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4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里，乔治·布什总统主持了一场电视直播的祈祷仪式。他为三天前的英雄们祈祷：在世界贸易中心，一名男子原本可以自己逃生，却留下来陪在四肢瘫痪的朋友身边，和他一同赴死；一位牧师在为一名救火队员作临终祈祷时以身殉职；两名白领职员发现一个素不相识的残疾人，把她从68层楼一路抬下来，送到安全地点。总统说，我们深感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国民团结的灼热勇气”。接着，他详细说明了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们对历史承担的责任已经十分清楚：对恐怖袭击作出回应，消灭世界上的邪恶势力。”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另一处，也在举行一场纪念仪式。在白宫以西隔着两个街区的所谓首都商务区里，在装着玻璃幕墙的世界银行总部大楼的大厅内，聚集着两千人。在这个拥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员工，也包括很多穆斯林员工的机构，“9·11”事件恐怖袭击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创伤。和华盛顿的每个人一样，他们对有可能接踵而来的规模更大、更凶残的袭击感到恐惧，同时还有一种恐惧，对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或阿富汗护照的人来说，他们害怕在美国的生活会更加缺乏安全感。另一种恐惧——随着总统的讲话只会越来越强烈——是担心国外的亲友家人会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划到了新的全球鸿沟的对立面——现在被布什总统称为“邪恶”的阵营。
世界银行的员工们聚集在中央大厅内。大厅的四壁像教堂一样，从大理石地面一直向上延伸到十三层楼高的玻璃楼顶；在相当于放置洗礼盆和基督教题词的位置，有一个室内水池，人造瀑布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池内，一条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员工，原本常常用来放置宣传工作减压和业务交流展台的地方都站满了人，他们都注视着讲台上他们的行长：一个满头银发、胸脯宽厚、目光炯炯的男人——活像一个没有白胡子没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我不是一个说教的人，我当然也不代表这里所有的宗教，”行长开始讲话，“但是，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有着世界的缩影。我们代表了140个国家，我们中有基督教、穆斯林、犹太教、佛教和锡克教……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可以成为彼此的光明，成为社区的光明，成为世界的光明，因为我们肩负着应对世间最严峻的挑战的重任：消除贫困，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享受和平与希望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他接着说道。
消除贫困，从而创造一个和平的空间：在接下去的几周里，詹姆斯·沃尔芬森(比他自己承认的更会说教)以这个主题为基础，对“9·11”事件提出一种回应，与布什总统“消灭世界上的邪恶势力”的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沃尔芬森的观点，对恐怖袭击的理解应该从大局出发：在60亿人口的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有五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一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世界人口将会再增加20亿，其中除了5000万人以外，都将生活在贫困国家。即使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联系，但是这些人口数字肯定有一定的含意。在这样一个贫困现象比比皆是的世界上。绝不可能只需要找出几个恐怖主义的巢穴，发誓将他们彻底根除，就万事大吉了。安全感在于包容被排斥者，而不在于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和消灭邪恶阵营。
沃尔芬森说，过去，你也许忽视了安全与贫困之间存在的联系。对于世界上幸运的五分之一人，他们生活在占有世界收入五分之四的国家，过去还有可能想象有一堵墙把“他们”和“我们”隔离开来，仅靠距离——心理上、地理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距离，就可以把我们与那些缺少饮用水的几十亿人，或者那些以每分钟一人的速度死于分娩的妇女隔离开来。但是，在“9·11”事件之后，该是认识全球性贫困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时候了，无论是因为它造成了国家失灵，从而孳生了恐怖分子，还是因为它培育了疾病、环境破坏和移民压力。“墙是不存在的，”沃尔芬森宣布说。“我们被贸易、投资、金融联系在一起，被交通和通信联系在一起，被疾病、犯罪、移民、环境退化联系在一起，被毒品、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如果富国想要认真对待全球反贫困问题，那么世界银行将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起领导这项事业的重任。它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上所有穷国，每年提供约2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项目从修建灌溉系统到打击腐败，从防控艾滋病到在非洲成功地防治河盲症(河盲症是一种由旋盘尾线虫感染可导致眼睛失明的疾病，由滋生于河流中的黑蝇传播，主要分布于热带和非洲撒哈拉地区——译者注)，无所不有。此外，世行的资金还只是其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都更了解使穷人终生受穷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它为其他发展机构制定思想理论议程。它多达一万名的员工将纯理论研究与四个大陆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对他们应该着手解决哪些问题和具体怎样操作提出建议，并把从这些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启示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马达加斯加就可以借鉴泰国或突尼斯的经验。每当富国的领导人们面临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艾滋病，还是妇女文盲率，或者是环境压力——他们都会本能地来找世界银行。现在，在“9·11”事件之后，他们必然也会这样做，而且是带着一种新的紧迫感。
在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做出反应时，布什总统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在做出自己的反应时，沃尔芬森也引用了罗斯福的话，不过他从未提到他的名字。
世界银行孕育于发生恐怖袭击的六十年前，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另一次暴力威胁之际。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一周，罗斯福的多年密友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请人搞一个战后经济秩序的计划。摩根索本人没有能力设计这样一个东西——他是一位乡村绅士，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于是他向哈里·怀特求助，怀特是一位十分勤奋且才华横溢的哈佛大学博士，他后来落到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手里，不但服务没有获得回报反而惨遭迫害。怀特的目的很简单，无非是为了防止再度爆发战争，对导致目前战争的这类经济危机采取先发制人尽早防范。摩根素日后这样描述说：“我们大家都目睹了我们时代的巨大经济悲剧。我们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大萧条。我们目睹了货币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扩散……我们目睹了失业和不幸……我们目睹了困惑和怨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最终成为战争的温床。”
怀特的首要任务是防范更多的此类“货币秩序混乱”的现象发生。战后的经济体系将建立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从而保护商业不受汇率冲击与通货膨胀双重危害的影响。如果这一体系受到压力——如果国际收支赤字使得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陷于枯竭——一个新的最后国际贷款机构将会解救这个国家脱离困境，而不是听任它的货币贬值。这个新的救援贷款机构最终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办公大楼现在就在华盛顿，和世界银行大楼隔街相望，并且仍在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与金融危机作斗争。但是，怀特的创造力并未到此止步。他还构想出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银行来促进欧洲的复兴重建，从而结束摩根索抱怨的“失业和不幸”。一开始，新机构的建议名称叫“联合与协作国家复兴银行”，这个名称完全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但是，怀特小组的一名成员提议说，这个银行可以在欧洲复兴重建的范围以外发挥一定作用。在1943年11月传阅的一份备忘录里，“开发”的字眼被塞到了名称里“复兴”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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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一个人和一个机构努力应对贫困、发展和全球政治的巨大挑战的故事，引人入胜，栩栩如生。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既令人激动，又引发灵感。
——布什政府智能团成员 罗伯特·卡甘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是他同代作家中头脑最清晰的一位，他写出了《世界银行家》这部精彩著作。在这本令人手不释卷的书里，他通过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这一非凡人物，深入揭示了世界贫困以及西方为反贫困不停地进行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实验。
——美国作家、资深记者、《克林顿传》和《戈尔传》作者 戴维·马拉尼斯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完成了一项神奇的任务。他写出了一部关于全球贫困的必读书。马拉比通过詹姆斯·沃尔芬森这位传奇人物和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经历讲述了这个故事。聪明睿智中夹杂着阴谋诡计、趣闻轶事，多姿多彩，妙趣横生。但是贯穿全书的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愿望，要为全世界生活在每天两美元贫困线下的30亿人民做点什么的愿望。通过这部精彩作品，马拉比帮助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伟大的斗争。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主编 法里德·扎卡里亚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要挑起一场争论，而是为了两个主人公之间的浪漫联姻。一边是吉姆·沃尔芬森(吉姆为詹姆斯的昵称——译者注)——他喜欢大叫大嚷，足智多谋，富有魅力；他绝非圣人，但是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是一股巨大的自然力。另一边是“发展”，这个词涵盖了人类所有最头疼的问题——无知、文盲、营养不良、艾滋病——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最严峻的挑战。从1995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时起，沃尔芬森一直在奋力应付这些挑战，这是一个超常的人物与超常的问题之间的较量。我想写一本书，追寻沃尔芬森的足迹，探访他在贫困乡村与国家首府的战斗历程，探讨这些斗争说明了哪些大道理。
极度贫困的长期存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愤慨的现象，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而世界银行是富国手中掌握的对付贫困的主要武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千百万人死去是因为他们出生在错误的地点：在人类中，一部分人享有两美元一杯的咖啡和一次性照相机；而另一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美元，他们本身就是任人处理的对象(Disposable在英文里的意思是“一次性”和“可任意处理的”——译者注)。买一顶蚊帐来防止蚊子传染疟疾只要两美元，而美国人每年花在电影票上的钱就不止90亿美元，他们把火箭送上了火星，却不愿为非洲儿童送去蚊帐，听凭他们以每分钟约两人的速度死于疟疾。还有什么样的斗争比这场与浪费人类生命所作的斗争更高尚的呢？沃尔芬森怀着一腔热情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我想的全是它。”他在上任之初说：“我早晨醒来时想的是它，晚上睡觉时想的还是它。”然而，还有什么样的斗争比这场斗争更艰难的呢？世界银行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努力地去理解发展的挑战：去创造一种供应机制，把富国拿出的少量财富转化为反贫困事业的进展。
世界银行孕育于六十年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诞生，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盟友们正在与德国和日本进行殊死战斗。创立者怀着双重目的：为了解救人类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为了遏制威胁到富国安全的经济混乱局面。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为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在欧洲的崛起火上浇油：绝望导致了绝望的“主义”。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战胜货币危机，防止其出现反复；世界银行则肩负着更加宽泛的使命，发展陷于崩溃的经济。跟随世界的变化，世界银行的职能也在不断演变，但它在国际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变。随着冷战的开始，世界银行的使命是阻止亚非拉国家加入苏联阵营。在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世界银行在贫困国家的工作提供了最佳契机，来防止国家失灵的现象不断扩散，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难所。与此同时，贫困是其他安全威胁——全球性疾病、贩毒、环境恶化——的载体，这些现象在陷入绝境的国家会肆无忌惮地泛滥成灾。在科索沃、在东帝汶、在阿富汗，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在伊拉克，世界银行也在建立新国家的努力中成为一个关键角色，建立新国家已成为最近十年的一个特色。
世界银行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银行，突出的优点与讨厌的缺点都集于一身，这与它的行长倒不尽相似。它借钱给穷国——一年大约200亿美元——但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影响。用一位重要客户的话来说，世行拥有“的对国家政策的发言权比许多国家还多”，这种说法尽管有点夸张，但总的观点却是不无道理的。世界银行拥有一万名专业人才，集中了全世界发展思想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将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他们活跃在地球的各个最艰苦的角落，为儿童上学读书，为乡村获得水源而奋斗着。在许多贫困国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推动着政府的战略，从防治艾滋病到政府行政部门改革，再到宏观经济政策，无所不包。其他的主要援助国——美国、日本和主要欧洲大国——也可以发挥影响力。但世界银行几乎总是一马当先，部分原因是它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在协调各国项目之间的明争暗斗方面处于最佳位置，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银行的分析机器具有更多的思想活力。
沃尔芬森带着他自己特有的活力来到世界银行，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生长于澳大利亚，1956年代表自己的国家参赛奥运，之后到哈佛商学院深造。他在伦敦城和华尔街成为一位交易大师，领导了1979年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救援行动，积累的个人财富远不止1亿美元。他曾主持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一面还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他举办过个人音乐会，与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同台献艺。他具有大造声势的能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遭遇左右夹击，深陷四面楚歌之际，带领它走出了黑暗时代。但是，世界银行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机构，它庞大的技术官僚队伍对沃尔芬森的高压作风并不总是俯首帖耳。所以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泰坦之战：一方是一个财大气粗、一贯为所欲为的金融巨子；另一方是一个拥有多年发展经验、资历超群的专家方阵。这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与不可动摇的对象之间的对峙，而最终的结局对双方都出乎意料。
现在讲述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无论世行的专业人才多么优秀，无论他们的使命多么重要，世界银行也无法避免大多数多边机构具有的一个共同弱点。我们一会儿对国际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也包括世界银行——不屑一顾，一会儿又对他们应该做什么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缔造和平，消除金融动荡，让人人摆脱贫困。指责全球性机构不能胜任我们史无前例的全球相互依存构成的挑战，这已是老生常谈。但是，产生这种不匹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在于我们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时而对世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嗤之以鼻，不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时而说起话来又好像他们必须具有超强的力量，把种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一股脑儿地扔给他们。
乔治·W·布什总统上任后，蔑视似乎成了最大的威胁。在2001年和2002年，布什手下的财政部对世行交替采取横加指责与不予理睬的态度，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会有详细描述。2003年初，世行被五角大楼有意排斥在伊拉克重建计划之外，尽管世行具有其他国家重建的宝贵经验。而五角大楼的态度并未能阻止财政部指责世行在伊拉克无所作为；就在沃尔芬森2003年夏天访问巴格达数日之后，也是在一位世行专家被伊拉克叛乱分子杀害数日之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猛烈抨击世行在这个国家缺少参与。在整个这段时期，国际体系的理念本身被提出质疑；政府里的某些人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单极的世界——美国即国际体系。单级的幻想是一个陷阱，因为美国只是在军事事务上占据压倒优势。在经济领域，美国是领先的大国，但不是唯一的大国；它还得依靠其他国家来开放贸易，来投入资金刺激全球增长，来提供储蓄为联邦政府的花钱习惯埋单。在其他领域——即本书以大量篇幅讲述的那些领域——美国主导地位的局限性更为明显。防治艾滋病，管理移民，应对环境挑战，这些都不是单边主义能够解决的问题。
到2004年，在伊拉克遭遇的挫折更加凸显出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对国际机构的蔑视才渐渐消失。但是，与此同时，多边主义者往往又犯了相反的错误，他们坚持世界银行应该像施展魔法一样解决贫困问题。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根源是可以理解的。当你知道非洲人因为缺少价值2.5美元的蚊帐而死于疟疾的时候，你就想大声疾呼：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当然，你需要的不就是意志和金钱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仅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要给儿童送去蚊帐，你还需要有一个由能力胜任的人员管理的配送系统；你还需要有处理有关财务问题的制度；你还需要为儿童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而且最好是父母和医务工作者不会染上艾滋病，或者在战争和饥荒中丧生。本书将会讲述，世界银行是能够推进反贫困进程的；如果有谁企图把发展说成是毫无希望的，他都应该牢记，从1990年至2015年，这个世界是有可能把生活在每天一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的。但是，假如不能实现，那么制定宏大的人类发展目标就毫无意义。例如，国际社会做出承诺要实现一系列的所谓“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普及小学入学率和把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假如这些目标不能如期实现，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就会被打上失败的烙印。多边体系的批评者们就会卷土重来，他们的蔑视将会比过去更加恶毒。
世行是庞大的、慷慨的，而且已存在了六十年之久；说它不堪一击，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然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精神分裂症威胁到它的未来：世行频频受到来自本应成为其天然盟友的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攻击。乍一看这是自相矛盾的：世行的睿智头脑与崇高动机的结合是无上光荣的，或者至少理应如此；本书将向读者讲述，充满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员乘坐军用运输机飞赴战火纷飞的波黑，在印尼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与贫困作斗争，策划拯救非洲人民于水火的种种新方案。不过，如果说世界银行不得人心，也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它在世界很多地方许诺天堂般的生活，却听任人民在地狱中挣扎：30亿人民，也就是全人类的一半，仍然靠着每天不到两美元艰难度日。它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使它傲慢自大，使那些感到自己在重大发展决策上被拒之门外而忿忿不平的非政府组织火上浇油。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封闭在华盛顿宫殿般的总部大楼里，在年会上与全球金融界的首脑人物摩肩接踵，这一切很容易给外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一些身穿条纹西装的白面书生，完全脱离世界上最贫困人民的现实问题！
世行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冲突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因为世行可能被置于死地。在过去十年——第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十年——预言工商界会出现动荡一直是一种时尚：吵吵嚷嚷、头脑灵活、富有创业精神的新生代，他们的组织结构平坦，管理费用低廉，必将摧毁旧时代笨重迟缓的官僚体制。但是，这些滑头们取得胜利实际上更多的是公共部门的事，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在世界上许多富国的首府，尤其是在华盛顿，公共政策决定于各式各样令人困惑不解的院外游说、利益集团和出其不意的广告宣传攻势，总的来说是决定于那些一心一意为了狭隘的目标活动的人，他们关心的是老兵福利、农民补贴、企业税收漏洞等等。类似的一批鼓吹者也在敲打着世界银行的大门，要求世行项目屈从于某些特殊的问题：不准伤害土著人群，不准破坏雨林，不准做任何有损人权、西藏或民主价值观的事情。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频频攻击捆住了世界银行的手脚，往往使它丧失了开展反贫困工作的能力；小人国尽管身材矮小，却节节胜利。如果我们在这种危险面前不赶快警醒，就会永远丧失大型机构具有的潜力：超越小团体往往追寻的单一诉求，直面世界上最宏大、最错综复杂的问题。
所以，如果对多边体系的第一种威胁在于我们一会儿鼓吹千禧年主义，一会儿又对多边机构嗤之以鼻，第二种威胁则隐藏在发达国家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里。我2003年5月去东非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世界银行积极推动在尼罗河源头附近建一座大坝，坝址是在一个叫做布贾佳利的风景秀美的地方。西方非政府组织炸了锅：总部设在美国加州伯克莱的国际河流网络声称，乌干达环保运动对大坝可能对布贾佳利的瀑布造成破坏感到非常愤怒，坝址附近的贫困居民将会彻底失去土地和生计。一连数年，这些活动分子的抵制捆住了世行的手脚，使这么一个帮助缺少照明的诊所和学校以及生产率受电力供应不稳严重影响的工业解决用电的项目迟迟不能上马。确实，世行过去在修建大坝方面有过不良记录，支持过对人和环境都有害的项目。所以，欧美国家的记者往往在没有办法核查的情况下轻信了非政府组织的指控。但是，既然我人已来到乌干达，距离建议修坝的地方只有几小时的车程，于是我就给伯克莱的活动分子挂了一个电话，咨询一点情况。这个如此愤怒的乌干达环保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那些将被残酷地赶出家园的村民们在哪里？
洛丽·鲍廷格，这个领导着布贾佳利抗议运动的国际河流组织活动家，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她说，当地的合作者都很忙；而且在布贾佳利坝址附近的村子里四处打探可能会给我惹来麻烦，引起乌干达当局的不快。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办法找到了与她合作的环保组织，给他们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被邀请马上过去，这个组织里年轻的负责人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然后给我拿来一大堆传单和报告，材料上都标明是由一个叫做瑞典自然保护学会的组织赞助的。同他谈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提出了一个自己实际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这是一个会员制组织，”我被告知。
“有多少会员？”我问道。主人客气地站起来，在办公桌上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个蓝色的笔记本。
“名单在这里，”他如获至宝地说。我看了看，乌干达国家专业环保者协会只有25名会员，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反对为广大老百姓供电的广阔平台。
我的下一步行动是访问布贾佳利。我联系了一位熟悉这个地区的乌干达社会学家，她答应给我当翻译。我们来到坝址边上的几栋房子，她停下来向当地政府的代表报到；这位代表根本没有威胁说要叫警察，而是满面笑容地钻进了我们的汽车。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和一个又一个的村民交谈，我发现他们都众口一词：修坝的人来过了，他们答应提供慷慨的现金补偿，村民们都很乐意接受这些条件，也愿意搬迁。我的社会学家同伴说，也许我们在选择调查样本时有偏差；我们交谈的对象都是男人，他们说不定巴不得把补偿的钱拿去换酒喝，一点也不给家里留下。于是，我们又调查了一些妇女，结果她们的口径也一样，对项目无不表示赞成。唯一反对建坝的是那些住在坝址周边以外的人。他们感到愤怒，因为这个项目影响不到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大笔的补偿费，他们嫉妒他们的邻居。
这个故事是乌干达的一场悲剧，因为乌干达的千百万老百姓被剥夺了电力——而剥夺者是加州人，他们对电力“危机”的概念就是夏季屈指可数的几次停电。但是，这也是全世界反贫困斗争的一场悲剧，因为几十个国家的项目都是由于担心活动分子的抵制活动而搁浅。假如欧美国家的政客们能够区别好的非政府组织和不讲理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对毫无根据的抱怨不予理睬，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一次又一次，居心叵测的组织借助互联网的威力，对世行项目的罪恶提出种种唬人的指控，坐在世行执董会席位上的政府官员们就信以为真。在这种压力面前，世行往往被迫不遗余力地去证明它的项目并无危害——在我将要描述的一个案例里，世行甚至委托专家做了一个篇幅多达19卷的环境与人类学研究报告。难怪，对世行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动作慢得要命。它的动作的确很慢，不过原因主要在世行之外。
沃尔芬森以他充沛的精力，竭力重振世行的活力；这场战斗始终是混乱一团。他从上到下撼动了这个机构，几乎把所有的高管都扫地出门，重新构建了世行的组织结构和使命。在他上任初期，他常常会在世行大楼的走廊里溜达，和偶然遇到的官员搭讪：“呦，你怎么还在这儿呵！”搞得他那倒霉的谈话对象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收拾东西走人。不过，在沃尔芬森的领导下，世行确实取得了进步。在巴尔干地区，它证明自己可以成为执行西方战略的绝妙工具；在乌干达，尽管在布贾佳利大坝问题上受挫，但是它帮助五分之一的人民摆脱了贫困；在世界各地，沃尔芬森领导下的世行向新参与者和新课题敞开了发展议程。但是，尽管沃尔芬森个性凶猛，但他所能实现的目标仍然是有限的。除非我们其他人都醒悟到小人国的威胁，遏制我们在对多边机构的轻视与期望过高之间左右摇摆的倾向，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人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讲述沃尔芬森的故事，主要是为了故事本身带来的乐趣，但也想要说明为什么，假如世界银行是值得批评的，那是因为它是非常值得捍卫的。
沃尔芬森是我所认识的最雄心勃勃的人物，而世行是最雄心勃勃的机构。一个想做世间一切事情的梦想家，掌管着一个想改变世间一切事情的机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技术人员可以把地球缩小，生物学家可以克隆物种，一个超级大国想要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中东。无疑，沃尔芬森的故事也算得上是我们时代的一部英雄史诗吧？这是一个雄心乘以雄心的故事，也是一个雄心也有局限的故事。
本书基于与世界银行及其刚愎自用的詹姆斯·沃尔芬森行长非同一般的近距离接触，描述了在一个全球化和全球恐怖时代西方为扩大全球财富所做的努力，发人深思。 不可阻挡的力量，遭遇了不可动摇的物体。场景：世界银行，一个诸侯割据的强大王国，其上万名员工活跃在近百个国家，掌管着针对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多达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上场：詹姆斯·沃尔芬森，手段圆滑的全球交易大师，胃口庞大的权力掮客，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大量关系当上世界银行行长。在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涯中，沃尔芬森一路走来迷倒了所有人——世行的发展精英们肯定也不在话下吧？即便这帮人不会因为他拥有私人飞机和位于杰克逊霍尔的别墅，不会因为他与欧洲皇室和哈里森·福特的亲密友谊，不会因为他曾出征奥运会击剑赛和在卡内基音乐厅与马友友同台献艺而折服于他，无疑他们也会明白詹姆斯·沃尔芬森毅然放弃数百万美元的收入是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吧。 并不尽然。1995年，沃尔芬森像一股旋风刮进世界银行，一心想要让这个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他的二战盟友们创立的机构改头换面。沃尔芬森接受了对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减免，将腐败等禁忌话题摆上发展议程，与反全球化运动的激烈批评者们当面对峙。从全球金融危机到艾滋病，再到“失败国家”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难所，当这种种挑战威胁到我们的繁荣时，世界银行的工作从未像过去九年这般重要，这样引起公众关注，又如此充满争议。詹姆斯·沃尔芬森和世界银行之于我们这个时代，就如约翰·古弗兰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之于20世纪80年代，就如约翰·麦利维瑟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于20世纪90年代：才华横溢的作者将时代精神贯穿于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本书是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传记。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追寻沃尔芬森的足迹，探访他在乡村与首府的战斗历程。在作者眼里，沃尔芬森是最雄心勃勃的人物，一个想做世间一切事情的梦想家，掌管着一个想改变世间一切事情的机构——沃尔芬森以他充沛的精力，竭力重振世行的活力——他从上到下撼动了这个机构，几乎把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扫地出门，重新构建了世行的组织结构和使命；这是一部英雄的史诗，也是一个关于雄心受局限的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沃尔芬森丰富的人生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