击力度最强的杂文；巴人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喊出“笔下有人”的杂文作家，他也是第一个痛斥“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人”’的智者。权威数字表明：仅一个解放战争，国共双方即牺牲两千万人，经过土改、镇反、肃反、三反及一化三改等政治运动，又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作家对此戚戚然惶惶然已不知多久，乘昆曲《十五贯》震撼京城舞台之际，喊出“人命关天”，恰如一声春雷，石破天惊！《老爷说的准没错》和《况钟的笔》都是借助昆曲《十五贯》中的主人公过于执和娄阿鼠的形象，使用旁敲侧击、弦外之音的手法，对某些决策者不啻是一种劝诫、警告。它们如同姊妹篇，为当代杂文的正义斗争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如果说前三十年数量不多的优秀杂文都是举重若轻、迂回曲折地批评当政者与决策者，那么，后三十年的常规杂文或直面现实、痛下针砭，或笔锋辛辣、纵意而谈。《奸臣的“定场诗”》直击康生这个用“人血染红了他的‘顶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延安时代“执掌整人大权算起”，“一级一级向上爬”，究竟靠的是什么？作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靠阿谀奉承，二靠狠毒害人。作品历数康生的罪恶人生之后，提出几个深长思之的问题：康生这类蛇蝎式的、豺狼式的人物何以能够青云得志？即“康生现象”何以会出现？这一类人物是依靠什么条件得逞的？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如果不刨根究底追寻出答案并加以防范，大大小小的康生式人物依旧会不断出现。人们啊，千万要警惕！

十年“文革”史无前例，其罪愆与暴戾罄竹难书。杂文作家们在揭批其惨绝人寰的同时，还特别深思：为什么这种祸国殃民的灾难在中国发生？为什么这种深文周纳的残忍悲剧在二十世纪中叶上演？为什么这种倒行逆施的荒唐竞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这种万马齐喑的禁锢只有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黎九莲等几个英雄挺身而出说“不”？

杂文作家们从不同视角，分不同选题，用不同语言揭批“文革”的荒谬绝伦和无视人权。经济濒临崩溃，民众陷于赤贫，文化空前凋敝，历史横遭践踏。《江东子弟今犹在》、《万岁考》、《“悼”议》、《吃运动饭》等篇什或痛快淋漓，或含蓄蕴藉，或旁征博引，或入木三分地将“文革”为国人造成的涂炭和血腥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并从理性的深度进行诠释。应当说，杂文对“文革”的清算是极有力度和广度的。

常规杂文在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中唱主角，通过逻辑推理触及读者的痛感神经，其理念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从而矫正人们对社会、对历史的误读。《盛世略编》、《回望流年》、《盛世下的沉思》、《反腐败中的怪圈》、《中国天天感恩节》、《小说家勃列日涅夫》等言近旨远，知往鉴来，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些作品更将显现其深邃的历史价值。

朱学勤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杂文，计五千余字(另一篇长文是费孝通先生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坦诚地说，选编者当初遴选本书作品时，并未想到这两篇长文之内在联系。当我写这篇序时，才发现，两篇作品不仅在揭示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血脉相系，而且在经历仅仅十几载时空过后，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顶着“作家”、“学者”、“诗人”桂冠者，其灵魂的溃烂是多么触目惊心！共和国诞生仅仅七八年时间，知识分子们普遍感到压抑、郁闷、不被信任、无法施展才干甚至成为政治运动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那位社会学家抑制不住激情，喊出了共产党整风让知识分子说话是“早春天气的到来”。  其实，早在费文出台前两年，胡风冤案已然开锣。那些既得利益的文坛巨匠们便良心丧失殆尽，他们把能收罗进来的所有污秽泼到胡风及其文友身上。昨天还是文友、同事，今天就翻脸不认人，同你划清界线，恨不能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为什么一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甫出，便有诸多作家、诗人蜂拥而上批判这个揭发哪个；运动一过，都出来将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以致“1955年卖友求荣者，1957年落网；1957年漏网偷生者，1966年一网打尽”。

真正的大师，必须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整倒一批人，便有一批“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再来一次政治运动，上次的“新人”被打倒，于是又一批崭露头角者顶位……六十年来，拷问自己良心者有几人？一个国家的精神食粮生产者——作家都不能拷问自己的良知；那么，它的接受者、“食用”者——广大民众还会拷问自己吗？我们的社会良心会如何呢？

《我们需要一场良心拷问》是一面镜子，照出知识分子的形象；它也是一架透视机，摄下作家们的良心；它还是一剂清醒剂，让那些争名夺利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每年生产数以千万、亿计的文艺作品，究竟有几部(篇)是震撼文坛经典之作？

距创作此文时间又倏忽过去二十多年，如今的文坛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今天一个作品研讨会，明天一个作品颁奖会，各级作协的头目们，整天忙着出席会议，接见宾客；文艺报刊成为报道作协领导人的机关报，其文章几乎全部是赞扬某部新作品，溢美之词如同评价诺贝尔文学获奖评语。

杂文《我们需要一场良心拷问》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它提出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良心问题，更触及到了国人的民族性！这关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近些年来崛起的非常规杂文开头便显现了作家与读者的双向选择，互相促进。供求平衡，当今已成为杂文家族的新宠儿。非常规杂文脱胎于散文和随笔，即以散文或随笔为底色，其核心是批判、针砭、嘲讽。本书中约占五分之一强。这些作品多以诉说的形式，或第一人称，或以某人某事为核心和线索，如诉如泣：或故事性强，或情节富戏剧性，引人人胜。《井冈雕塑园》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七八十年前的风起云涌的战乱岁月。那些雕像中，有为信仰而献身、也有为追求而流血者，曾经被自己的同志误杀，被战友泼上污秽，被首长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这些千古奇冤、百年遗恨，如果可以原谅，“但重复历史的悲剧怎能原谅呢？”作家袁鹰先生禁不住诘问。“历史将怎样写下去？”这是一张试纸，世世代代的国人都会在这张试纸上显现出自己的本色。距《井冈雕塑园》背景四十年后，《清明祭》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组现代版“雕塑”；时空跨越近半个世纪，但其悲剧的性质何其相似乃尔。《观众们，别上当！》写了两个真实版的故事，作家沙叶新所在的剧院在演出中，有的观众竟把舞台上的戏当作了真事，以至闹出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作品告诉人们，舞台上的道具是假的，效果是假的，连演员的感情都是假的，于是，作者提醒：观众们，别上当！此话蕴含丰富，其题旨深远。《死生的能见度》和《在三月七日怀想一位大学校长》是同一作家徐迅雷在一个月内创作的两篇杂文，前者通过《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的死生命运，作者提出“对人的处置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其信息显然也是不对称的，社会能见度是最低的，甚至是没有的”现象“必须审慎研究”，这是对人本思想的呐喊、呼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后者诉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长托马斯·杰斐逊的艰苦建校和科学管理的卓绝成就。这当然是这位年届七旬的“退休老头”人生最后的功绩。在此之前，他曾历任美国副总统和两届总统以及起草了著名的《独立宣言》。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永垂青史的老人其自撰的墓志铭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作品以饱含崇敬之情诉说了这位伟大人物的精神世界，其中一些细节十分感人。当然作者没有忘记对比我们的大学校长之政绩观诸如建造豪华的教学楼等，人们在这位令人怀念的老人面前，在高山仰止之同时，将会臧否些什么？

如果说常规杂文是通过逻辑推理、社会经验、历史教训来告诉读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么非常规杂文则是通过某人某事某情某景让读者看到、感知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震撼力又有理性穿透力的结合，才使非常规杂文崛起不久便吸引如此之多的读者群。

荒诞杂文在本书中约占五分之一强。荒诞杂文在杂文大家庭中原不是旺族，改革开放尤其是1988年《人民日报》“风华杯征文”启动后，开始逐渐被看好。此时，《杂文选刊》又大力鼓吹倡导，以刘征为代表的荒诞杂文创作方兴未艾，以致近年来已与常规、非常规杂文几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读者群以几何级数递增，且创作荒诞杂文的作者也不断涌现。

荒诞杂文为什么如此受读者青睐？一是新奇，二是怪诞，三是其形象性，四是其可读性。本书选刘征先生五篇杂文，均可称之荒诞。《帮式上纲法》说说唱唱；《雕蛇篇》似诗犹语录；《庄周买水》故事新编；《歪补<辕门斩子>》是元杂剧的路数；《某官诉状》自撰曲牌。看看，既不是传统杂文风格，又非散文随笔式流派。所以，1988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散文集杂文集评奖时，提出刘征杂文现象，并于1989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拙文《刘征的怪体杂文》，阐述其艺术特色并预言将有更多读者会成为其麾下追随者。邵燕祥的《公文选读》、瓜田的《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和朱铁志的《小官形象》、王蒙的《诬告有益论》等寓庄于谐，反话正说，构思巧妙，魅力有加。《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阿Q的诉讼状》、《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等借用文书体，使作品更鲜活更有趣儿，无疑增强了感染力。

陈丹燕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一篇炉火纯青的杰作。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讲得透！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人已作古，他究竟想干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体会，那便是“文革”的实践开始便走向亲自发动和领导者的预料相悖绝路。所以，作家把“文革”进程比作一个盒子里面装一个较小些的盒子，打开一个盒子，披露一个说词；又打开一个小些的盒子，又是另一个说词。谁都不知道哪个盒子说词对还是错。说到底，“文革”这个谜是难以说清的，就像演出一场荒诞的魔术，让它成为现代史的一个咒语和罪恶的符号罢。

荒诞杂文的勃兴和发展，对杂文是个嬗变，也是分蘖，杂文家族派生出来的新支。此举无疑会吸引更多读者——杂文的艺苑将更广阔、鲜艳。

六

杂文六十年，有艳阳，也有风雨，有春华秋实的丰年，也有颗粒无收之岁月。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正直的杂文作家无论是云诡波谲的政治气候还是熙来攘往的社会浊流，都没有使他们放弃批判的武器。因此，杂文的生命力一直自强不息延续下来。

是什么使杂文历经风雨而百折不挠，振衰起懦？

首先是社会、时代、民众的需要。宇宙间的万物几乎都不可逾越这个规律——用进废退。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伤风感冒甚至致命的疾患时有发生，没有社会医生将如何？不妨腹诽一下，假如共和国诞生后，杂文仍能像三十年代自由创作自由刊发，如同三十年来国家领导人宣布的那样，“只要不违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如此，还会积重难返，整风甫开始，便像火上浇油立即在全国展开一场铺天盖地的鸣放吗？如果允许杂文自由问世，还能有反右派、大跃进等逆历史潮流的荒唐灾难吗？杂文，正是因为社会、时代和民众的需要，才能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次是总有些良知未泯的杂文作家，忧国忧民，他们不能容忍时代倒退，不能容忍社会污秽，不能容忍专制不公，不能容忍贫穷愚昧，不能容忍折腾民众，不能容忍歪曲历史。如胡风，如聂绀弩等堪称民族的脊梁者，甘冒被批斗、流放、坐牢，也要坚持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

再次是杂文一直沿着其艺术规律发展、嬗变、分蘖，排除干扰，健康前行。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均有其运行规律，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亦然。有人欲扼杀杂文，不过也只是短暂的“间歇”，一旦“解禁”犹似火山爆发，散兵游勇变成宏大的团队，一支独秀变成遍地开花。

事物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即使后三十年也有干扰，也有论争。“新基调杂文”论，就是企图扭转杂文健康发展的方向，将杂文拉向邪路的“系统工程”，此论发明人的三本小书核心思想是必须彻底肃清鲁迅的“积习”和洗净鲁迅的“残余”。杂文作家严秀、谢云、邵燕祥、舒展、牧惠等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使其谬论终未得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一位颇俱“文革”遗风者抛出一篇《杂文也是石头》的文章，矛头指向几位著名杂文作家，那位“新基调”始作俑者当时掌握的一本杂文刊物也为虎作伥，欲掀起一波整人的浊浪。南京老杂文作家乐秀良当即发表《为杂文说几句话》，据理与之争辩，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明朗化，他们也只得偃旗息鼓。杂文的健康发展，没有受到干扰。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生态文化的跟进必将引发艺术风格流派的多姿多彩。将杂文分为常规、非常规和荒诞三类，不仅仅在知识洗牌中使其风格流派更规范，亦在知识谱系中利于治学持论，果如此，杂文的大视野、大容量、大情愫、大审美将与大读者群融汇到社会现实的所有角落。

杂文六十年的经验，我们择其要者总结三点，还应该取法乎上，找出其致命的遗憾。每个人至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个人不能改变其致命弱点，将严重影响、降低其人生质量。一个事物亦然，非彻底改变其致命弱项，无法生存。那么，杂文创作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呢？

我们也择其弱点三。其一是缺乏理论诠释、批评鉴赏。中国的小说、诗、散文、戏曲等都有其理论体系和批评体系，而杂文却没有，迄今，甚至“杂文”的概念都无共识。七八十年前，瞿秋白的一句“杂文是文艺性政论”延用了半个多世纪，可是用今天的杂文却无法与其对号。还有杂文的分类、杂文的文学性等等，不仅需要切中肯綮地探讨，更重要的是，杂文理论的乏善可陈，将无法推动杂文创作的发展、提高；杂文评论的缺位，对杂文作家的创作也便没有比较借鉴，这是杂文界念兹在兹且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二是不能忽略杂文作家的知识学养和品德修养两大库存。杂文作家虽然不都是思想家，但越是近于学者的杂文作家如唐弢、聂绀弩、胡风等，学养丰厚，站得高看得远，对社会的前瞻便无管窥蠡测之虞，而品德修养则是作品的精神支柱，没有高超的品德，很难创作出高品位的杂文。其三是尚应锻造一支宏大的杂文创作、杂文理论、杂文批评、杂文编辑团队。这支团队需要一个演练场，杂文创作杂文批评都需要园地，这些园地就是这个团队的演练场。而开辟这些园地，只能靠这支团队自己的努力。编辑家培养、扶掖作家，这是有先例的。曹禺的《雷雨》是经巴金亲自拍板刊发问世的；丁玲的处女作是编辑家叶圣陶签发的；当年河北省几位青年作家是编辑家孙犁先生发现扶掖起来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王蒙、邓友梅、李国文等青年作家的轰动文坛之作都与当年的《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的悉心栽培分不开。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冲破了反映部队中腐败题材的樊篱。首发这篇小说的大型期刊《十月》的主编苏予曾说，她读到这篇作品时十分兴奋，多少年了，没有这样题材的文艺作品！当时有的同事很有顾虑，说部队题材作品只能歌颂，写矛盾也只能写一般的矛盾，而揭出司令员的儿子临阵开小差、司令员夫人恃权威胁部下太尖锐了。而这位女主编却认为，揭露、批判这种矛盾是促使部队更纯洁更健康；恰恰相反，掩盖这种腐败才是最危险的。她顶住种种压力终于刊发了。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是：好评如潮，从此开了描写部队种种现实矛盾的文艺作品先河，影视、戏剧、小说纷纷涌现；一位编辑家放行一部小说，引出如此又多又好的新题材作品；一部小说成就了一位著名作家，这位作家后来又有振聋发聩的作品问世。目前，刊发杂文的报刊太少，报刊、出版社杂文编辑也势单力薄，显然，造就一批精悍的杂文编辑队伍是当务之急。

吉林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多部杂文集，对当代杂文事业做出很大贡献；本书责任编辑刘文辉女士热心杂文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缺憾乃至错讹在所难免，诚挚地企盼作家、读者朋友不吝指教、批评。

2008年6月一2009年7月干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