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美国作家，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一生创作颇丰，作品多以密西西比河畔为背景，反映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文笔幽默诙谐，针砭时弊深刻准确。本书精选马克·吐温十五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内容广泛，寓意深刻，每一篇都充溢着幽默的讽刺趣味。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11月30日，殁于1910年4月21日。一百年来，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他的令名长盛不衰。他已屹立于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之列，深受一代代读者的崇敬和爱戴。现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马克·吐温具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十五篇，提供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佳作不厌百年读，让这些脍炙人口的美味给更多的人鼎尝一脔，有益于精神上的营养，胜过当今四处泛滥的所谓“文化快餐”多多。

这十五篇故事，就题材来看，包含讽刺美国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在讽刺美国新闻业的种种弊端的内容方面，则有《我如何主编农业报》和《田纳西州的新闻业》。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我从参议员私人秘书的职位上卸任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

我最近辞职的经过

神秘的访问

我如何主编农业报

竞选州长

田纳西州的新闻业

一则真实的故事

皮特凯恩岛大革命

法国人大决斗

一张百万英镑钞票

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

狗说的故事

三万元的遗产

*代译后记：感谢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小传：从未长大的幽默大师

不久前我去圣路易斯观光。西行途中，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换车后，一位绅士，样子温厚慈祥，年纪大约有四十五岁，也许是五十岁，在一个小站上车，然后就在我身边坐下了。我们谈笑风生地山南海北闲聊了大约一小时，我发现他非常聪明，富有风趣。他一听说我是从华盛顿来的，就向我提出好些问题，有的是关于某些社会知名人士，有的是关于议会中的动态，过了不多一会儿我就看出，跟我谈话的这个人十分熟悉首都政治生活的内幕详情，甚至了解参众两院议员在工作程序中采取的方式、表现的作风以及仿效的习惯等。又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在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站立了片刻，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哈里斯，如果你能代我去做那件事，老兄，我会永远忘不了你。”

我新结识的朋友高兴得眼中发出了光。我猜想，这两句话勾起了他对一件幸运的事情的回忆。接着，他就沉下了脸，好像堕入深思——几乎显出愁郁。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让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吧；就让我向你透露一件我生活中的秘事吧，自从那件事发生以来，我还从来不曾向谁提起过。请耐心地听下去，答应我不打断我的话。”

我说我不会打岔，于是他讲述了以下这件离奇的惊险遭遇。他说的时候，一会儿很激动，一会儿很愁郁，但始终带着感情，显得那么一本正经。

陌生人讲的故事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我搭上一列开往芝加哥的夜车，从圣路易斯出发。车上总共只有二十四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儿童。大家都兴致很好，不久就结识了趣味相投的旅伴。看来那次旅行肯定是愉快的；在一群人当中，我想，谁也没有丝毫预感，会想到我们即将遭遇到的那些恐怖。

“夜里十一点，雪开始下得很猛。离开了韦尔登小镇不久，我们就逐渐进入无限辽阔的、荒凉悄寂的草原；它远远延展到朱比利居留地，极目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萧瑟景象。没有树木或小丘的屏蔽，甚至没有零乱的岩石的阻隔，风凶猛地呼啸，卷过一马平川的荒野，把前面纷纷扬扬的雪片像怒海上波涛激起的浪花那样吹散开，雪很快地越积越厚；根据火车速度的减低来推测，我们知道车头在雪中推进时越来越困难了。可不是，大量吹来的雪堆积得好像巨大的坟山，横挡住轨道，有时候发动机在这些雪堆当中完全停了下来。大伙无心谈话了。刚才那一阵无比的欢欣，现在变成了深切的焦虑。每个人都想到可能被困在离开有人家地方五十英里以外茫茫草原上的积雪中，并将自己沮丧的情绪感染了所有其他的人。

“凌晨两点，我觉出四周毫无动静，就从反侧不宁的睡眠中惊醒过来。立刻，我脑海中闪过了那恐怖的现实——我们被困在风暴吹积成的雪堆里了！‘大伙一起来抢救呀！’于是所有的人都跳起来响应。一起跑到外边荒野中的夜幕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层层浪涛般的积雪里，漫天席地的风暴里，每一个人都开始迅速行动，意识到现在只要浪费片刻时间就会毁灭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铁锹，木板，双手——所有的东西，凡是可以清除积雪的，一下子全都被用上了。那是一副阴森可怖的景象：一小群人，一半在黑糊糊的阴影里，一半在车头聚光灯的强烈光照下，像发了疯似的跟那不断地堆积起来的雪厮拼。

“短短的一小时，已足以证明我们的努力全都是徒劳的。我们刚铲去一堆雪，风暴又吹来了十多堆，堵住了轨道。更糟的是，我们发现，车头在最后对敌人发动那一次猛攻时，主动轮的纵向轴折断了！即使前面轨道畅通无阻，我们也无法摆脱困境了。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感到很愁闷，又回到了车上。我们聚集在火炉旁边，严肃地详细讨论我们的处境，我们什么粮食都没储备——这是我们最为烦忧的事。我们不可能冻死，因为煤水车里还储存有足够的柴火。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讨论到最后，大伙都相信了列车员作出的令人寒心的结论，那就是：谁要是试图在这样的雪地里步行五十英里，那准是一条死路。我们没办法求援，而即便是有办法，也不会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只好听天由命，尽可能耐心等待救援或者静候饿死！我相信，即使那些最有胆气的人听到这些话，他们一下子也都心冷了。

“过了不到一小时，谈话声变得低沉了，只偶尔从时起时落的狂风怒号中听到车上这里那里传来窃窃私语；灯光变得暗淡了；遇难的人多数坐在明灭不定的光影中，都堕入沉思——忘了现在吧，如果他们能够的话——进入梦乡吧，如果情况许可的话。P1-3

佳作不厌百年读

吴钧陶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11月30日，殁于1910年4月21日。光阴荏苒，距离他的时代，转眼一个世纪已经过去。2010年，就将是他逝世的一百周年。

一百年来，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他的令名长盛不衰。他已屹立于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之列，深受一代代读者的崇敬和爱戴。

据有关资料，我国翻译介绍马克·吐温的作品，最早是在1906年。他的名字被译做“马克多槐音”，小说篇名是《山家奇遇》(即《加利福尼亚的故事》)，译者为吴祷。此后，不少短篇、长篇散文、传记被陆续翻译出版，他的生平和研究作品的评论也不时见诸报刊。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作品大量出版，有些名作还出版了好多种译本。笔者应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约，曾主编一套《马克·吐温十九卷集》，计七百五十多万字，于2003年出版，可以说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这位作家。

现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马克·吐温具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十五篇，提供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佳作不厌百年读，让这些脍炙人口的美味给更多的人鼎尝一脔，有益于精神上的营养，胜过当今四处泛滥的所谓“文化快餐”多多。

这十五篇故事，就题材来看，包含讽刺美国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比如《竞选州长》，政敌们为了争权夺利，制造种种荒谬可笑的计谋，互相攻讦。比如《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写一列火车上人们将冻饿而死，使用投票方式决定谁将成为牺牲品，让别人吃掉。以这一离奇的故事影射参众两院议员们“冠冕堂皇”的“议事工作”。比如《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反映政府机构办事扯皮，官僚作风严重。比如《神秘的访问》，说明要反对政府苛捐杂税就得撒谎。

在讽刺美国新闻业的种种弊端的内容方面，则有《我如何主编农业报》和《田纳西州的新闻业》。

而《一则真实的故事》，记叙的是一位年老的女黑奴的悲惨经历。《狗说的故事》中的一条义犬从火中救出一个婴儿，却蒙受冤屈，被打瘸了一条腿。它亲生的一条小犬又被忘恩负义的人们带走，惨死在实验室里。

15篇之中，最广为人知、引人入胜者，当数写金钱对人性的腐蚀的故事。比如《一张百万英镑钞票》、《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和《三万元的遗产》。钱啊钱，这个人类发明的万能又是万恶的怪物，如何捉弄人们，在马克·吐温的笔下表现得真是淋漓尽致。

管窥一斑，可知全豹。作者马克·吐温的视野是十分广阔的。他关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人心和人性的微妙和脆弱。马克·吐温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具有了伟大的思想和情怀。

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吐温被公认为作家中的幽默大师。他的许多故事都写得突梯滑稽，让人想入非非。人物的动作和语言如同漫画一般夸张和可笑。这正是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于其他大家的表现手法。我们读来或许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又感到兴味盎然。一再品读之后，就会发现他皮里阳秋的文字里所包含的深意。

本书译者叶冬心先生原名叶群。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读了这一译本，便知道他的功力不凡。他一生勤奋，翻译的英美和俄苏文学作品有30余种之多，却默默耕耘，从不张扬。他生于1914年，不幸已于2008年以94岁高龄去世。他中年以后，进了上海编译所，文革时期与我同在五七干校劳动，笔者也已耄耋之年，此刻灯下面对他的遗译，难抑怀念这位令人敬佩的友人！

笔者的一篇《感谢马克·吐温》作为本书的附录，拟提供给读者参考，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马克·吐温这位作家。他在一百多年前，我们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侮的时候，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对恶人和恶行口诛笔伐。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写于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

感谢马克·吐温

吴钧陶

马克·吐温(1835—1910)是我国读者相当熟悉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大概在他去世后的二三十年开始较多地翻译介绍进来，比如《夏娃日记》(李兰译)、《王子与贫儿》(李葆真译)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的作品的中译本更是大量出版。比如张友松译介了九卷之多；名著《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译本不下五六种；短篇如《跳蛙》、《一张百万英镑钞票》、《腐朽了哈德利堡居民的人》也一再被翻译。其他如《傻瓜国外旅行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涯》、《赤道圈纪行》、《傻瓜威尔逊》、《贞德传》、《自传》等等也有多种译本问世。此外，还可读到几种译自英文和俄文的马克·吐温传记和评论集，报刊上也时不时登载有关这位作家的种种论述和翻译。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马克·吐温是一位幽默小说家、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游记和传记作家。他创造的哈克和汤姆形象栩栩如生，特别是通过影视的传播更使人难以忘怀。

这样的印象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全面。马克·吐温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杂文、政论、演说辞、书信等在我国尚未广为人知。如果我们读到这些上百万字的文章，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一位全面的马克·吐温，真正的马克·吐温。他不但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小说家，游记和传记作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直言不讳的政治家、机智敏锐的演说家、悲天悯人的预言家。他的思想其实是他全部作品的底色，他的幽默往往是暗藏机锋的，他的玩笑常常是隐含眼泪的，所以并不存在幽默和悲观相矛盾的马克·吐温。如果我们读读他摘下玩笑的面具而严肃认真地写下的文章，我们便可以对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比如，读读他的对话论述《人是什么？》，他的寓言小说《四十四号——神秘的外来者》，以及他的杂文《记录天使的一封来信》、《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私刑合众国》、《沙皇的独白》、《国王利奥波德的独白》，还有关于亚当、夏娃、撒旦、伊甸园的调侃小品文。我们可读到一颗正直、善良、惟真理是从的心；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嫉恶如仇，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他的祖国境内)发生的任何暴行、压迫、残害剥削的正义的声音。他不畏强梁，傲视王侯，甚至对基督国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也敢幽默一下。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特别感谢马克·吐温在我们惨遭列强欺凌宰割的清朝末年，对我国人民热情关怀，为我国人民的不幸遭遇仗义执言，大声疾呼，几乎是单枪匹马与国际反动势力作战的高尚行为。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我国经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百年创伤的开始。相反，这一时期的美国却是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时期。美国一些商人除了从非洲贩卖黑奴，充做本国的劳动力以外，还从我国招募“苦力”。1840年在美国的华人只有八人；1860年便猛增到三四万人。1862年，马克·吐温从美国东部来到西部，在费吉尼亚城任《企业报》记者，写了一篇《唐人街》的报道。1863年，他来到旧金山。一次，他看见一群孩子在街上欺侮一位华人，像恶魔一样揪住这人的辫子(清朝男人即使留洋也要留长辫)，尽情捉弄。马克·吐温义愤填膺，写了一篇《该诅咒的儿童》，发表在纽约的《星期日水星报》上。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华人头顶一篮衣服，不声不响地从街上走过，一群屠夫却放出狗去咬他；狗在撕咬华人，其中一个屠夫还走上来火上浇油，拾起半块砖头，把那华人的牙齿敲掉好几颗，让他咽下去。”为背井离乡、孤立无援的我国同胞写这样的揭露文章，可见马克·吐温的侠肝义胆。可是报社却把文章扔在一边，不予发表。

1868年8月4日，纽约《论坛》杂志上刊登了马克·吐温的一篇专论《美中条约条款阐述》。这里的条约是指1868年7月28日中美签订的所谓《蒲安臣条约》。蒲安臣原为美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后来清政府“洋为中用”，聘请他为大清的赴欧美外交特使。蒲氏与他本国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签订了条约，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颇有戏剧性的一幕。不过，这一条约的某些条款从字面上看，蒲氏为中国在美国的华人争得了一些“互惠”。因此，马克·吐温为之欢呼：那些恶棍“再也不能对华人使枪弄棒，再也不能对华人动用拳脚，再也不能对华人纵狗行凶了”。

可是，没有实力做后盾的条约，只不过是白纸上印了一些不起作用的文字而已。美国有人认为，上述条约中“互相移民条款，是为促进中国劳动力向太平洋沿岸输入，主要去进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工作，因为该项工程的劳动力正发生困难”。等到铁路竣工，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资本家便翻脸无情，认为华工是一种负担。有人叫嚷“华人夺走白人饭碗”，“华人是些恶人”，“从中国这样大量移民，我们美国有黄种化的危险”等等。在反华、排华的谬论挑动下，各地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哪里是什么条约约束得住的！这时，马克·吐温依然为我们中国人提起笔来。他在1870—1871年连续发表了尖锐的讽刺小品《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深刻揭露现实的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杂文《一个中国人在纽约》，1877年，写了以华人洗衣工为题材的剧本《阿兴》。

在《美中条约条款阐述》一文中，马克·吐温还为我国打抱不平，抨击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在中国领土之内，强行划出所谓租界。租界之内是洋人的独立王国，行使他们的“主权”，向中国摊派租税，把中国人看成“低下的蛮族，不配享受仁慈”，“活该被人踩在脚下”。马克·吐温警告说，如果不结束这种罪恶的租界制度，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中国人民迟早会起来作殊死斗争，把洋人全部赶走。

打开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真是血泪斑斑，不堪回首。史书上接连不断地记载着战败、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日、俄、德等帝国主义狼犬把东方巨龙撕咬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是，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地展开了殊死斗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等人民革命运动一浪又一浪，掀起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怒潮。1900(庚子)年，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团员们用血肉之躯面对洋枪洋炮，顽强战斗、宁死不屈，其英勇壮烈之举，可歌可泣。当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侵略者以一些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被杀害为由，组成十万人的“八国联军”，攻占津、京、山海关及山西等地；帝俄更单独调骑兵十七万攻占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清政府不得已，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屈膝投降的《辛丑条约》。对方除八国以外，还增了西、荷、比三国来分一杯羹。条约规定我国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余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拆毁大沽炮台；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各国道歉等等。

帝国主义侵略者大获全胜，中国人民处于越来越悲惨的境地之际，有谁会为我们哪怕是说一句公道话呢？有，那就是当时已誉满欧美各国的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当时已六十五岁，早已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本可以赏心乐事，息影田园。但他不屑于像其他“爱国者”那样，支持政府对外扩张，派兵远征，也没有尽可能闭口不谈国事，一心只搞文学。他坚信“吾爱吾国，更爱真理”。六十岁时，他为了还清债务，去大洋洲、非洲和欧洲长途旅行，演讲、朗诵、撰稿。当他知道中国在受到列强百般欺凌的时候，他难抑激愤之情，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抨击帝国主义，仿佛他是一个中国人。1900年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受着高踞君位的欧洲强盗的欺凌，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全部赶出去，永远把他们拒于门外。”1900年10月6日，他返回美国之前，在伦敦接见纽约《世界报》记者，表示反对美国与其他侵略者串通一气：“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们对于我们自己在地球上到处扩张是同意还是反对。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将感到遗憾……在中国，没有我们的事，就像在任何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没有我们的事一样。”他乘船回国，一下码头就声明自己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不久之后，他参加了反帝同盟。11月23日，他发表演说：“洋人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只是惹是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如果他们都滚回去了，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幸福的地方啊！我们不许中国人到这儿来，那我必须严正指出，我们应该懂得让中国决定谁可以到那儿去……外国人从不需要华人，中国人也从来不需要我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无论如何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坚定地需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祖国，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团员……”

1900年12月13日，马克·吐温主持一名叫做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记者的演讲会。这位记者就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赫有名的英国首相。当时他要讲的是英国在南非与布尔人的战争。马克·吐温深知这位先生的大英帝国主义的立场鲜明而又坚定，对殖民地人民没有好感，便借此机会尖刻地讽刺丘吉尔，说英美是亲戚，在犯罪方面也是亲戚。丘吉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这样是再和谐也没有了，结果就生出像丘吉尔这样的“完人”。还说：“看看美国吧，它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只要他出得起五十美元的入境费。不过中国人除外。美国站起来到处保护人权，甚至去帮助中国人，让他们放外人免费入境……英国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土，它在门户开放方面做得又是多么无私啊！”

1900年除夕，马克·吐温写了一封公开信，愤怒而严厉地指责英美两国的大人物：“麦金莱的战争与张伯伦的战争一样无耻，但愿公众能把这两个歹徒都用私刑处死。”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届总统，任内曾发动美西战争，吞并夏威夷岛，侵占菲律宾，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01年遇刺身亡。张伯伦(1836—1914)，英国殖民大臣，发动英布战争，积极推动帝国主义政策。其子内维尔·张伯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希特勒实行所谓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倒台后由丘吉尔接任。

1901年2月，《北美评论》上发表了后来又由反帝同盟出版了马克·吐温的《致坐在黑暗中的人》。这篇文章被称为“反帝文学的代表作”，是投向国际上帝国主义分子的重磅炸弹。他的朋友曾劝他不要发表，免遭麻烦。《北美评论》主编豪威尔斯劝他先去上吊，免得被别人吊死。当然，这只是一句马克·吐温式的玩笑话。文章指出：整个教会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满口道德仁爱，把中国人、布尔人、菲律宾人等看做坐在黑暗中的愚昧无知的人，说要赐予他们以“文明”，实际上他们杀人，掠夺成性，给这些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他们口口声声自由、平等、“保护弱小”等等，“不过是一种外表，看上去笑脸迎人，十分漂亮，颇能吸引人”，然而结果却是使别人失去自由、平等、土地、钱财。“坐在黑暗中的人”是用自己的自由、主权和土地换取西方的“文明”。文章揭露：“德国有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死了，德国为了这两个人竟然索取每人十万美元的代价，外加十二平方英里土地。”德国的要求是满足了，然而给中国“坐在黑暗中的人”留下了恶劣印象。他们会思考：“我们能买得起这种文明吗？中国有富人，他们或许买得起。可负担却偏偏不落在他们身上，而落在山东农民身上。山东农民每天不过挣四文钱，却要付这么一大笔款子。这种文明难道比我们的好，比我们的神圣、高贵、高尚吗？“接着俄国沙皇又夺走了满洲里，偷袭村庄，杀死无数无辜的农民，把尸体投满了江河。这使中国人又大为震惊：‘这难道又是一个文明的强国吗？……难道我们只能接受文明，把我们自己降到他们那种文明的水平吗？’”

文章发表以后，果然激怒了帝国主义分子，遭到一些报刊的围攻，咒骂马克·吐温“叛国”。但是另一方面，反帝阵线则一致欢呼。而当时的中国人民，如果能看到这篇义正词严、痛快淋漓的反帝檄文，那将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即使现在，距这篇文章发表百年之后，我们读来，仍然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马克·吐温，这位伟大的作家，拥有同样伟大的良心，那些年，他身在太平洋彼岸，在我们几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热情地支持我们，始终不渝地为我们大声疾呼，为我们与反动势力战斗，怎能不使我们感动！

马克·吐温从未到过中国，但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知心朋友。2010年将是他逝世一百周年，让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记住过去的耻辱和伤害过我们的人，更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