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亦庄亦谐地介绍了从中世纪到当代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方便处——盥洗富的历史，以及由这个地方折射出的时代文化和习俗，由此阐发了“本能需要”与“理性规则”的关系。书中引以诙谐的诗歌，貌似庄重的政府文件以及珍贵的历史图片，辅以或严肃或调佩的语气，展现了大量令人震惊而鲜为人知的或者说一直被有意忽略的历史画面。

本书讲述的是方便处——盥洗室的历史。“本能需要”在19世纪成为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的禁忌对象，但此前，人们可以毫无羞愧地抛开虚假的羞耻心以满足这些需要。粪便曾是诗歌创作的题材，且不说自在放屁所引起的欣喜和狂热。作为中世纪行吟诗人的传人，拉伯雷并非唯一沉湎于”邋遢”之中的作家，因为启蒙时代也是粪便文学的黄金时期。随着资产阶级胜利的到来，人们得永久地克制自己身体应该受控，应该恪守“理性”原则。卫生工作者、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都在认真考虑“方便处”的问题，身体的压抑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压抑由此被强化了。

噪音和气味

第一章 “当心尿！”

 序言

 粗犷而精致的中世纪

 粪便的诗意

 忸怩作态的人们

 最早的建筑学关怀

第二章 便桶椅，托马斯和布尔达鲁

 随意小便的时代

 无拘无束的屁虫万岁!

 某种小壶

 在椅子上接待别人

 阁楼上的厕所

 巴黎那些该死的粪便

第三章 “泽菲尔”最后的歌唱

 往哪里放气

 永远忠诚的“托马斯”

 “英国式”厕所？

 公共卫生问题

 菲菲师傅逃到了鹰山

第四章 公共卫生建设的起源

 大便艺术的终结

 巴黎，腐臭的作坊

 令人作呕的环法旅行

 张着嘴的便盆

 学校里的厕所

 法令最后落到了何处

 利维坦的内脏

第五章 条条大路通阴沟

 奥斯曼的大楼味儿大

 迷人的法国城市

 整治垃圾场

 通阴沟者贝尔格兰

 褐色骑士一

 街道上的公厕

第六章 如厕的规则

 卫生工作者和巴黎的烂房子

 勒·普雷的弟子们的控诉

 蒙日学校的上蜡坐便器

 抽水马桶的颂歌

 卫生间在里面！

 神奇的放屁虫

第七章 破坏自由的法律

 未受关注的问题

 塞纳河病人膏肓

 一位耶稣会士的介入

 普贝尔，集体主义的省长

 鹰派分子的抵制

第八章 巴黎的男用公共小便池和街头茅房

 几千所小房子！

 体面的茅房

 火车上请憋一会儿！

第九章 在愉悦和谨慎之中

 阿谢尔精神

 啊！多么舒服的卫生纸

 塞纳河边的厕所史

 人人都能使用的流动公厕

 新的粪便危害

结论

粗犷而精致的中世纪

在中世纪，人们并没有忽视厕所，当时的医生继承了认真研究尿液的传统。到7世纪时，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明确指出：尿壶应用细腻的白色玻璃制成，以便更好地分辨尿液的颜色。在《列那狐传奇》(13世纪)中，我们看到了有关的描述：

给我拿个尿壶来，

从里面看看有没有毛病。

接着就是一番研究：

尿壶拿过来放在阳光下，

高高举起，仔细端详，

一晃再晃。

因此下面这件事并不奇怪：1338年，维埃纳的统治者温伯特二世(Humbert Ⅱ)给一个玻璃匠发了一道法令，责令他每年提供1800件产品，其中包括432个尿壶。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手稿中，我们能发现当时的床底下有这种容器。

医生们既关注尿，也同样关心肠子的排泄物，他们使用的灌肠器大量出现于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和各种画像里。在《巴特兰的闹剧》中，假装生病的巴特兰说道：

哈哈，约翰老爷，我的两根大便

比石头还硬，又黑又圆，像个线团，

能再来一次灌肠吗？

除了玻璃便壶外，当时还有陶制便壶，它的前程可谓远大。而且这个时期的上层人物中还有人使用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便桶椅。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巴伐利亚的伊萨伯(Isabeau)的便桶椅和长子菲利普(Philippe le Long)的便桶椅。前者装饰有蓝色天鹅绒，后者覆以被称作“褐发男孩”的黑羊毛布料。害羞的路易十一的坐便椅四周还围以幔帐。他的账目显示，他曾购买过粗亚麻布，也就是手纸的前身。至少上层阶级已经开始使用这种东西，中世纪时法国国王的大量订货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城市的住宅中，有些地方也会有下水道系统：1374年查理五世时期，曾有法令规定：“巴黎市内和近郊的所有业主都应配备足供其家庭使用的厕所。”根据R.盖内迪(R.Quenedy)的说法，当时鲁昂的住宅中都有厕所，并与后院的排污井相通。但merderon、merderet——在瓦洛涅一直有这些用法——和merdereau等术语表明，可能还有其他的情况，因为这些词指的是环绕城墙或穿越城区的某种流速缓慢的沟渠。厕所建在沟渠的上方，人们可以把所有粪便排人沟渠中。护城河和城堡之间的水道也同样具有这种用途。

更令人惊奇的是，每个城市的市场边上都有一条肮脏的小街道，如奥尔德街、蹲屁股街、布格尔街、茅房巷等等。在特鲁瓦，这种街道的名字叫木头街。17世纪时，法官们试图禁止这种放任自流的茅房，结果引发了一场民众骚乱。一个由纺织师傅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市政厅抗议。这位发言人说：“我们的父辈在那里大便，现在我也在那里大便，我的孩子还会去那里大便。”19世纪的一个记者总结道：“木头街光荣地保持了它的享用权，它热情地目睹过顾客们的屁股。这些人以习惯性的方式前来，并向它致以应有的敬意。”

当时有“万用街道”的习俗。不管日里还是夜里，人们都把污水、各种垃圾、尿，甚至粪便从窗户倒到街上。当路人听到“当心上面！”或“当心尿！”的叫声时，那他真是太幸运了。很多名人都有便壶淋头的趣闻。国王圣路易喜欢清早到巴黎的街道上散步，有一日便收到了这样的礼物。但他竟命人给这个“送礼”的人一笔报酬——这人是个大学生，他一大早就起来学习，因而配得上国王的奖赏。  城堡和修道院在如何以最合适的方式配置厕所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最为深入。库西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城堡之一，那里不仅有用作厕所的单独建筑，而且各堡垒中的每一层都有一个方便处：它通过外墙把粪便排到护城河中。今天一些尚存的中世纪城堡里依然能看到这样的厕所。厕所中还有通风很好的粪坑。维奥莱一勒杜克(Viollet-le-Duc)清空了几个这种长期被视为“地牢”的地方，里面有粪肥，还有一些小动物的尸体。

西多会十分了解修道士们的需要，因而它并不回避清理粪便的问题，这问题对于在同一规则下生活的团体来说十分重要。根据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的戒律，每个修道院都需把厕所建在房子的低处，建在水流可以带走垃圾和粪便的地方。这些厕所坐落在正对着教堂的宿舍的尽头，如保存至今的华约蒙的厕所。那里有一个长32米，宽2.35米，高7米的长廊，上面覆盖着31块半圆的拱顶——这些拱顶今天已被一块楼板连在了一起——支撑它们的是两堵厚0.94米的墙，墙中间就是阴沟。

所以中世纪并没有忽视最基本的便溺卫生问题，虽然它在这方面表现出具有喜剧特色的放任色彩。在中世纪社会，这个问题曾是最主要的笑料之一，当时的文学自然也从中汲取各种素材。这些天真的粪便文学可谓空前绝后，以致当时的作品吓坏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献学家们，这些人完全忠实于资产阶级严厉的道德理念：他们谨防某些文字进入现代法语，而另一些文字则只能以被冲淡的面目问世。

我们举《奥迪杰》(Audigier)为例，这是个十音节的武功歌仿作。直到1960年它才面世——极为谨慎地发表在一份学术杂志上——介绍者是鲁汶大学的一位教授。这位博学的中世纪专家写道：“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部下流的著作，那里面满是令人作呕的细节，充斥着粪便的气息和各种肮脏品位。以前的读者们就热衷于这些东西，看来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气味、这样少见的兽性的味觉印象还不足以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感受。”路易·菲利浦时代的约瑟夫·蒲鲁东也不可能有比这更精彩的表述了……确实，除了个别受人欢迎的片段外，这一“粪便史诗”——正如约瑟夫·贝迪埃(Joseph Bedier)所称呼的那样——很不雅观。例如，当主人公把他的未婚妻领到田野中，在那里蹲下解手时，那确乎是很粗俗的：

奥迪杰说，夫人，我们就在这里

好好地给我们的田施厩肥吧，

那味道一直冲到我的脑门，

我简直是在用嘴巴闻它。

更恶心的是，这个屎的故事还讲述了一个奇特的家庭场景：妻子从丈夫的肛门中扯出一根大便，并谎称是块蜡让丈夫品尝。吕特贝夫(Rutebeuf)是著名的《特奥费尔的奇迹》的作者，也是法国最早的抒情诗人之一。在《犹太人夏尔洛和兔子皮》中，这位让人难堪的作者竟若无其事地运用了彻头彻尾的粪便文学题材：一个行吟诗人不满他收到的报酬——一块粗皮革，于是他把这块皮沾满粪便后送还领主。弗朗索瓦·维永(Franeois Villon)也许已经得知便秘的危害，因而在他的《遗言集》中原凉了所有人：

别学那些讨厌的劣狗，

我讨厌它们费劲地大便。

……

P8-12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一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一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11到13世纪，天主教神学家曾强烈反对一种今天已无人能记起的学说，这可能是因为该学说从哲学意义上涉及粪便文学。它实际上关涉“含粪性”；某些学者企图否认圣餐在领受之后会消化转变并排泄掉。图尔的贝朗热(Berenger)、阿贝拉尔(Abetard)、圣一维克托的于格(Hughes)、大阿尔波特(Atbert Le Grand)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等出色的思想家都争相以辩证法来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在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们那里，对肉体和大小便的完全排斥会导向异端。问题最后由圣托马斯解决了，他区分了尘世要素和天国要素，后者是不能识透的，除非通过信仰，而且也不会腐化。

然而，对“低级生理功能”的蔑视——但在中世纪仅限于有限的圈子内——哺育了一种持久的西方思想潮流。这种蔑视成功地化身在一个社会阶级身上，这个阶级的理念是要将整个世界彻底理性化，对生命力实行完全的控制。比如，正是从初生的资产阶级中诞生了教育家之王伊拉斯谟，诞生了人文主义书商基尔·克罗泽，后者对那些以诗歌来描述妇女躯体中最隐秘之处的“低俗玩笑”感到愤怒。而在同一时代，欧斯托格·德·波里尤，一个毫无原则的贵族，则尽情地拿粪便开玩笑。

反对随意小便和放屁的人从来没有放弃把他们的约束强加给整个社会的努力，詹森派的尝试就是一个明证。在17世纪，这个尝试给以下的争论提供了素材：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知道，基督教夫妇在合法交欢之后可否在没有事先告白的情况下领圣餐。

到18世纪末，这些已经失势的卫道士们最终发现了一个即将在整个欧洲引发新的大恐慌的人，他们认为这种恐慌可以支持他们的世界观，这个人就是洛桑的医生西蒙·提索(Simon issot)。他的著作《手淫：论手淫造成的疾病》出版于1760年，1905年之前曾不断再版，所以它的历史恰好与资产阶级观念取胜的历史吻合。

这本煞有介事的著作开启了一个对手淫行为进行“科学”批判的时代。在那时以前，手淫只是个宗教上的罪孽，虽然致命，但可以通过忏悔和告解来消除。但此时手淫居然成为极端严重的疾病，在当时，冒牌的科学话语声称优越于已经完全过时的宗教神学家们的话语，因为神学话语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世俗社会了。

根据提索的看法，精液是根本性的燃料，也许还是“主导性精气”，它的散失会削弱其他体液，甚或导致它们的泄漏。挥霍精液会使肌体虚弱，使其易受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从这种歪理——在古代即有人坚持——出发，一些医学文献作了进一步发挥，其夸张荒诞闻所未闻。这种理论还体现在一些做作的临床实践中，很多医生精于此道，而且有时他们的名气还不小，在法国和其他地方，这些实践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

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一切与性有关的东西都是可疑的，都应该进行严格监控。杰里米·边沁在写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著名作品《全景监狱》中，以颇为契合时代背景的笔调论述了囚犯的厕所问题：“不便以优雅和愉快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细节……”每个囚室中都要安装厕所，马桶是铸铁的，与砖墙连在一起，砖墙上的开口不能容人通过，这是卫生的需要。但是，在同牢房的人面前大便是件耻辱的事，“有一块小挡板，囚徒们可以任意挡着自己，这可不能认为是多余的。虽说这能遮羞，但应该补充的是，任何违规企图都不能逃脱监察员的眼睛。”这里指的是越狱或手淫吗？

于是规训“本能”的时代来临了，对于这些本能，人们应该以各种方式来转移或升华之。大部分医生——即便他是天主教会的反对者——都认为性行为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无论是单独的还是有伙伴的”，而感官满足可以通过食物来实现，贪吃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狂热症。宴会看来也是某种具有严格规范的社交仪式：“懂礼貌的宾客在第一道菜结束之前决不会打开话题；此时吃饭仍是件很严肃的事，如果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那是不合适的。”这一名副其实的弥撒甚至还有一个类似于举扬圣体的仪式：“当火鸡送到鼻子底下时，所有开始的话题都要暂停。”

但没有任何学说来论证上述仪式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对于肮脏粪便的态度就更是如此了。玛丽·道格拉斯(Marly Douglas)恰如其分地指出，污秽之物是物质组织和分类的副产品，任何秩序化的努力都会导致对那些不合适成分的否认。资产阶级通过每个房间的严格专业化确定了体面的居住准则，室内卫生间使这一准则更加圆满了，卫生间与一个将所有排泄物排出城市空间的系统相连，而现在，城市空间最细微的地方都已受到监控。这个任务由工程师们来承担，他们是资产阶级空间的创造者：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大众小说中，工程师随处可见，这就表明了他们的重要性。

为了给感知能力最细微的表现提供一个理性化的解释，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也开始探讨厌恶的根源问题：应该对整个19世纪逐步成型的对粪便的新的反感之情作一个说明。刚好一百年之前，生理学家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认为，反感情绪来源于有害性和无用性。排泄物和消化分泌物要么无用，要么有危险，生殖一肛门区自然就成为引起厌恶感的中心。与此同时，哈维洛克·霭理思(Havelock Ellis)则指出，羞耻心尤其以肛门为中心。因此，从其禁戒和排斥对象来说，资产阶级的性秩序确实与理性的戒律相一致。

这种态度带来的可怕后果最近终于显露出来。这些后果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就是切除阴蒂。因为，作为萎缩的阴茎，阴蒂只能服务于感官享受，对于生殖则毫无必要，虽说它是一个产生兴奋感的持久源泉，但切除它是合法的事。

不过就粪便卫生而言，可以用完全客观的态度来处理，因为这与公共卫生问题紧密相连；但这方面的责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由“精英”来承担，因为所谓的正派人士在粪便问题上设置了很多障碍，而且他们拒绝考虑粪便问题。

工程师杜朗-克莱和帕朗-迪夏特莱等卫生工作者正是满怀这种精英意识，他们展现出的精力似乎达到了为社会福利而献身的境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仍忠实于得胜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理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竭力纠正资产阶级对于人的基本需求的蔑视，在后者看来，这些需求对发展生产而言是个桎梏。卫生工作者们的这种精神状态一直延续下去——还有天主教会的“客观上的”支持，但当问题涉及“迁就”肉体时，教会总是要诅咒一番——并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的19世纪实际上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

对于所有社会阶层而言，最近大小便用具的享乐化涉及我们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享乐化试图以其最世俗化的形式拒绝超世俗信念，以便接受各种各样的享受形式。在资产阶级对“本能”的恐惧结束之后，是对旧制度精神的回归，即我们已经失落很久的对感官的开放态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