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重要吗？高GDP国家的国民幸福吗？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由沈颢和卡玛·尤拉主编的这本《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是我国首部扫描和分析全球国民幸福指标的作品，它回溯了GDP的前世今生。该书认为，国民幸福大约是：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安详地死去。

在大多数国家，GDP作为一个容易操作和清晰的指标，被广泛采纳用于衡量社会繁荣和进步。所有的衡量指标的背后都是一套发展价值观，今天的很多国家GDP指标被过分强调，引致发展过程中的综合性失衡：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才是发展的目标，而财富增长不能完全替代其他重要的发展要素。但是批评GDP至上的人们，也极少提出具备操作可能的建设性意见。

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如何把难以数据化的心理幸福、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繁荣的必备考虑？对于个人而言，什么才是衡量自己幸福与否的标准？如何把个人的主观感受与社会发展规划挂钩？由沈颢和卡玛·尤拉主编的这本《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博采国际上对于国民幸福的调查和研究，尝试解答如上问题。

《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追溯了GDP的前世今生，借鉴了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探寻比GDP涵盖范围更广的国家指标体系方面的初步尝试，对幸福的标准和衡量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最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详细介绍了亚洲小国不丹的另一个指标体系——国民幸福指数（GNH）。书中记录和分析了那些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们，对GDP有着怎样的批判和争论，而在探索衡量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方面，人们又做出了哪些新的尝试；收入的增加为何不能必然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健康与否、心情好坏、人际关系这些被GDP抛弃的因素又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幸福；GNH如何能既作为一套被国民认同的社会价值，也作为一套国家管理工具。

这些探索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原因和动力。

向幸福致敬(代序)/沈颢

GDP兴衰史/乔·盖特纳

国民幸福指数在不丹/卡玛·尤拉

“以幸福为中心”超越GDP：GNH“法国报告”评介/欧树军

了解并受惠于美国的进步/克里斯·霍恩

什么是幸福仍然值得追问/王绍光

GNH：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胡鞍钢

计算幸福

编制可持续性指标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创造一个测量标准来描述我们的社会和情感生活也同样具有挑战性。在这个领域，将幸福作为指数放在国家福利的“仪表盘”上的想法，遭到了来自学界的诸多怀疑。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告诉我说，一些评估指标简直“荒谬”。阿玛蒂亚·森也曾表示，他对那些试图描述人类幸福程度的统计数据的价值持保留态度。

然而，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同事们仍坚持认为此类研究已经越发严谨了，因此它们有资格被纳入“仪表盘”。首先，这些指标与GDP之间的联系含糊不清。有一种解释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评估指标不能反映失业或长期的经济衰退在更大范围内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这些信息便可能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

“你肯定会说，如果有人失业了，别担心，我们会给予这个失业者以公正的补偿，”斯蒂格利茨表示，“但这些补偿仍然是不完善的。”斯蒂格利茨提到了啥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的工作，后者也为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斯委员会效力。普特南的研究显示，失业会对一个人之后多年的社会关系(这是影响人类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更不用说国家了)产生长期的影响。当我拜访普特南时，他表示，“这次经济危机对这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打击是极为巨大的”。

但同时，他也指出，“我们有一大堆数字来衡量经济运行的后果，但其中没有一个能描述其社会后果”。在过去的十年中，普特南一直致力于评估标准——教堂出席率，以及社区融入程度之类的——以量化人们多种多样的社会联系。前不久，美国人口普查局刚同意将他设计的一些问题纳入他们的阅读调查中。我曾问过普特南，政府是否应该促进社会联系的发展，他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友谊部’来举办联谊活动，让大家相互认识。”

但他仍然认为，就像登记社会失业人数会让大家更关注失业问题一样，测量我们的社会关系并把结果放在国家的“仪表盘”上，也可能有利于社会的最大利益。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加拿大福利指数正准备纳入这种指标，而关于“社会资本”(人们经常这么叫它)的评估标准也将成为美国的一项指标。“有时候人们会生病甚至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普特南说，“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比吸烟小。如果我们关注那些吸烟人口，因为吸烟会缩短他们的寿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社会隔离问题呢？”

事实上可以想见，将各种测量情感幸福的指标纳入一个国家的“仪表盘”上，显然会导致与现在非常不同的政策。“在社会中，痛苦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丹尼尔·卡尼曼近日告诉我说。据他估计，“如果去观察那些占人口总数10％，几乎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承受了这个社会所有痛苦的一半”。卡尼曼表示，如果解决了这小部分人口的精神健康问题——例如抑郁——整个社会和经济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同时，他补充道，他正着手研究的情感幸福指标，可能很快就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金钱与快乐之间的复杂关系。

目前的研究显示，日益增长的财富会让我们做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越来越满意”的表述——这似乎有效地证明了GDP会增进一个国家的幸福。然而卡尼曼告诉我，他最新的研究——这一研究是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共同开展的——表明，金钱不一定会对我们每时每刻的幸福感，而不是满足感，产生影响。根据他的研究，年收入70000美元以上这一事实，与我们在某一天享受某种活动所获得的乐趣没什么关系。

这就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政府来帮我们增强满足感吗？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政府帮我们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国家发展到底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变得非常富有，还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

P17-20

向幸福致敬

2009年10月。不丹虎穴寺。经过三个多小时徒步，才能到达这座莲花生大师的福地。一路上可以看到一些修行者的小屋，这些小屋离虎穴寺只有一段可望但不可及的距离，中间由一个瀑布飞流的山谷隔开，令人想起修行者与觉悟者之间的差距。

在下山的路上，问起我们的导游，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志愿者，问他刚才在寺庙里许了什么愿，他一路微笑不语但有些紧张，因为刚才问卜的时候他问了三次才过关。快到山下的时候，他才释然，主动地说：现在可以说了，我刚才许的愿是可以安全地下山。

这让我们有点错愕，就像体验了禅宗里的一个案例一样，一个顿悟的偈语。似乎这个阳光里的年轻人天生就能大彻大悟。

喜娲林酒店是不丹最好的酒店，采用当地建筑风格，酒店相当朴实，但又高贵不凡。在酒店的四楼有一个庙，在最好的套房里也有一个微型佛堂，精致的造型，原始的矿石颜料描绘，令人亲近。大堂中殿有四层高，侧栏用唐卡装饰，在传统的技艺加上了一点当代风格，层层叠加，直至殿顶。酒店所有的走廊与餐厅的墙壁，挂着大幅纺织绣品，这种工艺来自古代不丹，几百年来风格从未变过，它们被固定在一个框架上，宛如抽象名作，据说不丹最好的绣娘都来自东中部一个偏僻的区域，每年全国的纺织绣品比赛冠军都来自那里，优秀的绣娘身价不菲。在酒店的商品部有不丹最好的绣品出售，美轮美奂。

我们住的酒店在帕罗山谷北端，十月份，帕罗山谷平原一片金黄，是稻子成熟的季节，有小朋友在田埂上进行长跑比赛。流经山谷的帕罗河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河流，它从森林雪山上流出，露一下脸，又流入另一片森林，有一种忧伤而神秘的气质。

不丹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小国，但国民乐观开朗，他们生活朴素，但内心饱满，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是我们难以忽略的，总在我们认为的可得与不可得之间。放得下，但也要拿得起，不执着又不离弃。

以上种种，是我们被不丹吸引的原因之一。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喜马拉雅山中的小国默默推行GNH(国民幸福总值)已有三十多年。他们基于不丹的文化历史传统建立了一套评估发展水平的GNH指标体系，提出自己独特的发展价值观，认为那种只有经济增长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追求。他们将人民的心理幸福、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因素纳入政府施政的核心目标。

2009年12月，21世纪报系邀请不丹国师卡玛·尤拉来北京参加21世纪GNH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之后中心又陆续组织了一系列GNH主题沙龙，推出《21世纪经济报道》国民幸福专版，开展GNH调研。今年是《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十周年，我们也把GNH的研究和传播作为报社十周年纪念的主要内容之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有时候一个时代的关键词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它们往往被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和市场所掩盖。从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中，从社会的思想中去寻找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关键词，是我们这些媒体从业人员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之一。21世纪报系从创立到现在，不停地寻找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词语，或者说倡导一种新的价值伦理。在2009年我们发现的关键词就是国民幸福。

我们研究国民幸福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它对不丹来说不仅是一种社会价值，还是一套国家日常管理的工具，更是一个社会的终极追求目标，这三者混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国民幸福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信仰。

GNH事实上可能是不丹对于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贡献，它显示了亚洲文明在应对当今世界难题方面潜藏的能量。不丹的GNH理论和实践，影响了包括法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2008年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牵头，试图提出一套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新标准。萨科齐主张以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医疗改革法案第562页亦有一个条款，要求国会资助并监督一个新的国家重点指标体系(the key national indicators system)的创制。

类似的变化在中国也正在发生。新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要超越和改变的，正是以GDP为核心追求的发展观和多重失衡的发展模式。对于确立新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而言，能否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评估究竟做得好还是坏，同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不丹的经验，对于中国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我们专门跑到不丹去调研，去探讨，从不丹的一些研究者身上得到关于这个关键词的一个系统化的解释。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通过媒体的力量，通过大家的力量，把GNH的观念介绍给中国，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做一些适当的修正，为中国式幸福树立新的标杆和价值观。

日益增长的财富会让我们做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越来越满意”的表述——这似乎有效地证明了GDP会增进一个国家的幸福。然而，金钱不一定会对我们每时每刻的幸福感，而不是满足感，产生影响。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 乔·盖特纳

我们研究国民幸福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它对不丹来说不仅是一种社会价值，还是一套国家日常管理的工具，更是一个社会的终极追求目标，这三者混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国民幸福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信仰。

——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沈颢

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就是要探索在外部约束条件的限制下，如何使人们更幸福，如何使幸福最大化。或者可以说，幸福观就是科学发展观。GNH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叫发展，什么是幸福，使国民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更加幸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布，应该能够促进人们的来往，而不是阻止人们互相交流，这样人们的幸福感会提高很多。很多与亲情、友情有关的东西都不是经济因素，但都跟人的福祉有关。政策设计和社区建设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合进去，如何在我们中国的指标体系中体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亲情、友情。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讲座教授 王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