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传世的博物志，本书选录了人类史、动物史两个部分。作者综合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本书在物种起源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作者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这些观点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因而达尔文称布封“是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形态的描绘尤富艺术性。作者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生动的肖像，丰富了全书的内容。

该书是18世纪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自然史》的选译本。布丰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以他独有的进步思想和优美文笔对自然界做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造性建议，破除了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布丰文笔优美，因此本书不仅是智慧的科普读物。也是优美的文学珍品。阅读本书，仿佛这位两个多世纪前的智者仍在我们身边讲述他那充满真善美的哲学，与我们一起探讨宇宙及生命的神奇奥秘。

动物

 狮子

 马

 山羊

 大食蚁兽

 刺猪

 狗

 鼠

 松鼠

 狼

 河狸

 蜂鸟

 天鹅

 鸽子

 鹰

 象

 啄木鸟

 原山羊、岩羚羊和其他山羊

 各种虎类

 驴

 猴子

 动物的退化

人

 童年

 割礼·锁阳·阉割

 贞操·婚礼

 表情素描

 女人之美

 衰老和死亡

 长寿的幸福

 人的本性

 总体感觉

 神经系统和大脑

 快乐、痛苦·智者的幸福

 梦和想象

 人的双重性

 野蛮人和社会

 飞虫社会质疑

 自然状态

附录

在比较人和动物的个体后，我就来比较社会的人和成群的动物，同时寻找我们在一些动物身上，甚至是在最低等最众多的动物身上发现它们拥有技巧的原因。关于某些飞虫的许多事情我们还没谈到呢！我们的观察家异口同声地赞美蜜蜂的智慧和天才。他们提到，这些蜜蜂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种只属于它们的自治艺术。只有善于观察才能意识到这点。一个蜂群就是一个共和国，每个个体只为集体工作，一切都以一种令人赞叹的预见、公正和严谨的方式来进行安排、分配和分工。雅典古城邦共和国也不比这更有条理、更文明。我们越是观察这个飞虫的群体，发现的奇妙事情就越多：持久不变的管理基础，对于岗位上的每一个体的深深尊敬，特别细致的服务，最最关注的快乐，对集体坚定不移的热爱，难以想象的工作热情，对事业无法比拟的兢兢业业、忘我无私与亲密和谐相结合，用于最典雅建筑的最精确的几何学，诸如此类。我只要浏览一下记载这个共和国的编年史，那么从这些昆虫经历上得到的、博得历史学家赞叹的特点将不胜枚举。

除了我们对观察对象的热情之外，我们总是越观察越要赞美，‘而越少理性思辨。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对飞虫的赞叹，比我们给予它们的精神关注，比我们认为它有对公共财富的热情，比我们承认它有最伟大几何学的奇特本领更没有道理的了。蜜蜂只是靠本能迅速地解决了“在最小的空间，以最完美的布局，完成了最坚固的建筑”这一命题的！怎么看我们赞美词中的偏颇之处呢？因为在博物学家的脑海里，一只蜜蜂不应该占据比它在自然界中应占位置更大的地方。在理性的眼光中，这个奇妙的王国永远只是一群除了为我们提供蜡和蜜之外没有其他关系的昆虫而已。

我这里指责的不是好奇心，而是推理和惊叹。我们可以留心观察它们的活动，仔细考察它们的工作过程，准确地描绘它们的生育、繁殖和变化等，所有这些客观事物都可以占据一个博物学家的闲暇时光；但是，我不能接受那种对昆虫伦理学和神学的布道。这是观察家们假设的奇迹，然后他们又当事实描绘出来，说应该加以考察。那种昆虫的智慧、预见甚至对未来的认识被人们赞不绝口，而我就是要还其恰如其分的价值。

这些观察家承认，孤单的飞虫与集体生活的飞虫根本无法相比。前者形成的小群体比大量飞虫形成的群体数量上少得多。蜜蜂可能是所有飞虫中形成群体数目最多的，也同样是最有才能的。这难道不足以证明，精神或才能的表象只是纯机械的结果，只是与数量相对应的运动结合，只取决于几千个个体结合而变得复杂的关系吗？人们难道不知道，所有的关系，哪怕是混乱的，只要固定不变，在我们不知道原因的时候，都显得很和谐。从等级表象的假设到智慧的假设只有一步，而人们为何只喜欢赞叹而不是作进一步深入调查呢？

因此，人们最好将飞虫一只一只分开观察。它们的才能比狗、猴子和大多数动物都要少。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并不那么温顺、勤奋、有感情。总而言之，比我们人类的优点少多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智慧的表象只是来自于汇集在一起的数量。但是，即使这种汇集也不以任何智慧为前提，因为这完全不是精神意识的聚集，也不是一致意愿的聚集。因此，这个群体只是由大自然安排的有形集中，而与前面所有的观点、认识和推理无关。母蜂同时同地繁殖出一万个个体，这一万个比我假设的可能还要笨一千倍的个体，如要继续生存，就会被迫以某种形式相互调节。因为它们是以相同的力量相互活动，它们开始自相残杀。由于伤亡惨重，它们很快又尽量避免相互伤害，转而相互帮助。于是它们有了和睦相处的气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观察家们却很快赋予它们本身根本没有的观点和思想，让每个活动有理由，每个运动有动机，因而才出现了称之谓奇迹或无数有理性的怪物。这一万个个体，一同出生，一同生活，几乎一同变化，不可能不一同做同一件事情。但它们没有感情和共同习惯，不可能彼此协调、照顾或远离之后又再回来，等等。归结为共和国这一个词的什么建筑学、几何学、秩序、预见、对集体的热情等，都是观察者主观赞赏所引申出来的无稽之谈。

大自然本身不就是够让人叹为观止的吗？更不要说再加上本不存在的又被我们炒作出来的、令我们自己吃惊的奇迹了。造物主因为其作品而相当伟大了，难道我们的愚蠢还能使造物主更伟大吗？如果是，那就是贬低了造物主。究竟是谁从上帝那儿看到最伟大的观念？是那个看着上帝创造宇宙、安排生命、按照永恒不变的法则建立大自然的人呢？还是那个寻找上帝、认为上帝能认真地统领一个拥挤不堪到连金龟子的翅膀都必须折叠起来的昆虫王国的人？

在某些动物中，有一类似乎取决于其成员选择的集体，这种集体比只由生理必需原则组成的蜜蜂社会更接近于有智慧和目标。大象、海狸、猴子和其他几种动物，它们内部之间相互寻找，聚集在一起，成群出没，互相救援、防卫和提醒，步调一致。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打扰这些群体，就可以像观察昆虫社会一样容易地观察他们。无疑，我们会看到很多其他奇迹。但这仍然也是生活上的关系和配合。如果我们把同一种类的大量动物聚集在同一地点，由此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安排、秩序和某些共同习惯。我们将在黄鹿和兔子等的动物史中谈到这些。因为所有共同习惯远不是智慧因素所决定，相反只是以盲目模仿为前提的。P179-183

发掘自然生命的奇趣

名垂青史的法国启蒙运动是在17世纪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儿的著名论断“我思故我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以人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以分析论证代替盲目信仰”的论说却在那个时代具有积极意义。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中就有一位既与神学观作无情斗争，又力求以深入细致地观察宇宙万物为前提来对宇宙发展过程作科学解释的伟人，他就是本书的作者布丰。

布丰的作品被世人称颂，不仅因为他在科学上是达尔文等人的前驱，还因为他是个兼有思想天才和文笔天才的大作家。他那句“风格就是人的本身”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至理名言。他卷帙浩繁的《自然史》，在今天的科学水平上看，其学术价值虽然可能大部分已转化为供参考的资料价值，但是它的思想启蒙价值与文学欣赏价值却仍留存于世。布丰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绝不仅仅在于作者搜集观察并解释无数事实，尽力正确、详细和科学地描绘自然界的人与动物；而且还具有无比精美娴熟的修辞和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高雅文风。在他笔下，对动物的描写既不是博物馆里的说明书，也不是出于一般歌颂生物的浪漫情感。他高度评价人，认为人不仅能够改造自然，而且自身也被生命的内部活力所改变。布丰把“灵魂”这个非物质的词注入物质的本性。他确认生命只存在于物质之中。同时他还认为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有智慧和理性。人类可有人种、文明程度的区别，但都应发挥理性、完善自己和改造自然，而不应互相残杀、压迫和剥削别人。他把人从婴儿到老年各阶段逐一加以剖析，又分别论述幸福、痛苦及其他情感。读着他的作品，仿佛这位两个多世纪前的智者仍在我们耳边讲述他那充满真善美的哲言，与我们一起探讨宇宙及生命的神奇奥秘。

布丰原名乔治—路易·勒克莱尔，生于1707年9月7日。177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为表彰他的丰功伟绩，赐封他为伯爵，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德·布丰伯爵。

布丰自幼学习勤奋，特别爱好自然科学。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学习法律和医学。1730年，他结识英国年轻的金斯敦公爵并结伴同游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在朋友的影响下，布丰开始钟情于博物学。1732年他定居巴黎，并从事科研工作，发表了一些科研报告。1739年7月，他被任命为国王御花园和书房的总管。这项任命决定了他的终生事业。他在御花园中聘请国内外知名博物学家前来讲学，同时广泛搜集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很快，这座皇家花园便名闻世界，成为当时欧洲的博物学权威机构。就在此时，布丰萌发了要写作一部完整的《自然史》的念头。他借助御花园的资料和人力，开始了为时40年的《自然史》写作生涯。1749年，《自然史》前三卷出版。第一卷是《自然史方法论》，第二卷是《动物通史》和《人类自然史》，第三卷包括了《人种的演变》。这三卷书一问世即轰动全欧洲，各种译本相继出现。科学界、文学界和哲学界都给予高度评价，但其反神学的精神当即引起巴黎大学神学院教授们的疯狂反对。然而这些都已无法遮盖布丰著作的理性光芒。1753年，布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入院仪式上，他以答辞为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风格》，鲜明地主张文章应有的风格和文笔。这篇《论风格》所提倡的文艺理论不仅在演讲之际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即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是公认的法国文艺理论经典作品之一。

自1749年至1767年，《自然史》共出版了15卷，除上述三卷外，其余全描写胎生动物，1770年至1783年出版了九卷鸟类史，1783年至1788年出版了五卷矿物史。此外在1774年至1789年还出版了七卷补篇。这总共36卷著作不仅是布丰个人的思想结晶，也是法兰西民族乃至全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遗产。1788年，布丰以8]岁高龄在巴黎逝世。临死之前，他让人搀扶着向他奉献了50年生命的御花园的一草一木深情告别。

三年前笔者曾在巴黎的原皇家花园内瞻仰过布丰的铜像，那是1777年时由法国政府和人民为他建造的。我凝视着底座上的拉丁文铭文：“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内心涌起一阵激动，立即在铜像旁摄影留念。也许是某种巧合，回国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邀我翻译布丰的作品。我很赞同这个计划，但因自知学识有限，译笔拙涩，唯恐无法表达原作的神韵而犹豫再三。在出版社一再鼓励下，也就斗胆一试了。其间有一事触动了我，一位法国朋友得知我打算译布丰的作品时，竟然与我热烈握手，说道：“中国的出版界真了不起！现在，即使在法国，也并非所有的出版商都有远见卓识，愿意重印布丰这样的经典著作呢。”的确，我很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这个计划而感动，同时经查证，国内还只介绍过布丰的极少数几篇文章节录，因此我就不揣冒昧，权作抛砖引玉吧。

今年是布丰逝世222周年，也是他着手写作《自然史》的262周年。借这个周年纪念日，我和另一位译者徐岚将这本《自然史》的选篇译呈给中国读者，同时，衷心地期待读者和方家们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