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一个由中外学者组成的科学考察团，在广袤的中国西部进行了为时八年的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考察。艰苦卓绝的考察过程，震惊世界的考察成果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雄奇的山川景物、独特的风土人情与考察队员传奇般的经历，通过作者流畅生动的语言，融会成这部历久不衰的巨著。

19世纪的最后10年，新疆南部的首府喀什噶尔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外交官、探险家、职业情报贩子、商人、旅行家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这个边远省份感到兴趣的人物。1894年炎热的初夏，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当中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就是：杜特雷依探险队在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到底出了什么事。

斯文·赫定及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代序）

前言

第一卷

一、离开北京

二、从包头到胡济图河

三、在胡济图河的日子

四、从胡济图河到三德庙

五、从三德庙到额济纳河

六、在额济纳河的日子

七、从额济纳河到哈密

八、在哈密

九、从哈密到乌鲁木齐

十、在乌鲁木齐的日子

十一、回到斯德哥尔摩

第二卷

一、乌鲁木齐事件

二、回到新疆

三、滞留塔城

四、穿过准噶尔

五、在乌鲁木齐

六、从乌鲁木齐到北京

七、在中国内地

八、美国插曲

九、在内蒙古旅行

十、北京六个月

十一、额济纳气象站记事

十二、回到北京后的六个月

十三、1931年瑞典之行

十四、结束乐章

十五、新疆内战起因

十六、筹备新的远征

第三卷

一、汽车旅行绪言

二、从归化到额济纳

三、在额济纳河

四、从额济纳到哈密

五、从哈密到库尔勒

六、在战争的桎梏中

七、乘独木舟去罗布泊

八、向乌鲁木齐冲刺

九、在乌鲁木齐

十、从乌鲁木齐至安西

十一、从东面向罗布泊进发

十二、沿丝绸之路前进

十三、尾声

编校说明

那一天，骆驼商们终于报告说：骆驼已经备齐了。我们准备租用这些骆驼把探险队的所有行李带到包头以北150公里的地方。5月20日一早，他们便把骆驼赶到了小客店。大约500件行李已经捆好在院子里排成一溜。驼工们每次从驼群里拉出10峰骆驼，每两件行李结成一挂，放到骆驼背上的货架上。一切进行得又快又有条不紊。当地驻军首脑还给我们派了一支由30名士兵组成的卫’队，他们骑着蒙古矮种马，背着卡宾枪或毛瑟枪。当拉尔生报告说，一切就绪后，我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我注视着150峰骆驼分成几队，由驭手领着走了过去。队员们各自结成小组或两两结伴而行。士兵们骑行在队伍的两侧。队伍过了大约一半后我才动身。那些驮着昂贵而敏感的仪器的骆驼由专人特别照管，而且，那都是些非常老实的骆驼。还有4峰骆驼驮着8只装满银元的重木箱，每只箱子里装着3000块银元。另有19峰骆驼驮着38个氢气瓶，这也需要特别照看。

我转过身来，看了看不断伸长的队伍。终于出发了!向着亚洲心脏的伟大探险已经揭开了帷幕。

第一天行军的方向指向西北，沿着右侧的小山丘，队伍顺着一条公路朝前走。公路边孤零零地伸着一条有线电报线，通向帕齐布隆和五原。走了一会儿，队伍经过一个黄土垒墙的小村庄，但村子已成了废墟。冯玉祥的军队刚经过这里，而土匪们早已扫荡了这一带的村庄。悲惨的乡村百姓们忍受着极度的贫穷和灾难。时常可看到农民在田里赶着牛马犁地。他们的主要运输工具是有两个大轮子的木板车。车上大都装的是茅草。在包头，人们用这作燃料。另外，用来拉脚的就是小毛驴车了。

过了龚库都克村以后，队伍来到了阴山脚下。我们左侧出现了一条灌溉用的水渠，岸坡上架设着管道。灰色单调的原野上一片光秃，骆驼的蹄子荡起了一阵阵尘土。大约向西几公里，能看到一座庙宇的白色屋顶。我们停了下来，在一片空场外边的土墙圈里扎下了第一个营地。有专人负责把行李从骆驼背上卸下来。大伙儿各自忙着支自己的蓝色蒙古帐篷，以后，这将成为每天的日常工作。尽管这是第一次，但建营的速度却创造了整个旅行中最快的纪录。我自己倒宁愿把粗布睡袋放在地上睡，但有的队员却带着可加热的宿营床；不过后来他们也不得不扔掉了这些东西，因为带着过于沉重的家什行军是非常不便的。眼下还有6名队员没赶到。余下的帐篷不足16顶，而且还都是些双层顶、浅绿色的大个帐篷。P14-15

自1885年到1909年，我对亚洲进行了3次短途和3次长途的探险考察。24年里，我有12年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亚洲的大地上。在探险活动的间隙，我曾写过一些游记和有关科学成果的报告。

以往的这几次旅行，一次接着一次，中间没有多少时间休整。我在学校学习时间太短，因此，我对亚洲腹地的探险与其说是从事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工作，不如说是一个先行者的活动。在这一生中第三次进入亚洲腹地，进行那次空前规模的考察活动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那些未知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在时间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精确地绘出图来。在1893～1897年，1899～1902年和1904～1909年的3次探险活动中，我都是参加进去的唯一的欧洲人，因此我个人要承担全部的科学观测和采集工作。然而，在1899～1902年的那支探险队中，有4名来自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卫兵；而在我所进行的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那次旅行中，我的队员中还有一名来自印度的欧亚混血儿。他们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的工作包括绘图，采集岩石和植物样品，进行天文观测和气象调查，就有关地区的地理、物产、商业、道路及其他备类情况向当地居民进行了解，用气压表和高度表测量各处的海拔，以及摄影，画出各地全景图、地貌、庙宇、人种等各种我所感兴趣的人物景物的速写。

在这几次孤身旅行中，时而有一种愿望攫住了我的心，而且愈益强烈，即有朝一日，我要率领一支大型的队伍到我已经探察过的地区以及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探险。这支队伍要由来自不同科学分支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组成。

因此，当1926年我看到有可能找到财政资助，组成一支新的探险队时，我最终下定了决心，带上一些年轻的瑞典科学家与我一起去进行这项活动，他们能在亚洲内陆于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内进行科学考察工作。

我个人于1926年10月26日离开斯德哥尔摩，穿越西伯利亚到达北京，那里成为并一直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总部，直到1935年4月15日我回到斯德哥尔摩，考察团最后解散。

1935年夏，考察团中的瑞典队员又聚集到我家，讨论有关考察成果的发表以及为此所要进行的收集整理工作等事情。我们准备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能获得国家的某种形式上的许可。按照我们与由一些中国知识界人士组成并负责照看我们在北京的各项利益的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计划中有关古生物学的专题文章与著作以及史前期的考古学成果，必须在由中国编辑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学》月刊上发表，而其他能在斯德哥尔摩印行与发表的成果则要贯以这样一个总标题：“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中瑞联合考察团。”这部集子计有55卷(册)，它当然包括在《中国古生物学》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同样，这些文章也在斯德哥尔摩印刷，并被编为一系列相关的集子出版。

笔者这部书冠以《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的总标题，可以看作是整个系列文集的一个导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考察团的活动历程与组织结构的概览，还可以看作是我们在亚洲的心脏旅行、生活和工作大致状况的描述。从这几卷书里，人们能够看到考察团是如何诞生并怎样成为现实的，也可看到从1927年到1935年它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从这部“探险史”中，读者还将发现，整个探险活动自然地分成为三个阶段，或者严格地说，由于不同的目的、工作计划、财政资助情况及成员构成情况，我们必须分三部分来进行这项活动。

本书的头一部分主要描述的是探险活动的缘由。当时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柏林和北京一上海之间建立一条航线。借完成这项技术任务之机，也进行一些科学考察工作，特别是在地质学、考古学、气象学、地形测量学、动物学、植物学和自然人类学等领域进行工作。这段时问计从1927年2月到1928年5月。财政资助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提供，成员包括德国的航空专家、瑞典和中国的科学家。

书的第二部分介绍了自1928年夏到1933年秋，这段时间的工作就是具体的科学考察，其问更大部分的财政资助是由瑞典政府承担的，不过也有相当的部分是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文森特·本狄克斯先生和芝加哥的阿尔伯特·阿布列顿先生及我本人承担的。这时队里大部分成员是瑞典人，间断地也有两个丹麦人、几个德国人和中国人加入进来。

第三部分主要写的是从1933年秋到1935年春所进行的汽车考察活动。这次活动的经费由中国政府提供，目的是进行调查，然后给南京政府提交一份有关在中国沿海与新疆省之间修建两条公路的报告。除去主要进行这项任务，我们也进行有关考古、动物学、植物学及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进行地图绘制和气象调查，参加的成员都是瑞典人和中国人。

因此，读者们会看到本书的每一部分都独立成文。除我之外，只有艾利克·那林、沃尔克·贝格曼和达维德·赫默尔是考察团里从始至终一直参加工作的成员，所以我们4个是“老卫士”，或者说，是把这三部分行动合而为一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与第一和第三部分内容相比，无疑给人一种枯燥和不那么重要的印象，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内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科学工作中最为显赫的成果，即尚在计划中的55卷系列文集的大量材料都是来自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那段时光。这部分内容将整个那段时间里所从事的各种不同的研究工作勾勒出一个统一的框架。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只是自然地描述了旅行的过程以及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实际上，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只是写了我所切身参与的事件，当然我也不可能跑遍每一小组活动的所有地区。他们分布在中亚的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相互之间经常没有联系。在第二部分所涉及的年代里，即1928年后半年，1929年、1930年、1931年、1932年，直到1933年秋季，我就像是一个联接渠道和巡回司令官，与瑞典和中国当局一起负责照管整个考察团及各个分队的利益。因此我经常过着一种极不固定的生活。“司令官”有时发现自己在欧洲，有时又在亚洲和美洲出现。斯德哥尔摩、乌鲁木齐、北京、南京以及芝加哥是这一时期我最常去的地方。时而我航行在大西洋上，时而我又在太平洋上漂荡。但即便如此，我仍和各个探险分队保持着电报联系。

看起来本书第二部分的缺陷是忽略了一些具体的科学工作，但这会在书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得到弥补。继这本《探险史》之后，我马上就要着手那两部分的工作，而且它与前三部分也是密切相连的。在后两部分，我将主要介绍两位很具科学素养的成员的主要旅行过程，以及他们各自具体的科学成果，同时也包括袁复礼教授和陈宗器(帕克陈)博士的个人简历。但是由于战争阻断了邮路，也许我不得不将这两部分的工作留待以后再做。在这同时，我也希望由这两位中国队员提供的著作和文章能被收进这个系列报告集中。总之，这几部分内容就构成了本书的全部。相信它能使那些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地理学会以及那些负担不起购买共55卷册系列文集的个人和机构，能通过本书对这次探险的历史及它的科学成就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本书所依据的材料是相当综合的。书的前三章是我于1939年专为这本书所写，它的材料来自我当时的日记。从75页以后的描述，部分材料是源自我当时就这次旅行写给报界和新闻界的83封信，另一部分是源自我当时的家信；再就是取自在考察探险期间及那之后我发表的60多本通俗读物。有关1930年、1931年及1932年我在北京、斯德哥尔摩和芝加哥的活动的描述，绝大部分是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和书信。

并非出于胆怯，但我发现若要将这所有材料全部看一遍，并从大量的不同的原始材料中筛选出哪些是对我们这次历史性活动最为有用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太过沉重的工作。于是我写信给我最忠实的伙伴和朋友，沃尔克·贝格曼，并终于得到了他的帮助。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他与我一样，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探险活动。没有人能比他更熟悉情况。他热爱亚洲腹地的那块地方，热爱它的荒僻和广袤的景观，热爱那里的各种语言以及在从未被人所知的地区的生活。对他从那些浩如烟海而又零乱不堪的材料中选出的内容，我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经过沃尔克·贝格曼做了大量艰辛而又费时的工作之后，人们可以更容易、更清楚地了解整个探险考察活动。没有他的帮助，这三部分内容就无法见天日，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人，我们队里的人或不是我们队的人，能有他这样专业化的知识和审度眼光，去进行选择，并把最能代表我们这次庞大活动的基本特征的材料组合到一起。对于他所施予的无以估量的帮助和最真诚的合作，我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我最衷心的感谢。

即使这本《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本拼接镶嵌到一起的书，是由贝格曼从我先前的笔记和书籍中无数支离破碎的材料里选出精华，脱胎而成书的，然而我仍要感谢他，是他很多次提醒我应该注意到某些我忘记了或是错误理解了的细节，这使得这本书更加完整。他在书中还以注释的形式加上了一些额外的内容，这在书中都注上了他名字的字头字母，“F·B”。

本书由斯德哥尔摩的博纳特·布尔顿先生翻译成英文，译文极为精致和准确。

古斯塔夫·蒙杰尔博士既担任本书这三部分内容的责任编辑，同时他也是那部反映我们整个活动科学成果的系列文集的编辑。自1936年开始这项工作以来，基于他卓越的能力与精心，工作已进展得很顺利，任何一个没有从事过发行这样一部大型科学系列文集的人，是不可能设想到它所需要的耐心、勤奋以及编辑这部书所要求的有关技术细节的经验的。日复一日地与各位作者，与政府部门、科学院、出版商以及所有有关的机构和组织进行会面和谈话，商讨有关地图和插图的发排，以及成千上万件各类杂事，占去了主编大部分时间。我同样难以表达我对古斯塔夫·蒙杰尔的感激之情，他以极佳的工作方式，负责地、准确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皇家科学院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主席是科学院的秘书汉宁格·彼杰尔教授。委员会在出版工作及申请政府许可上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同时它在政府与考察团之间构成了某种联系。

凡是读过我这本《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或翻阅过至今，即1942年12月12日已经出版了23卷的文集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对那些在亚洲的土地上与我一起从事野外工作的同事，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研究与处理各种采集品和观察物的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具有的无尽感念。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与功绩，才使这部系列著作能为人所知、所读。

对那些在北京天天与我们打交道的中国学者，我首先要提到刘复(即刘半农)，在1927～1935年间，他任负责照看我们利益的委员会主席，而他于1934年的英年早逝使我们深深地感到遗憾。我还要提到考察团里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领袖徐炳昶教授；提到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圈里的3位，丁文江博士、翁文灏博士和胡适博士，他们代表着当代学术研究的很高水准，无疑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才。丁博士在1936年的意外夭亡对中国，对科学界以及对我们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

此时，怀着一种深深的抑郁之情，我想起了两个欧洲人，即瑞典人焦耶·生瑞恒和波罗的海人瓦尔特·别克；想起了中国学生马叶谦；想起了蒙古族司机敦格拉及多名随从，他们为我们的探险队牺牲了生命。我们怀着无尽的感激怀念起他们及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忠心耿耿直到生命的尽头。我还怀念着考察团里的蒙古随从，像墨林、孟都、赛拉特、赛尔齐和其他几个人。考察团的使命结束多年了，他们已相继作古。

自考察活动结束至今，唯一已不在世上的外国队员是马学尔，他于1935年死于在德国的一次飞行事故。他那似喷泉般不断涌出的幽默话语和敏捷才思以及待人接物的热情好客，将永远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栩栩如生的印象。我的思绪又把我带到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小伙子保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沃洛特尼科夫身上，在新疆，他在考察团里担任过各种职务，据说他后来在那无休止的内战中死在阿克苏。

此刻，当我合上眼睛，一长列考察团里诚勇的亚洲人的形象又出现在面前——汉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塔塔尔人，柯尔克孜人，藏族人，波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出于同志式的友情，我是多么不愿意现在才使他们了解和感到，对他们的忠诚奉献和恪尽职守，我怀有一种多么深的感激和赞美之情。

同样还有种哀思不断袭上我的心头，这是对那些倒毙的骆驼。年复一年，那些牲灵驮载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千山万水，越过沙漠和草原——它们得不到任何报酬，最终却垮在了重物之下。

近年来，我已经了解到，如果只带上几个随从，沿着不同的方向穿越大陆要比率领一支由5个民族的人组成的庞大驼队容易得多。我们当年总有那晦暗无望的境况要摆脱，总有那无可比拟的困难要克服。但今天，再回首那些繁忙紧张的年代，却发现当年的忧心与烦恼已被淡忘，而且渐渐地正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我们似乎难以记起肆虐的沙暴如何像大气的精灵，挥起冷酷的鞭子抽打着我们的面庞；难以记起飞旋的风雪如同疯狂的魔鬼绕着我们的帐篷打转。

岁月一天天逝去，摆脱掉对这万花筒般的庞杂纷繁的追忆，考察团里那令人愉快的时光愈发清楚明晰地进入了我的脑海。但见一群勇士兀立在辽远宏大，无边无际，与天地长存，似日月不朽的荒凉空寂的亚洲沙海上。寂寥无声的沙漠之夜，闪烁的星光下，从遥远的天边仿佛还隐隐传来一阵渐渐遁去的驼铃声。

斯文·赫定

1942年12月12日于

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