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一支法国探险队曾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穿越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察活动。本书作者多隆少校正是这支探险队的队长,在这本书中,多隆少校多视角地展现了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情不自禁地发表了一些议论和随感,由于本书披露了大量当时封闭的大清帝国彝藏少数民族地区鲜为人知的事实,可以想像这在当时一定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轰动,该书也因此被翻译介绍到不少国家,我们有幸成为90年后的汉译本译者。
虽说是亚洲探险,实际上多隆探险队的考察路线只经过了现在的云南、四川、贵州、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等地,最后到达了北京。在他们的行程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并不是高山峻岭、大漠荒原的奇特风景,而是那些在与世隔绝的伊甸园中生活着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欧洲人的眼里,那似乎就代表了原始落后和愚昧贫穷。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对待它。
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南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清香四溢的荷池,星罗棋布的岛屿,香烟缭绕的庙宇,雕梁画栋的宫殿,生意盎然的亭榭,茂林翠竹掩映的村庄,曲径通幽的园林……居民们的形象也与此相宜,长袍马褂,举止庄重,态度温和,语言文雅。这是一片统一的、人为的、安定的、有史以来酷似我们自己家园的、不改变模样的土地……关于中国,若您仍然抱有如下固定的看法,奉劝你们赶快合上本书吧。因为我们在这里将要讲述可怕的山峦、冰雪的原野、喷泻直下的激流,以及有别于我们法兰西人,也有别于一般中国人的勇猛善战的民族。
1906年8月6日,我早已拟定并经地理学会同意的探险计划终于得到军事部长艾奇恩的认可,派遣队得以组成。胡勒莱尔炮兵中尉(此后是大尉)被委以地理、方志学的研究任务。炮兵中尉(此后是大尉)鲁巴吉是东方语言学校的毕业生,曾在中国待过五年,是一名中国通、汉语通。他被任命为派遣队的首席翻译。军士波依乌(后来是骑兵少尉)负责资料整理工作。辅助人员由越南人和中国人组成。
法国的文化部、殖民地部、印度支那政厅、碑铭文学学会以及法属亚洲委员会等机构不仅给了我们财力上的资助,还给予我ff便宝贵的精神支持。由于上述人员均系与军事有关的人员,因此可能会引起中国年轻的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担心。为了明确这次考察的科学性质,我们这支考察队的正式后援者是地理学会。为此,在本书的开头,我要向三年多来曾给予我们强有力的不懈支持的地理学会表示衷心感谢。我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而感到高兴。
1906年12月,我们乘船向印度支那半岛出发。虽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学到了关于柬埔寨、中越毗邻地区、越南北部以及中国广东等地区各种民族学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调查的大多数民族在印度支那地区具有代表意义,所以有必要首先了解这些民族,从而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在河内,我对属下人员的组成感到十分失望。我所希望的身边的人,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我们扔掉,在异常情况下能帮上忙的实实在在的几个人。因此,我要求派十名越南狙击兵作为随从人员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一要求在巴黎曾获同意。因为他们身穿便服,不仅忠诚,也可兼任日常佣人之职。但是(这里的)知事却认为,即使这些士兵不穿军装、不带武器,仍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怀疑。为此要求我们必须雇市民为佣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实在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勉强雇上这些人充当随从,一旦遇上危险,什么东西都没有,也不会使用武器,在特殊情况下帮不了什么忙,连让他们值夜班都不行,只好由我们来担任。
但是,即使是市民,越南佣人也比中国佣人听话。如果我们把他们带到离越南北部地区很远的地方,他们决不会自己单独回来。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跟我们拴到了一起。我雇了四个人作为厨工和保镖。他们曾受雇于云南的领事、官吏、技师等,所以凑合着能说一些法语和汉语。我们约定,考察结束时再付给他们报酬,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忠实。越南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机敏的,手脚麻利,办事认真,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忙以及完成所委托的事。但是,若能带上十个死心塌地跟我们走的男性,可能会协助我们克服许多困难,而且我们也要安全得多。
从越南北部边境到云南府(指今昆明,下同——译注),骑马需要走十六天——这简直是一次滑稽的古典旅行。若是利用现在(1910年4月1日)开通的铁路只需两天(我国的铁路中有极少路段和这条铁路不一样)。为此,还是把发现其他地区的喜悦留给今后的旅行者吧。比如,那里有在全中国亦属较大的石雕遗址,有美丽的燕洞和湖泊,山中瀑布飞泻,一座座雅致的宝塔在杉树林中忽隐忽现,这是我们在中国所到之处中最美的地方之一。在澄江湖中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岛上建满了寺院。一旦到达云南府,我们的探险就算正式开始了。
关于如何进入彝区,我早已做了预备性研究。其中有旅行者们的介绍,有曾接近过这些民族的两位探险家(即伏尔塞大尉和马尔塞大尉)热情提供的情况。从这些情况来看,进入彝区必须克服三大困难。P1-3
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南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清香四溢的荷池,星罗棋布的岛屿,香烟缭绕的庙宇,雕梁画栋的宫殿,生意盎然的亭榭,茂林翠竹掩映的村庄,曲径通幽的园林……居民们的形象也与此相宜,长袍马褂,举止庄重,态度温和,语言文雅。这是一片统一的、人为的、安定的、有史以来酷似我们自己家园的、不改变模样的土地……关于中国,若您仍然抱有如上固定的看法,奉劝你们赶快合上本书吧。因为我在这里将要讲述可怕的山峦、冰雪的原野、喷泻直下的激流,以及有别于我们法兰西人,也有别于一般中国人的勇猛善战的民族。
中国的西部领土是征服了非汉民族的结果。但这里所说的征服,并不是对非汉民族的欺侮。因为汉人区水土丰茂,他们已经满足。而当地民族在武器和组织上占优势,这一点对他们很有利。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山寨,相互之间有路可通。这些寨子像一张网,把一座座山头孤立、封闭起来。山寨被汉人所占领的平地分割开,大部分非汉民族承认汉人的统治权,至少承认其至上的权力。但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风俗。其中有三个民族对这种征服进行了不屈地抵抗,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保持着完全的独立。那就是贵州的苗人、四川的彝人以及西藏东北地区的西蕃人。他们禁止外人进入其领地,因而这些地区成为今天世界上未被探查的最后几个地区之一。
但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即在这些民族中,至少有一个民族(即彝族)的人种完全有别于黄色人种。对此,所有的(外国)观察家们对其外观及性格的看法完全一致。最初见到彝人的弗朗西斯·加尔尼的同行者托莱尔博士毫不含糊地断言:“他们是高加索人种的黑色分支。”后来的旅行家,不仅没有反驳这一观点,反而更多地谈到彝人和印欧民族可能的亲缘性。据说,这些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体系和很多典籍,但是尚未被解读。他们究竟是未开化的民族呢,还是由于汉人的介入,只留下被破坏了的文明的残余呢?
于是,又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出来了。即在中国的内地,果真存在着一个不属于黄色人种的民族吗?如果确实是那样,那么他们是从别处迁徙来的吗?如果是,那么他们来时都经过哪些地方、留下了什么痕迹没有呢?进而还要搞清他们的原住地、原种族等问题。他们是当地的土著居民,还是有史之初早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时的中国西南地区并不是黄色人种的出生地。他们可能是从别处迁移来的,从以前的主人那里夺得了土地。这些人的多数肯定与后者同化了,所谓同质性的说法缺乏根据。
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一些权威们兴奋不已。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获取关于这些非汉民族的正确资料信息。因此,必须深入到他们那里去,亲自探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但他们所分布的地区非常辽阔,一个人即便花费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充分抓住其总体。关于1904年的第一次中国探查,我有以下计划:
首先,我们必须实地探查这三个民族聚居地。在那里,我们可能会遇到纯粹的种族,这些人一定能向我们显示他们特有的性格。接着我们将从其他部族中,从酷似汉人外貌的居民中,寻找有这种特性的人。
要实现上述探查意图,必然涉及广泛的领域。也许各个学科的知识,在这里都可以发挥作用。例如,从地理角度看,有必要测绘出这三个民族聚居区的地图,以便全面修正以前那些割裂开的、不完整、不准确的地图。从历史学角度看,在打了两千年的仗之后,在占中国面积一半的这个地区,历史学家有必要去寻求汉人至上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中一定有波澜壮阔的故事。从考古学和碑铭学角度看,应该搜集调查所有历史遗迹和铭文,这些铭文一定记录了上述争斗的全面情况。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角度,有必要搜集各种传承、民俗、社会政治组织原理、人体体型、性格等资料。从语言学角度看,有必要研究这么多种族的语汇、文字、书法等。或许——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抱有幻想——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努力搜集有关这些大问题的基本资料,而纠正错误、填补不足的任务可能将留给后人。
读者们对以上所罗列的各种学术问题不必发憷。学术上的收获已按各个专业领域,分写成七本书,在议会批准后便可公布于世。本书所展示的只是关于这些地区和民族的鲜艳夺目的图像,有时是富有趣味的探险故事,旨在说明我们真正进入了过去以为无法进入的地域。
过去的探险家们是何等幸福:他们前去探险的地区是墨西哥、秘鲁的梦幻王国,不可思议的印度,非洲和西伯利亚广袤无垠的草原,中非的大湖。这些发现使他们名垂于世,使人类的财富倍增。这些探险,只要凭决心就够了。没有哪一块大陆不欢迎这些探险者的。而现在呢,凡是能穿越的地区都被穿越过了,留在探险家面前的,仅是地球上的一些残余部分了。那就是南北两极、难以接近的西藏的一些角落、居住在险要山区里的粗暴的民族等等。要了解他们非常困难。因此有人认为,那里尽是一些不值得去探险的地方。
话虽这么说,但本世纪的探险活动却比以往任何世纪都要“热”。地球上最后留下的角角落落被踏遍,山山岭岭被征服,土著人不仅被驯服,而且被刨根究底地调查、测定。某个地区越是难以接近,人们越是想要了解它。这种热情真不知从何而来。现代“亚尔古”号船(希腊神话中贾森找金羊毛所乘的船——译注)的乘客们,想得到什么样的“金羊毛”呢?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从那种努力中又期待着什么利益呢?探险是一种高级体育活动,是厌倦了现代文明之平凡的探险家们的一种享受。他们是否想借征服最难接近的著名障碍物之机留下轰动性的记录呢?
的确,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每天冒着危险,只凭自己的方式和力量去支持生命,这种有活力的、强烈的、利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具有久经考验意志的人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但对于探险家们来说,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能源的消费问题,他们所怀的目的比那更高尚、更有用。
探险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往人们想了解的是大地的样子。由于缺乏通讯手段,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交流的边远地区的居民,就成了满足一些人好奇心的对象,或利益的源泉。而现在,多亏了现代的发明,距离已不成为问题,所有的人种都可以接触到。然而我们还有若干不安分的念头,即:在世界舞台上新登场的这些人,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迄今为止他们干了些什么?
比如说到黄色人种,在涉及与五亿大众有关的问题时,这类课题往往容易抓住人心,引起人们的关注。某个无人岛或某座山脉的发现都能在探查者内心深处呼唤出深深的激动。同样道理,发明蒸汽机和电的世纪之子为此而把自己的身体沉入各种文明的中心部,决心要找出已被抛弃的过去所延续下来的东西。他们探究的不仅是空间,也是时间。如同深入到偏僻的边境一样,他们也在不断地上溯时代之河,从路易十四世到中世纪各时期各种社会形态反复在他们面前展开。当他们进入了无边的草原和充满障碍的山峦时,他们终于发现了要找的“蛮族”。
打败居鲁士(古波斯王——译注)、制止亚历山大、掠夺罗马帝国、征服亚洲和半个欧洲的人们,至今依然存在。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西藏人、彝人或者蛮族们并未消失,也没有解除武装。借助他们,我们可以理解和再现古代历史。自然的人和文明的进程之间永恒1~'4-争,向我们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
这些“蛮族”们,也许经历过多次盛衰兴亡。2世纪初以来,他们被打败而后退,那些武器也给其敌人带来了便利,以后开始进入到他们中间。他们会陷入科学的重压之中吗?我们能看到他们用精巧的枪和新型的武器武装起来,并利用我们建设的铁道进行可怕的入侵吗?
其实这完全是恶梦,或是无益的幻想。毫无疑问,他们仅仅是极少数人,他们服从他们的同族,即表面上的汉人,甚至变成汉人,但比常常伺机冒险的“长发族”或“拳匪”更具优势。他们是在罗马帝国中定型了的“蛮族”,具备了侵略的能量,这一点不能忘记。
因此,不能欺侮这些看起来势力弱小的游牧民族,因为一些极为可怕的记忆可能会使他们隐约浮想起那些事。这些本该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有无数偶然的因素,给他们的环境带来了各种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偶然因素呢?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事情吗?让我们去了解那些曾经震撼过世界的人们吧。即使他们没有未来,只能永远受苦,这种机会也在渐渐消失。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回避进步挑战的时代。不管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在此所看到的也许是最后的“蛮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