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辛酉年。

这一年，是英、法、美等国要求“修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年，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清文宗)于春节前夕避走兵锋于热河。二月(1861年3月)，英、法公使进驻京师，建立使馆。

这一年，淮北人苗沛霖拥兵割据，联合太平天国和淮北捻军与咸丰帝“争山”。总理衙门“开印”办公，洋务内阁诞生。这年七月，咸丰驾崩，懿贵妃那拉氏的芳心在权势中异变。

这一年八月，曾国藩夺取了太平军坚守了九年的天京门户——安庆。九月，慈禧和奕新发动“北京政变”，载恒、端华、肃顺、景寿等八大臣分别斩立决、赐死或发配，赞襄制度被推翻，同治六岁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裁决”的新政治体制建立……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记事，写人，梳理“天朝”向“近代”的历史走向。历史鲜活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不失历史之尊，为本书一大特色。

咸丰皇帝临时驻跸的承德离宫，地处京师东北二百余公里。咸丰皇帝来此当然不是为避暑，初来之时，已是金秋时节，几个月过去了，眼下到了年关，虽说热河的冬景别具情调，但他无心消受。随扈的大臣们努力铺张仪典，皇上仍意甚寥落，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他挨过大年初一，初二(1861年2月11日)即决定回銮日期，但终究没能遂愿，直到这年秋天躺卧在梓宫(棺材)里，才被抬回京师……

咸丰十一年的“关键”正随着咸丰皇帝的驾崩而展开，中国历史由此发生大转折。

引子

“行在”热河：破碎的梦

 不堪回首的“洋祸”

 天子“蒙尘”

 诅咒“上帝”

新春霉运——苗沛霖分庭抗礼

 大海蛟螭

 养痈遗患

 天顺王：“争山”新对手

幻灭与觉醒

 公使驻京：“天朝”神话的幻灭

 皇弟奕诉

 睁开蒙眬的睡眼——“洋务内阁”的诞生与中国的觉醒

纷扰之夏

 淮北捻军“远征”

 山东“大半糜烂”

 “借师助剿”乎？

“龙驭上宾”——咸丰驾崩之后

 “破碎的蛋壳”

 “肃老六”与“鬼子六”

 “天生丽质难自弃”——那拉氏的芳心在权欲中异变

军事上的大转折——曾胡洞开天京门户

 曾国藩：在“自杀”中崛起

 曾国藩与胡林翼

 洞开天京门户

惊心动魄的政治权力角逐

 叔嫂之间

 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垂帘听政

“中兴”之基

 尘埃落定——“借师助剿”的实施

 “花未全开月未圆”——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化的新起点

尾声 “抗议”

后记

不管怎么说，车马发还，京师人心稍安。奕詝心中虽然不悦，但金口玉言，再不好重提“巡幸”的事，还是看看通州的“夷情”再决定行止。 

 通州谈判艰难曲折地进行着。桂良不能“盖印画押”，不足当全权之任，咸丰皇帝只好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前往通州求和，所谓“亲征”、“决战”云云，现在看来，不过是欺人之谈，“和”是根本。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载垣一行与英国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等在通州东岳庙往复辩论，深夜方散。八月二日(9月16日)，双方重新坐到谈判桌边，唇枪舌剑。皇上有言在先，“可许则许，不必拘于成例”，只要掌握这条准则，议和并不难，难的是“夷人”要向皇上亲递国书，见皇上立而不跪——这是国际惯例，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昧于世界大势、满脑子“天朝上国”腐旧观念的封建官僚来说，却是了也了不得的大是大非问题，国土可以多割，口岸可以多开，惟独“天朝”的“礼乐”不能破坏。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了，而封闭的心态(封建意识)总也容不下近代意识的新概念。这与其说是“中西文化冲突”，倒不如说是传统意识与近代意识的冲突来得恰当。

通州谈判陷入困局。就在这时，奕詝突然令僧格林沁拘捕洋人谈判代表39人(其中英方26人，法方13人)，全部押往京师，打入刑部大牢。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巴夏礼是洋人“谋主”，竞忽发奇想，以为扣押巴夏礼等人作为人质，洋兵方寸必乱，一战可胜，就是战败了，也可拿人质作为谈判议和的筹码，于是出现了谁都意想不到的一幕。

巴夏礼，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一位铁厂技工的儿子，15岁来华，在澳门学习汉文。后任厦门领事馆翻译、福州领事馆翻译、上海领事馆翻译，咸丰六年(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虽然在对华战争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绝对不是什么“谋主”，奕詝认定他就是“谋主”，说起来并不奇怪，当时京中不少官员就这么认为，《翁同稣日记》有记载，说“巴嘎哩(即巴夏礼)者，年三十四，能通满、蒙、汉语，略有文义，为通事十余年，夷中人最黠者也，三国皆听其指麾，广东之事，实为主谋，广东曾悬赏三万购之”。巴夏礼几乎成为神秘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谋主”之说不胫而走。不过，是否“谋主”，皇上说了算。

囚禁谈判使者，不用说，是愚蠢的决策，奕詝不懂国际惯例，总不至于不知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吧！更可笑的是，后来竞下令将这些“俘虏”全部处死，未遂，这是20天后的事。

奕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战火重新燃起。皇上忽战忽和，朝令夕改，战不是，不战也不是，弄得军心涣散。初四日(9月18日)、初七日(21日)，张家湾、八里桥两战两败，溃不成军，胜保差一点送了命。

前线作战失利，京师岌岌可危，皇上大惊失色，这时的他连喊“亲征”的勇气也没有了，什么石敬瑭、张邦昌、“土木之变”，他顾不上，眼下“巡幸”最要紧。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1860年9月22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天是“大发”的吉日，但对咸丰皇帝奕詝来说，却是一个刻骨铭心不折不扣的“朕耻日”。这一天10点钟，他率着六宫粉黛从圆明园后门出走，仓皇逃离京师。

京师是“天下根本”，奕詝生于斯、长于斯、承继大统于斯……要离开了，一种难名的悲伤油然而生。以往，皇上在圆明园泛舟游乐时，岸上的宫人会曼声高呼：“安乐渡！”“安乐渡！”递相呼唤，一声接一声，悠扬不绝，直到叶舟到达彼岸。奕詝离开时，年幼的皇子载淳模仿宫人的声音，喊起“安乐渡”来，奕詝抚摸着皇子的头，说：“今日无复有是(安乐渡)矣！”言罢，潸然泪下，在场的人相顾无言，凄惶不已。是呀，对奕詝来说，再也不会有“安乐渡”了，直到永远……

这次“巡幸”，更不比从前。从前先帝们出巡，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未动身前，向导官便先期督饬沿途地方官吏清道修路，储备供应。宗人府和内阁各部院奏请皇上指定随从王公大臣及官员，两翼八旗奏请指定前锋护军统领，理藩院则行文蒙古诸扎萨克准备迎驾并加强戒备。临行前一天，遣官虔告奉先殿，向其祖宗牌位辞行。第二天清晨，皇上身穿行衣，乘马出宫，随行王公大臣和卫队前导后拥，留京王公大臣及百官采服跪送，场面浩大。咸丰皇帝却没有这个福分，各种排场全无，匆忙“偷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随行者仅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宗室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诸人，车马寥寥。事起仓促，“膳房、行李俱未到，上进小米粥半盂，一夜无被褥，大哭”。娇弱如金枝玉叶的奕詝，哪曾受过这番罪！他要掉头回返，细思再三，还是继续北上，日吃两枚鸡蛋，喝点稀粥，“泣数行下”，一路啼哭。

秋驾昆仑疾景斜，盘空辇道莽风沙；

檀车好马诸王宅，翠褥团龙上相家；

剩有残磷流愤血，寂无哀泪落高牙；

玉珂声断城西路，槐柳荒凉怨暮鸦。

透过这首《咏文宗秋驾诗》，我们仿佛看到文宗奕詝“蒙尘”的落难情景，令人浩叹的凄惨。

奕詝恨洋人，恨得要死。“巡幸”前两日，他再次发出讨伐洋人的“檄文”，悬赏“杀夷”，无论何人斩“黑夷”首级一颗，赏银50两；斩一“白夷”首级，赏银100两；擒斩“夷酋”一人，赏银500两；焚抢“夷船”一只，赏5000两……

奕詝怕洋人，怕得要命。“巡幸”当天，他以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为由，撤其钦差大臣之职，重新起用六弟恭亲王奕诉，授予“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P18-20

记得几年前，有位前辈寄来他的新著，令我吃惊的是，书的发行量还不足500册。是该书没有价值吗？绝对不是，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它是一本纯而又纯的学术著作。史学“曲高和寡”，从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不能让“曲高和众”起来？历史能否松开板起的面孔变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些？

毫无疑问，历史应该是属于全民族、全人类的，而不应是史学家的专利。作为历史的载体，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承传历史，让历史走近现实。接近大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走出史学界，走向大众，应该是一种(不是惟一)选择。史学工作者理应学会推销自己的“产品”。

让历史鲜活起来，史学才有市场。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属这方面的上乘之作，茅海建先生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苛》、黄兴涛先生的《闲话辜鸿铭》等，也作过有益的尝试。可惜这类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又不失历史之尊的史学著作太少了。本书也只是一种尝试，但究竞做得如何，心中没底，只好请读者来评说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这些都尽可能在书中一一注明了。如果说本书写出了些新意，那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

本书再版之际，对出版社及责任编辑付出的劳动表示由衷感谢。

池子华

2008年10月10日于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