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春秋战国的长年战乱和分裂，秦于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其后的汉又于前206年取代秦，建立了较秦更为强大也更为持久的汉王朝，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
秦汉时期人们恪守“事死如事生”的先秦礼制，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和规格设计建造死者的陵墓，建造高大的坟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俗。在战国时期，坟冢的形制、高低、大小甚至所种植树木的多少都已成为社会地位和等级的标志。人们把高大的墓葬称为“陵”，如前335年，赵肃侯“起寿陵”(《史记·赵世家》)，似为古代君王坟冢称为“陵”的开始，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活着的君王修建寿陵的最早记录。帝王们把陵墓称为“山”“陵”，是希望以山陵的高大显示墓主人的高贵和威严。
按照秦汉陵寝制度，陵墓朝向以西方为尊，陵园坐西向东，四向设门阙。陵寝设置在墓的一侧，陪葬区布置在陵墓的东方或东北方。秦汉时期都采取了厚葬制度，秦始皇陵即为典型。汉陵亦承秦制，《晋书·索琳传》中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即将一年贡献的三分之一作为修筑皇陵的费用。
秦汉时期，社会上流行着六种墓式，即木椁墓、空心砖墓、小砖墓、石室墓、崖墓和土坑墓。商周盛行的木椁墓到西汉仍在南方沿用，长沙马王堆西汉软侯家族墓群即是例证。此墓式在北方则日见衰微，至东汉不再采用。战国晚期出现的空心砖墓在西汉已被广泛采用，并延至东汉。这种墓式以大尺寸的空心砖代替木板为椁，并有单棺双棺之分。双棺者有的在墓室中间立空心砖隔墙，上面再平盖空心砖。空心砖墓是木椁墓向小砖墓的过渡，西汉晚期即出现了小砖墓，至东汉被广泛采用，以后则成为各代普遍采纳的墓室形制。西汉时期的小砖墓墓室一般是用小砖砌纵列券筒拱，到东汉前期在方形前室上发展出穹隆顶，而在长方形后室上仍用筒拱。东汉后期又流行起双穹隆顶，有的还设有侧室。东汉中期以后还出现了阳石皈砌造的石室墓和在崖壁上开凿的崖墓。
除木椁墓和土坑墓外，其他用砖石砌筑的墓葬大多都有雕刻装沛，如在空心砖上印有纹饰，在小砖墓里绘出壁画或镶砌画像砖，在石室墓上绘出壁画或刻出画像，在崖墓壁上刻出建筑构件等此外，在墓室中还常出土宝贵的建筑模型，如西汉前期已开始出现仓、灶等陶制冥器，东汉时出现了大量陶楼、陶屋、陶院、陶坞壁、陶仓等。广州地区还出土了干阑式陶屋或陶仓，类型多样，内容亦极为丰富。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并利用有效的政令和强大的国力大兴土木，在咸阳营建都城、宫殿、陵墓，如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等。在其后汉王朝统治的200余年间，社会繁荣，经济昌盛，建筑技术和手段显著进步，修筑了汉长安城，同时建造东都洛阳城，并兴建了大量的宫殿、苑囿和陵墓，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极大发展。建筑群的规模更趋庞大而恢宏，建筑布局与空间构图也趋于完善。这一时期不但木结构体系日臻成熟．砖石技术和拱券技术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出现空心砖、楔形砖，以及砖砌拱顶的墓室建筑等，附丽于建筑的雕刻等建筑装饰也非常精美。中国传统建筑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构筑自身框架体系和勾勒形象轮廓的任务。
纵观秦汉时期的陵寝布局，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对建筑群总体形制和氛围塑造的重视，如汉代大墓前神道两侧布置了高大精美的双阙。据记载，最早的墓阙为西汉大将军霍光墓前的“三出阙”。现存秦汉时期的石造墓阙共30多处，多为东汉遗存，大体分布在四川、河南、山东各省，其中以建于建武十二年(36年)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高颐阙分东西两阙，相距13米，阙身由5层石块砌筑而成，高约6米。两阙均有题款，阙的石座上雕有仿木蜀柱斗子，阙身雕柱子、斗拱棱角，四面浮雕有人物、车马、禽兽等内容，脊上镌刻着鹰口衔组绶。整个阙体比例合恰，造型简括，是汉代木结构建筑的忠实反映。P40-41
为了共享而展示(代序)
白庚胜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叫空一网打尽；
无论是否承认，每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又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类文明，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我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对中华文化遗产所进行的保护行动。由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坚守与躬行，全民族的积极参与，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体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规划，采取了包括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学术保护、产业保护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了对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的命名，建立了国家遗产日制度，公布了一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成功了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加速了文化遗产立法的步伐。
由此所引发的文化盛事不可胜数，但见孔子学院大大方方走向世界，满足了各国人民揭示“中国奇迹”的语言需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古深受欢迎，对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充电”及增强文化认同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传统节日的恢复如雨后春笋，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整理国故正在拓展其广度与挖掘其深度，使儒学的第四次重振雄风渐成可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利用，多元一体的精冲家园多姿多彩；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明日益显现出“和谐万邦”的魅力。
这一切，昭示了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前景：一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悄然开始，一个以大繁荣、大发展为标志的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兴起，一场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正式开启。
越过高山，跨过险滩，蓦然回首积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慨叹先人的惊人智慧、伟大创造、博大胸怀。
保护遗产，反思历史，我们终于发现它们并非是前进的障碍、发展的负担，反而是精神的支撑、知识的宝藏，更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不竭资源与永久动力。
展望未来，拥抱世界，我们确信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的唯一桥梁。我们与它相伴始终。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历时两年创意出版了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其目的是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承我们民族艺术创造的结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对于这项工作，中国文联极为重视，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而且孙家正主席、胡振民副主席亲任编委会主任具体指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心具体表现在为其特批立项，并保障出版书号；中国文联出版社将之确定为精品工程，力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宋建民、奚耀华、朱辉军、王利明等社领导及张海君主任等堪称鞠躬尽瘁，编辑和作者们不计名利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更是令我感动。
庚胜不才，却参与和见证了世纪之交启动中华文明复兴及其遗产保护的全部过程，还非常荣幸地担任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的主编。这虽非我的能力与地位所及，却是我不可推辞的使命。
我所期待的是：通过这套丛书，中国的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如果因为这套丛书的问世而使国人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如果由于这套丛书的存在使世界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全面、理性、准确、人文，我将感到非常愉悦。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这个时空不排斥古老，它秉持“推陈出新”。
这个时空不拒绝外来文明，亦主张“中为洋用”。
要么，御新时空如神骏；要么，被新时空所异化、吞没。
是为序。
2007年12月30日
(作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在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寝建筑规制是当时社会政治、经和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王权和社会文明的象征。本书以朝代为序，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皇陵建筑的艺术特色及其丧葬文化。在学习建筑艺术的同时，读者还能了解到更加丰富的中国历史。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极具收藏价值。
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长的发展轨迹；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
这是一部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围的首选图书；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本册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之《皇陵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