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唐文权编著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内容介绍：正名人传记难撰，教育名人传记尤其难撰。教育家们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但又丝毫不亚于这一业绩，因而难写。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正是在这方面独具匠心，从陶行知的平凡之处发掘出神圣伟大的人格；从其丰富而平淡的实践中，紬绎出神奇的思想；以其恢宏的含量、精巧的框架、宏富的材料和允当的评价，生动形象地勾画出一部以陶行知为主人翁的民族解放史、民国文化史和现代教育史。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冢、民族斗士，他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以民主、创新为探索、推进中国现代化乃至世界现代化奋斗终生。章开沅、唐文权编著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把陶行知放在20世纪上半叶前后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中，详实细致地考察评析了陶行知跌宕起伏、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全面反映了其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教育实践的买施历程。陶行知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赤子之忱践行着他的教育理论，其人格的伟大、教育思想的卓越感动着无数后世者。特将此书献给陶行知先生不朽事业的继承者们。

序言

第一章 “陶行知现象”

 巨星陨落四海同悲

 开国第一文化罪案

 批陶原因面面观

 批陶影响纵横谈

第二章 三重文化圈中的跳跃

 家乡就读：植根传统的热土

 金陵求学：初放人生的晓光

 负笈游美：走向崭新的世界

第三章 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传应人

 促使中国教育汇入国际教育运动的求索

 争取中国教育和政治民主化的尝试

 参与中国教育科学规范化的构思

第四章 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弄潮儿

 运筹力行于中华教育改进社

 奔走发动于平民教育运动

 思想生灭于政海恶波澜

第五章 现代乡村教育史上的明珠

 晓庄诞生与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生活教育理论的晓庄试验

 晓庄精神与晓庄影响

 晓庄学校的天殇

第六章 民族危机压力下的转向

 亡命日本前后：中国教育出路的新思考

 “九一八”事变：政治立场的加快倾斜

 从科学教育到国难教育：中国教育出路的新探求

 “一二九”运动：政治立场的再倾再斜

第七章 卓越的国民外交使节

 登临欧洲讲坛：鼓吹世界和平的号筒

 奔走北美大地：争取国际援助的使者

 自西徂东回国：归心似箭中的考察宣传

第八章 含辛茹苦育彼英才

 在国共合作的“蜜月”中：初践国民参政会

 生活教育运动的新发展：生活教育社和育才学校的成立

 古圣寺中的今圣：现代的新武训

 召唤创造之神：雏凤展翅初翔

第九章 赴汤蹈火争此民主

 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抗战胜利前夕

 当面容惨淡的胜利女神降临之际

 民主教育：生活教育理论的最后一章 

 黑榜“探花”：上海反内战运动的前驱

第十章 简略的余论

 “爱满天下”的陶夫子

 别领风骚的大众诗人

 生活教育的新启示

后记

开国第一文化罪案

在陶行知去世后的两三年间，中国的时局迅速发生很大的变化。正面战场上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统区工人和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逐渐明朗。当中国政治大踏步向前迈进之际，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们，尤其是陶行知的朋友和学生，并不曾淡忘已逝者。每逢忌辰或其他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总是心潮难平，自觉集会纪念，怀着胜利毋忘告乃翁的情绪回顾既往，瞻望未来，迫切期望在即将来临的新中国教育建设事业中，发扬光大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使陶行知那些有价值的教育构想汇融到新中国的教育蓝图中。如1949年3月适为生活教育社成立22周年纪念，有人即畅呼新中国需要像陶行知那样“有理想有远见有办法有才干的人民教育家”，深信他的事业与精神“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活在新中国的年青一代中，而且还要活在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与教育政策中”。

但是，事实表明这一想法过于乐观。当五星红旗升上天安门之后，对陶行知的评价就悄悄有所下降。1950年7月为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纪念，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纪念这位人民教育家。尽管他的朋友和学生仍一如前几年出版《陶行知纪念文集》和《行知先生纪念集》那样，再度怀着很高的热情出版了一本《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精选荟萃四年来有分量的纪念文章行世。尽管他们高兴地看到晓庄学校复校计划经教育部报政务院已获批示同意。但是，这些陶夫子的信从者，似乎也有一点夫子气，他们像是没有发现情况正在渐渐发生变化。

1950年7月，《人民教育》在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的名义下所发表的专论，虽然仍然冠以《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题目，并且仍然肯定其教育思想“充满着革命的民主的精神”，号召全国教育界向他学习。但社论又十分突出地强调，“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学说的遗产，成为全国教育界的重大工作了”。“批判地接受”，这一提法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之词，不足为怪。况且这一提法本身绝无谬误，世间各种学说例当经过理性批判决定取舍，岂能盲目接受？但是，对于数年来一直被高度评价全面肯定的陶行知教育学说来说，这一提法毕竟显得相当突兀，更何况社论还特别以陶行知逝世四年以来，未能实际进行这一“批判地接受”的工作为憾事。这就清楚表明了对前几年纪念宣传陶行知的做法有所批评之意。

对陶行知的重新评价问题，是随着1951年4月以后“讨论”电影《武训传》，而在全国广泛而急速地展开的。

对电影《武训传》名日“讨论”，实为批判。它是建国初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开序幕的疾风骤雨式的斗争。如今人们在对它进行重新认识之际，还有不少人偏重于从文艺领域去寻求其发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相对忽视了它在教育领域的种种严重情况。这样，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所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株连”了陶的结论。我们认为，无论从运动的施与受两方面考察，陶行知都很难说是“株连”者，而不是直接有关者。陶行知从20世纪20年代起曾发表过大量歌颂武训及武训精神的文字，他自称“当代新武训”，也为知识界普遍相许。《武训传》批判“上挂”半个多世纪前的武训，也必然“下联”当代的“新武训”。在批判者眼中，武训与“新武训”是二而一，而不是一而二。批判《武训传》作为建国初第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斗争，发动者意在通过这场斗争对知识分子进行一场深刻而又生动的思想教育。文艺界和教育界则是思想教育的重点所在。《武训传》的文艺形式及其教育主题，刚好直接关联到文教两界。

为了说清问题，有必要把当年的有关情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陶行知是《武训传》电影的催生者。抗战时期，为了宣传新武训精神，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宣传武训的计划。为此，他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俩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而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他死后，被邀者决心实现其遗愿。1947年孙瑜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根据当年陶所赠《武训先生画传》等材料，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1948年中影迂台湾，《武训传》摄成三分之一，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该片也为昆仑厂买得后继续拍摄，于1950年底全部完成，并在全国各地放映。据此，陶实为《武训传》问世的原动力。

电影放映后，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一致作了肯定的评价。但1951年春节在中南海放映后，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的意见，所以情况很快开始出现变化。4月20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汇报“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时，最先点名批评《武训传》“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事隔5天，即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上出现了一组批判文章，内有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重载鲁迅1936年有关谈武训的一篇杂文《难答的问题》。5月8日，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于《人民日报》。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又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和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至此，一场围绕《武训传》和陶行知展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便在《文艺报》揭开序幕。

上述诸文，以贾、杨二文最为洋洋洒洒，也最与陶相关。贾文批评前此报刊上那些颂扬武训的错误观点，指出武训其人不足为训。同时又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为情有可原，因为它与陶“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关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贾文表明，从一开始就有人极力要把陶行知同武训和《武训传》分离开来。但认为陶之“苦心”“可以理解”的贾霁却不能为人“理解”，贾文很快受到杨耳的迎头痛击。杨文题目显见就是冲着贾文而来，内容更是针锋相对。文章径称，陶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因为武训时代大众需要的“宏愿”是反对封建压迫。陶对“这一基本认识既然错了”，那么他所鼓吹的那些“武训精神”的种种“优点”，不但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反会“更加模糊”人民的认识，“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文章结论为：“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不管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对于贾、杨之争，《人民日报》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5月16日转载时杨文时，《人民日报》特加“编者按”，肯定该文“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经此揄扬，杨文就由《文艺报》上一篇普通评论文章一跃而为全国瞩目的重点理论文章，陶行知问题也就顿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P9－11

在师范院校已经工作了整整40年，因此对教育与教育家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对于陶行知先生更是景仰已久，记得还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介绍过晓庄师范与“小先生”之类动人事迹。长大以后，有幸进入陶公的母校——金陵大学，1948年春曾在一个叫做《天南星》的墙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陶行知与武训》，批评学校不应只制作有关武训的幻灯片而忘记了贡献更大的陶行知。这当然是属于配合反蒋斗争的政治评论，但对陶公的倾慕之情确是真挚的。

可是，从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客观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曾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与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陶行知，凭空与提倡单纯“教育救国”之类改良主义联系起来。加以当时正把凯洛夫们的苏式教育学奉为经典，以及对胡适实用主义的全面讨伐，同样渊源于杜威学派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也就成为殃及的池鱼。为人民教育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奋斗终生的陶行知，在新社会到来以后反而受到歧视与冷遇，看来似乎奇特，其实也并非难以理解。因为，在“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些年月，只有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为凌驾一切的最高神圣，此外则不容许或多或少承认其他任何权威。尽管陶行知生前毫无与某人争一日之雄长的政治野心，死后也不具备抢先向马克思报到的资格，但由于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完整而且誉满中外的科学体系，这自然要成为那些热衷于“大树特树”的人们心目中的障碍。

时过境迁。80年代以来，随着《陶行知全集》的出版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陶行知研究会的相继成立，陶行知的贡献与地位已经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承认。因此，我们丝毫无意于借此书为陶公平反，书的开头之所以旧事重提，无非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探究其根源，总结其经验，借以提高认识并促进陶行知研究健康的发展。我们痛切地认为，把史学当作政治的婢女，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任意涂改历史的丑恶社会现象，再也不能容许其继续存在！

坦白地说，我们写作这本传记的目的就是“寻找真正的陶行知”。对于陶公的生平、思想、实践，一是力求如实地写出，二是力求合理的解释。“三七开”、“四六开”之类功过品评已经令人厌倦，当然我们也无意把传主写成完美无缺的天纵之圣，陶行知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最近，陶公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请我讲演，题目是《史学寻找自己》。史学为什么要寻找自己？因为政治、经济等因素层出不穷的干扰，史学已经趋于自我迷失。近几年来，我不断强调史学要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都是针对当代学术的严重缺失而言。我想，陶公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也会赞同我们用这种真诚的科学态度来写他的传记。

对于这样一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人”，苛求固然是很不恰当，溢美则是另外一种亵渎。

这是一本教育家的传记，但并没有限于就教育言教育，也没有限于就中国教育言中国教育。我们试图以较广阔的视野，即从跨文化与文化交感（CulturalInteraction）着眼，来写这位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过程。陶行知固然属于中国，但他同样亦属于世界。他是中西文化既相冲突而又相融会的产物，他把杜威的教育哲学引进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与社会需要加以改造与发展，并且广泛吸收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与现今的各种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教育哲学和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体系。他不仅是中国孔子以后又一位万世师表，而且也是现代世界屈指可数的伟大教育家之一，因为他始终走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前头，而在教育思想与试验方面的贡献早已超越了国界。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大手笔，是他提倡过的各种类别、层次教育的总括，所以本书为它花费了较多的篇幅，力图作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析。我们认为，生活教育（广义的）一个很可贵的特点，就是提倡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提倡全社会办大教育。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古今中外，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千方百计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来兴办教育，同时又这样千方百计把教育的功能渗透到社会机体的许多层面与许多角落。其思虑之精与用力之勤，真是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我常想，近代中国如果有两百个真正像陶行知、晏阳初一样的大教育家，则中国的教育甚至整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予生也晚，未能亲聆陶公教诲；即使就陶研而言，我也属于后进之列。但是，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对于研究与发扬陶行知的思想、精神的重视，却是十余年如一日，不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很早就出版了《陶行知全集》，而且还及时地成立了陶行知研究室，并且规划了陶行知系列研究。我在校长任期之内，还与邓宗琦诸同事一起努力营造并推广“一校一县”模式（一所大学与一个县或县级市全面协作），用意即在发扬光大陶公有关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卓见远识，凭借社会力量来促进大学的发展，同时又把大学的功能全部奉献给社会。记得有次我与世界银行负责支援中国教育项目的居美博士谈及此事，她充分给以肯定并表示支持说：“如果中国有500所大学与500个县，都能像你们学校与仙桃市这样全面协作，那该有多么好啊，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模式推广到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我提及此事决非为华师自我宣扬，只不过是强调至今仍然有继承、推广、发展陶行知思想与精神的极端必要。我们仍然是一个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又是一个口头上似乎极端重视而在实际上又并不那么重视教育的国家，当前迫切需要的正是一大批不说伟大的空话而专办平凡的实事的仁人志士。还是我那句老话，如果有两百个真正像陶行知、晏阳初一样的大教育家，则中国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状况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我决非忽视中国已经取得的各项长足进步，更无意贬低其他各行各业领导、专家的辛勤劳绩，但我总觉得教育在中国至今仍未得到全社会应有的切实重视，因此我们正在继续遭受历史的惩罚，而同时也更加说明陶行知、晏阳初这样一些全心全意办教育的仁人志士的何等可贵。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才促使我们抓紧写作这本传记。当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陶行知研究队伍已经与日俱增，陶行知研究会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网络。特别是晓庄师范已经焕发新的青春，安徽、江苏、四川等省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区的开辟与发展，都必将在当代教育史上写出光辉的篇章。

我在辞去校长职务之际曾经感叹：“未了之事与未竟之愿太多太多。”我想，陶公如果不是死得那样早，那样仓促，大概也不免会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在中国，不管过去与现在，办教育都是很难很难的啊！（当然我并非认为办其他事业就不难。）但陶行知在那样黑暗的年代，毕竟还能办成众多教育事业，留下如此深远影响。这又使我们受到激励，为之感奋，决心在陶行知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如果此书多少能够引起读者一些共鸣，或可作为当今从事教育工作的若干借鉴，那便是我们极大的安慰。

正在本书写作过程之中，我应普林斯顿大学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联合邀请，来美国作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课题则转移到中国基督教教会史领域。因此，主要的写作与定稿任务便落在文权身上，他为此书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由于指导思想、基本观点、全书框架乃至体例、写法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全部初稿又经过我逐章逐节推敲并与文权商定如何修改，所以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我都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海内外读者的批评，以便借以改进自己的研究，并在将来有机会再版时把这本传记修改得更切近于“真正的陶行知”。

章开沅

辛未春写于花木怒放的普林斯顿之蟠音堂

后记

在两历寒暑终于脱出书稿之后，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不言自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传主形象，是经过我们价值判断后的陶行知。也就是说，有关传主本人及相关他人的大量材料是经由我们之手筛选加工描述评断，才“创造”了“这一个”陶行知。因此，书中的传主形象只是我们眼中与心中的陶行知。倘若换一位作者来写，则其所知之人及所论之世也许就不尽如此。尽管我们努力把传主放到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寻求其历史活动的轨迹，并论析其思想和性格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及其一贯联系，尽管我们希望把研究的层次和角度尽量深入扩大，以求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但我们承认自己历史视野的局限性，承认自己并非手执智珠，足以稳启金扉。

印出的文章就如射出的箭和唱出的歌，它便不再属于作者本人。因此，我们留心于有的放矢的求实精神，而不置意于飞矢不行的玄学论辩。同时，我们既欣赏陶行知所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名诗《箭与歌》：“我向空中射了一枝箭，／落下地来，我不知道它在何方；／只见它一去如飞，／眼光跟不上箭的去向。我向空中唱了一首歌，／落下地来，我不知道它在何方；／谁有如此敏捷健强的眼光，／跟得上歌声的飞扬？”又赞美同时代另一位西方诗人的精警之言：“我以前的许多主张，‘现在同我更好的确信有了矛盾。然而箭一离弦便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语一离开说话的口，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了。”（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前言》）当然，果能如朗费罗所吟：“好久好久以后，在一棵橡树上，／我寻着了这枝箭，仍旧没有破；／在一个朋友的心里，／我寻着了这首歌，一个字也不错。”（《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794～795页）那便是我们莫大的欣慰了。

本书是国家教委“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国家教委、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华中师大科研处等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陶行知的家属吴树琴、陶晓光，和不同时期的有关朋友和学生，如晓庄时期的陆静山、徐明清、李楚材、王琳、戴自俺，工学团时期的张健、方明、吴莆生，育才时期的胡晓风、苏辛涛、李能寿、李正、毕汝钦，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刘季平的夫人吴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徐春轩、严欣久以及南京、上海、歙县陶行知纪念馆汤翠英、余洁生、汪麦浪，都曾对本书伸出援手。作者谨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唐文权

］990年岁末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