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记忆中的某个模糊感觉,往往就是一段割舍不下的岁月。
那是座陈年炮楼。许光达依稀记得,敌人的机关枪就架在炮楼的顶层,由镂空的八个射击孔轮番吐出火舌,火力相当猛烈。战士们趴在山坡上,面前是一垄过冬的麦地,只听到子弹在耳边叫,一刻也不停息,简直无法抬头。
“二营长!”没错,那是第二营的主攻方向。许光达印象颇清晰:他解下身上的公文包和望远镜,交给参谋长张杰,只留下那支子弹上了膛的二十四响。他对张参谋长说:“二营那边好半天没见进展,肯定是遇到困难了,我过去看看!”
参谋长没拦住,他就骑马去了第二营。马一路小跑,人在马上直不起腰。沿途是个小山梁,山脚有条不大不小的旱渠,渠边有树,东倒西歪,已被敌人的迫击炮打秃了,树干冒着青烟。许光达的战马紧挨着渠埂走,渠底满是冻酥了的冰碴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吱声响。许光达一路走一路躲着枪弹,后来干脆下马,马缰绳牵在手上,人在地下匍匐前进。
“爆破组呢?爆破组么事不上去!”许光达责问二营长。
二营长没有回答。二营长牺牲了。
“不是没有上,上去五个爆破组,都没有打下来。妈的,白白死了七八个人!”许光达已记不得那答话的是谁,反正一口娃娃腔,尖声细气,小丫头似的,头上也打着厚厚的绷带,只留出两只眼睛。绷带上的血还在浸,黄泥巴粘住一大片,湿乎乎的。
犹豫不得,敌人大批增援部队立马就到,几乎都能听得清马蹄声了!许光达的五脏六腑快烤焦了,眼里直冒火星。
“跟紧我,别拉开!”战士们听到许团长朝他们高声喊道。然后,就见他一跃而起……事实就是这样:情况紧急到没有思考的余地了,许光达再也抑制不住,带领战士们迎着敌人炮楼上的机关枪冲了上去。
嗒嗒嗒嗒……这是许光达最后听到的声音。骤然间,一股疾风扑向自己,浑身震颤一下,被穿透了。透心的凉意弥漫开来,脚底突然抽空。身体一虚,就黑洞洞地倒了下去。
所有的印象由此消失,世界陷没了……
许光达饥寒交迫,身体疲惫到了极点!这是一场漫长的征战终点,时间飞快地归位,回到一年前的1931年1月31日。那天大清早,天空便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晌午时分,野地里的积雪已能埋没脚踝,地上一片白茫茫的。山坡、阡陌、高高低低的农舍及鹤立鸡群的炮楼,都只是些淡淡的痕迹。
红军战士们穿着单薄的破衣裳,趴在地上牙花打牙花,苦苦等候敌人炮火过去。炮弹就在身边爆炸,大片小片的泥浆瓢泼似的倾泻下来。战士们虽然个个都像泥猴子,全都静静地卧在原处,身体不住地颤抖,但谁也不敢动一动,眼巴巴地盯着面前那个小集镇。
小镇叫柳枝集,集上出盐,这两座炮楼是过去盐老板专门为盐工修筑的。现在成了敌人据守瓦庙集一带的屏障。炮楼上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连,居高临下,火力交叉,形成一张网。许光达率领红二十五团的攻击行动在这里卡了壳。
红二十五团隶属红九师,红九师师长不是别人,是段德昌。节骨眼上,段德昌的通信兵打马过来,马背上喊了声“报告”,上气不接下气,从怀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纸卷:“许团长,段师长给你的急件!”
段德昌的急件上龙飞凤舞地写道:“查徐源泉已率敌第一四四旅一个团及第十军特务团由应城赶往皂市。敌新三旅一个团正阻击我向戴家河附近发展。你尽快结束战斗,免陷被动。”
许光达看完信,心中大感焦急,豆大的汗珠挂在额上。
红二军团因邓中夏的立三路线,已经铸下战略性决策错误,部队孤军南下意欲攻打长沙,折腾大半年之久没有结果,致使洪湖苏区错失国民党军中原大战无暇顾及这一巩固与发展的最佳机遇。待到中原大战结束,洪湖苏区强敌压境,军团部队理应迅速回援,邓中夏又错误地认为“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坚持就地重新创建根据地。如今部队历经周折,疲惫不堪而元气大伤,中央才看清邓的决策问题,最终决定放弃错误主张,调整部队部署,自五峰北上,踏上回归洪湖苏区的茫茫惊险征途。
许光达举起刚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望远镜,急切而又细心地审视前沿。结论是,能够突破敌炮楼火力封锁的,唯有第二营。望远镜里,第二营已经推进到柳枝集对面的小山包,前有三百米的开阔地。若能靠得更近一些,把爆破组拉上去……许光达凝神片刻,当机立断。
“通信员!”
“到!”
“命二营长立即向敌侧后迂回,靠敌人炮楼越近越好!我组织一营火力正面佯攻,掩护他的行动!”
“是!”
许光达刚要转身,忽见指挥所的屋角边转过第四连指导员李小初和第七连一排长马文光。两人耷拉着脑袋,脚步拖拖沓沓。这是什么时候,战士们每分钟都在流血牺牲,你两个还……许光达正要发作,猛然发现他们被反剪着双手,身后还跟着另外几个脸面不太熟悉的红军干部。
许光达心头一颤,哆嗦了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P022-024
阅读一个时代,只需要阅读那个时代的英雄就可以了。毫无疑问,许光达大将是最为典型的、令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一份不可多得的阅读材料。你通过他那些如火如荼的生命体验,可以真切感受到时代脉搏在强劲地跳动,仿佛看到那个大时代的背影耸然矗立眼前,又或者正在渐渐远去,于肃然起敬之后,你会生出些许的喟叹。
我把许光达称之为大将军,与他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大将军之“大”在于许光达的精神质量。作为一个人,他具有大写的意义。为了自己的信念,许光达一生都在顽强地搏斗,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绝不存半句怨言。他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是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军事文化的价值理念,完全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像炉膛里化开的钢水沸腾着、流淌着,并凝固成筋骨——忠贞不渝的筋骨,也确乎掩埋于青山,成就了一段惊世传奇。他从不向敌人屈服,也从不向自己屈服,生活着就要战斗着,而生命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件上好的兵器。
从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来看,许光达的生命轨迹既有鲜明独特的典型性,又有极为离奇的异数。他出身于中国南方最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许子贵老实巴交,世代土里刨食。所幸的是,湖南长沙乡下那块肥沃的故土,自古盛产“革命”和“教育”这两样东西。它使得少年许光达有了与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结缘的得天独厚。许光达的恩师,也是他后来的岳父大人邹希鲁老先生,曾是位怀抱教育救国梦想的旧时知识分子,其执教生涯竞和长沙师范这样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许光达的精神摇篮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的起跳尺度。他在这里汲取到那样丰富的精神营养,获得了那么坚实的革命理念,且走出乡关第一站就是黄埔军校。他所在的黄埔五期炮科班,辗转广州、武昌,几乎成了北伐大军的后援分队,而这两个地方在大革命时代又是那般不同寻常。
在南昌起义的大旗下,许光达虽然是迟到者,但会昌城头与三河坝岸边怒放的血花,足以将他的名字刻在英雄纪念碑上。接着又有千万里寻党的一段非凡与传奇,在皖西、皖南,在冀东、冀中乃至北平街头,他遭遇到数不清的追捕与困厄,甚至到了下井背煤维持生计的地步。因叛徒告密,新婚十天深夜脱逃,临敌一刻秘密转移,诸如此类的惊险奇观成为家常便饭。艰难困苦之中,他无时无刻不用全部的生命热情,拥抱神圣的革命信念,直到被党中央派往洪湖根据地,成为一名红军师团指挥员。
自此,许光达的人生道路似应常理般地延伸下去,就像许多老资格的革命同志那样,跟随大队人马,一路浩荡过来,踏着血泊枯骨以成就将帅功果,名垂千古。然而,许光达的道路却打破了这个常规。正是跃马扬鞭的时候,国民党军的一颗子弹,让他异乎寻常地离开了湘鄂西,命运突然间急转直下,又安排他重回大上海历险一番,而后竟意想不到地折往列宁主义故乡——苏联。红色莫斯科从许光达身上取出了那颗距心脏只有十厘米的弹头,并让他从此与钢铁结下不解之缘。不仅如此,这期间的传奇还在于他居然被赋予特殊使命:代表苏军边防司令部远赴祖国新疆,调解盛世才与马家军之间的复杂纷争。因为这项毫无章法的任务完成得漂亮,苏军边防司令部最高长官甚至动了挽留人才的念头。
然而此时,祖国抗战的烽火已熊熊燃烧,许光达断然不能久留在异国他乡。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他终于在组织安排下回到延安。在许光达的革命生涯中,有了莫斯科却略过了长征,这使他从任命为抗大教育长那天起,就格外“歉疚”地更加铆足一股劲,要把列宁大学给予自己的那份热量,加倍焕发出来。延安不但给许光达提供了没日没夜为党工作的舞台,也让他的个人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与十天新婚十年分别、生死两茫茫的妻子邹靖华,与那位情深义重的桃妹子奇迹般地在延安重逢了!此后,从抗大的课堂到晋西北敌后根据地,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大西北的纵横驰骋,这对革命夫妻始终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成为那一代人传统婚姻生活与现代革命情感结合至为完美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许光达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许光达全部的光荣与梦想都投放在那些钢铁战车上。他在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小饭店展开事业的翅膀,搭班子、建院校,培养人才、研制坦克,忽而下到基层连队,忽而奔赴朝鲜战场,自己还带头研练坦克驾驶技术,终于让一支全新的装甲兵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光达同样在劫难逃,竟然成了他亲手组建的装甲兵部队重点审查的对象。他被肆意指为所谓贺龙“二月兵变”的“二号人物”、“总参谋长”,还被莫须有地污蔑为“里通外国”,是“苏修特务”,并被非法拘押,剥夺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身心长期遭受折磨,直至生命终结,一代英雄的勃勃生机就这样被邪恶无端扼杀了。令人格外敬重的是,直到离开这个世界,许光达也无怨无悔于自己的信仰。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国家的强盛,他恪守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而神圣的承诺,真正是“粉身碎骨若等闲”。
一个时代没有英雄是不可以的。英雄贵在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以身殉道,毅然决然,胸怀大义,至死不渝。英雄也是常人,有儿女情长、亲朋至爱,但英雄又不是常人,神性所在总有言必行、行必果的壮举,总要置生死于度外,献身理想而无所畏惧。古今中外忠义之士无不如此,许光达的人生之路也同样展示了这样一种非凡的气度。他属于那个时代,更属于我们的民族,是每个有着起码民族自尊心的中华儿女,都应该为之骄傲和自豪的。正因为这样,他最终所遭遇到的一切,才格外令人心痛。 1967年4月中旬,专案组的迫害与折磨急剧升温,那些经过挑选派去的看守,基本上都充当着打手,他们恣意凌辱许光达,甚至故意把面条倒在地上,逼着许光达趴下去舔吃,并且放肆地呵斥道:“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想怎么斗你,就怎么斗你!”最后竟轮番上阵拳打脚踢,打得堂堂共和国大将嘴角的鲜血抿不住外流。许光达实在受不了了,他就一个劲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声声的呼喊、这异样的情境,今天想来岂止是让人震撼!我要说,这是那个时代的耻辱,也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说到这些,人们往往要习惯性地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历史因素。自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和重要原因。但冷静地想一想,质而言之,问题的症结还是要从文化劣根上去寻找。一个漠视崇高的精神价值、不懂得尊崇英雄的民族,一个恣意诋毁和侮辱本民族英雄的社会,势必普遍地漠视人的尊严、具有不愿意尊重他人的心理倾向,普遍地具有一种专横无理的暴虐倾向,普遍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野蛮的蹂躏倾向。它似乎可以称之为民族心理的顽疾,数十上百年的现代化教育,也不见有治愈的迹象。这种情况下,无论社会物质建设如何发展,国家经济能力达到怎样的高度,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到现代化的精神核心,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社会精神文化大厦。这应该是我们当下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或日先进文化建设,最为要紧的本质任务所在,且任重而道远。
记得在《父亲许光达》这部资料专辑的序言中,曾读到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将军的这样一段话:“父亲的思想代表了一个理性社会的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处事的基础。他终身鄙视跳梁小丑和政治小人,从不和这些人交往,以至在高层获有‘清高’的声名。我在知天命之年后才体会他那‘峰高无坦途’的境界和悲天悯人之一代儒将的坎坷!”对此我深以为然。许光达心目中的“理性社会”是什么呢?我想其核心就是“秩序”二字,即建立以科学规则为前提的公平、公正及合理化的社会机制。这就需要充分地尊重人,从人性的本质利益出发,去反思种种非理性倾向,思考真、善、美、爱等这些重要范畴的价值内涵,以及它们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
大将许光达用毕生努力证明了自己的精神品格,也阐释了自己的人文理想。我们相信,其生平所洋溢的这种感染力,会透过文字的藩篱走到读者的心灵深处。语言和文字历来都是一个矛盾体,既是交流、传播的必要工具,又总会对人们的心灵沟通形成某些障碍,因而能够诉说出来的、能够书写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是八九,总之是极为有限的,而更多的不可言说则存在于字里行间,愿读者诸君能尽量静下心来,读得稍微慢一点、从容一点,或许这样,会从语言文字中得到些许意外也未可知。
许福芦 2013年5月7日
许福芦著的《铁甲元勋许光达》是新中国海军首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人物传记。全书基本按照许光达的生平展开叙述,再现了其忠于党、忠于革命,为新中国装甲兵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塑造了一位为国防事业倾力奉献的革命者的形象。
许光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一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大将之一。
许福芦著的《铁甲元勋许光达》通过他那些如火如荼的生命体验,可以真切感受到时代脉搏在强劲地跳动,仿佛看到那个大时代的背影耸然矗立眼前,又或者正在渐渐远去,于肃然起敬之后,你会生出些许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