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一个叫贺海仁的中国人来到了欧洲大陆，浪漫地行走，记录所感所悟，于是便有了这本小册子。他展现是异国的民主，心中却思量着祖国的民主发展。

本书将分为“人从中国来，不亦乐乎！”、“参观联合国在波恩的“鸟”机构”、“天堂里的民主”、“欧洲上空的幽灵”邓十五篇为您进行精彩呈现。

170多年前，一个叫托克维尔的法国人，颇具浪漫地行走在19世纪的美国大地上，他详细记录途中的所见所闻，之后写下了不朽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一个叫贺海仁的中国人来到了欧洲大陆，同样是浪漫地行走，同样是记录所感所悟，于是便有了这本小册子。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笔下展现的虽然是异国的民主，心中却思量着祖国的民主发展。

自序

第一篇 人从中国来，不亦乐乎！

第二篇 参观联合国在波恩的“鸟”机构

第三篇 天堂里的民主

第四篇 欧洲上空的幽灵

第五篇 花车

第六篇 从布鲁塞尔到日内瓦

第七篇 心墙

第八篇 走，到丹麦考察民主

第九篇 年轻的民主

第十篇 我们都是少数人

第十一篇 安徒生的民主观

第十二篇 民主与智力

第十三篇 谁之上帝？谁之民主？

第十四篇 自由和自在

第十五篇 跳出中国看中国（结束篇）

附录一 什么是中国：全球治理与天下理论

 一、引子

 二、全球化与乱世

 三、国家与天下

 四、西方与非西方

 五、邻人与新的熟人社会

 结语：邻人偷斧之后

附录二 丹麦民主访谈录

 正在休产假的Malene Eriksen女士

 住在国家福利宿舍里的Camilla Jordt女士

 自己开公司的Jesper Goedvad先生

 拥有自己老房子的Jytte和Egil夫妇

 做卡通设计工作的Thomas Christiansen先生

 开朗而幽默的Stine Christensen女士

 在网络媒体做记者的Brian Mogensen先生

 对政治颇有兴趣的Louise Dam女士

 17岁就做母亲的Dreirdre BiHe Petersen女士

 正在享受高福利的大学生Maja Barnkob女士

 提前退休的Birgitte Sabroe女士

 在医院工作了30年的Kimten Barnkob女士

 在特殊学校工作的Per Storm Hansen先生

 都用“针”工作的Karl njorth Jepsen和Grete Hjorth Jepsen夫妇

 在私立学校任教的Hanne Soendertaard女士

 独居的84岁的Kaette Eriksen老人

 在私企做经理的Kristim Skriver Laustsen先生

 在家开公司的Kit Teusch女士

 当警察的John Vangshold先生

 人权专家Hatla女士

 经营中餐馆的方先生

 研究土耳其问题的专家Jes Ellehange Hansen先生

 做比较文化研究的Steen Folke先生

 正在与中国做耳机生意的Michael Teusch先生

 参加编写《丹麦民主宝典》的Ove Korsgaard教授

 在哥本哈根大学读研究生的Rune Baek先生

 做牧师的Una Jart女士

 研究过丹麦民主历史的Anette Faye Jacobsen教授

 在同一所中小学做教师的Thomas和Marie夫妇

 在中国做刑事诉讼法修改项目的Sjurne Andreasen先生

 研究宗教文化的Eva Maria Lassen教授

 研究宗教社会学的Jon A.Olsen先生

 学兽医专业的Louise Wagner女士

 在高中读书的laura P.Madsen同学

在去法兰克福机场中心火车站的路上，我寻思着有哪里不对劲，职业习惯告诉我应考虑一下是否要提起诉讼。倘若我提起诉讼，被告应当是德国海关，德国海关代表德国国家，然后一审、二审……但问题马上又来了，我被德国邀请过来访问，做项目，还没开始正式访问就告了德国？这似乎有违礼仪。此外，法院在哪里？到哪里聘请一位律师？这也都成问题。拎着行李满大街去找律师事务所或法院，从古到今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研究权利且总是替人维权的人在短短时间内决定放弃自己的诉权。哈哈！不亦乐乎！

直到登上去波恩的火车，看到美丽的莱茵河一路伴我前行，方把打官司的事忘记了。德国邀请机构的卢特先生如约在波恩中心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宾馆。这是一家欧式结构的三层小宾馆，虽不显眼倒也舒适。房间不大，厨房、卫生间和卧室相对独立。老板是菲律宾裔，满脸堆笑，我喜欢。安顿下来后，卢特先生交代我第二天上午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办理其他手续(如保险、银行卡、出入卡、医疗卡等)。走时，他给了我两张乘车卡，一张7月份用的，另一张是8月份用的。他特别嘱咐我出门乘车一定要带上乘车卡。我瞄了一眼乘车卡，上面都是德文。后来我知道，这种乘车卡在波恩全市通用，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任何公交车和地铁列车都可以搭乘。

第二天早晨，我还处在倒时差的过程中，就拿着路线图前往邀请机构。路线图告诉我，先乘420公共汽车到中心车站，然后找到地铁站换乘地铁，只要搭上66号地铁列车约五六站便可以到达邀请机构所在地。一切顺利，我乘上了66号地铁列车，而且幸运的是我没有把方向搞反(哈哈)。车厢里人不多，有几个人在读书，神情专一，旁若无人，书看上去也挺厚。有一次去科隆，我身边坐的德国老先生正在阅读的书我估摸着应有五六百页。在北京，许多人乘地铁多读的是报纸杂志，拿厚厚的一本书去读的十分少见。以后我在每次乘地铁前总是犹豫是否也带上一本厚一点的专业书，最终作罢，我本没有在乘车时读书的习惯嘛。不过，我喜欢读书的人，而且喜欢读书时显露专注神态的人。

正当我欣赏读书之人时，查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的面前。这是一位肥胖的女工作人员，会说英语。我从口袋里把乘车卡交给她。她看完之后说，你的票不对，这是8月份的票卡。我意识到我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早上出门时一定把7月份的卡和8月份的卡搞混了。我告诉她，我有两张卡，我拿错卡了。她听完之后，说罚50欧元。我再次告诉他们，我昨天刚到波恩，有一个叫卢特的先生的确给了我两张卡，如有可能的话，请你们派人随我到住地去拿。在我申辩的过程中，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过来(看来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他们告诉我随他们在下一站下车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站台上，就我们4个人。我把卢特的电话给了她，请她向卢特求证。那位肥胖的女工作人员用她自己的手机输入了我给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把电话贴在了耳边，时间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但我没有看见她的嘴发出任何声响。她放下电话说，没有人接。我恳请她再次拨打卢特的电话，她接受了，但依然没有人接。天呐！我岂不是又有提供假电话号码之嫌。他们3人用6只眼睛盯着我，好像在说看你还有什么招数。我知道我不能证明自己，伸手掏钱包，拿出了50欧元，径直递了过去。然而，奇迹发生了，他们商量了片刻之后告诉我不用罚款了，只需补买一张从我上车到InWent所在站的票，1.5欧即可搞定。我如释重负，连声感谢。我希望留下她的电话号码，等我办完事情，我将带上我的7月份的卡给她看，他们说不必了，以后注意就行。谢天谢地，这件事情终于过去了，不过，很长时间后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搞混了卡固然是我的错，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验票的时候似乎就只查了我，并没有普查。原因何在？我的长相在德国是通行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我没有带一本厚书在车上阅读？自那以后，只要我出门首先要带的就是车卡，然而再也没有在地铁里碰到查票的。总是希望被验票，却总也没有被验的机会。哈哈！不亦乐乎！P002-004

在这个变化不居且日益开放的时代，行万里路易于读万卷书。

2008年7月到12月，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指派参加由德国经济发展与合作部(BMZ)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全球治理”(Managing Global Governance)项目。德方除邀请中国的学员外，也邀请了印度、埃及、南非、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一些被认为是新兴国家的学员。按照计划，所有项目成员共21人在德国波恩先待两个月，然后移师德国首都柏林，期间还要在布鲁塞尔和日内瓦作访问研究，之后各自奔赴分布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在德国做全球治理项目，也就是在欧洲做全球治理项目，欧盟搭台，它的各成员国轮番合唱或独唱，乃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可不看的风景线。欧洲集体意识本来就存在，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让它消失过。在全球化来临的时代，欧洲加速了它在各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对正在集体崛起(但并非共谋)的世界新兴国家，特别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和印度，欧人想要知道现有的世界格局何时和怎样被改变——改变是不争的事实了，看来，所有的问题集中在如何描述、评价和规范这一事实，即如何解释新的世界问题。我所在德国的部门——全球治理学校——是直属德国经济发展与合作部的一个研究机构，它的校长：Dirk Messner写过一篇题为《全球治理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意义》的文章颇有代表性。这篇文章客观充实，论证充分，不过，这篇文章如同其他许多探讨全球治理的文章一样，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不安，在我看来，恐惧气氛就是欧洲当前的主要气候，它与全球气候变暖一样成为需要考察、分析和克服的对象。我需要了解这个事情。用2008年8月4日张丹红在德国电视二台参加访谈节目时主持人Maybrit Ellner的提问就是：“中国人有没有机会了解德国人的不满和恐惧……”我相信，这个问题正是我在本书中试图要回答的。

在来德国之前我有意阅读了一些国际关系和全球化方面的论著，颇有斩获，但“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本身更多地引起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次关注。我想到了“天下”这个中国文化中的关键词，当然我并非机械地把“全球治理”与“天下”理论结合在一起，而是想要用“天下”的理念解释和拓展全球治理的内涵。事实上，这些话题的有些内容在我2006年底完成的博士后报告《无讼论：和解理性与新的熟人社会》中或有涉及。为此，我集中了一小段时间草就了一篇《什么是中国：全球化与天下理论》的文章(见附录一)，并且请人把其中的重点部分翻译成英文，把它作为我在欧洲期间交流的主要内容。

出国前夕，师兄王四新、刘培峰，师弟黄金荣、支振峰，师妹沈国琴、朱晓飞冒着违反“大谊寡聚”戒律的危险，’在北京娃哈哈酒店(这是法学所人爱去的地方)设宴给我送行，令我感动不已。在我7月15日从北京上飞机和在法兰克福下飞机前后，我又收到了金荣、晓飞、振峰、国琴等人问候平安的短信，更令我感慨万分。我何德何能，竟获得如此大礼，自叹人生幸福不过尔尔。鼓励接踵而至，在我来德国十天以后收到导师群发给同学们的两首诗作，其中两句“自古兰章多济世，从来高士远评谈”尤为精彩。这是励志诗，我思量，倘若种不出兰章来，摆弄些花草也行，红花总是要有绿叶配，人间意象美景，大抵如此。以下所写各篇或触景而发，或为平日里的思考的现场回应，颇有活学活用之嫌，用得好坏是另一个问题。在结构上，以篇为单位，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各篇内容并无重复，但有些篇章的主题或有交叉之处。期间，我每写完一篇便群发给平日里交往频繁的学友，既汇报我在欧洲期间的所思所想，也为听取意见，多一份心灵上的交流。附录二既是我在丹麦做的一些访谈的记录，也标注了我在丹麦的部分生活之旅，在编排方式上受到李培林先生《羊城村的故事》一书的影响。

其实，来欧洲之前本没有打算写什么东西，重点在“游”而不是“记”，只想把精力主要用在10月份以后对丹麦民主的田野考察上。想不到来德国不久后即收到贾西津君发自美国的第一篇观感《美国印象1：个人责任》，读来有趣且令人深思。原来她在我去德国后不久也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去了。她建议我写一些德国的游记。我同意，她写美国印象，我就写欧洲琐记吧。6个月下来，虽然要在路上和各种会议上花去大多数的时间，竟也写了十几万字的东西，洋洋洒洒，东拉西扯，道出了在欧洲“友邦诧异”的奇谈怪论，不过我相信趣味还是有的，原来趣味这东西首先来自于真，来自一种对常识的体悟和关怀。通篇自说自话，我说非子日，我说即我在，是为序。

200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