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称肯尼迪是一位“永恒的偶像”，“在近20年来的全国民意调查中，他始终是三位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他是一位谨慎机智、捍卫和平的勇士；他仇视战争，寻求一切手段避免核战争；他是一位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者……肯尼迪的模范事迹不仅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所在的那个世界，也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本书作者特德·索伦森曾在华盛顿陪伴肯尼迪走过八年的参议员生涯和三年的总统任期。本书即为其辅佐肯尼迪的亲身经历。

在这本万众瞩目的回忆录里，约翰·肯尼迪总统最亲密的白宫幕僚特德·索伦森，首次向读者完整呈现了他辅佐肯尼迪的亲身经历。

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色彩的激情岁月。

索伦森以细腻的笔触，将他为肯尼迪总统参谋献策的特殊经历娓娓道来，在肯尼迪最关键的政治岁月里：登月计划、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民权法案等……首次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年仅34岁的索伦森被肯尼迪委以重任，起草了重要密函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政海浮沉，尔虞我诈，索伦森始终没有失去对理想的追求，为促进和捍卫社会的自由和平鞠躬尽瘁，这也正是他走向华盛顿走向白宫的初衷。

本书独树一帜，是一部众人翘首以盼的宏篇巨作，它发人深省，昭示历史，使读者为之折服。作者的人生堪称一部传奇，可以说正是他塑造了肯尼迪总统，成就了美国最伟大的一代总统的丰功伟绩。

特德·索伦森介绍

特德·索伦森主要著作

中文版序言

名人推荐

译者序

作者声明

本书缘起

序言

第一部分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1928～1951年

 第1章 寻根

 第2章 母亲

 第3章 父亲

 第4章 童年手足情

 第5章 教育

 第6章 心的召唤

第二部分 华盛顿1951～1964年

 第7章 前往华盛顿

 第8章 初遇肯尼迪

 第9章 还原真实的肯尼迪

 第10章 肯尼迪的私生活

 第11章 为肯尼迪参议员工作

 第12章 总统撰稿人

 第13章 当仁不让

 第14章 信仰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

 第15章 漫漫竞选路

 第16章 1960～1961年的总统过渡期

 第17章 总统幕僚

 第18章 总统的演讲

 第19章 肯尼迪总统的天才内阁

 第20章 我与副总统的矛盾

 第21章 我与肯尼迪一家

 第22章 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法案

 第23章 占巴导弹危机

 第24章 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

 第25章 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布会

 第26章 筹备连任竞选

 第27章 肯尼迪之死

 第28章 继任总统约翰逊

第三部分 纽约，1965～2007年

 第29章 生活与写作

 第30章 纽约新生活

 第31章 律师生涯

 第32章 重返政坛

 第33章 被提名中情局局长

 第34章 家庭与健康

后记

致谢

1928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44岁生日。清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我，呱呱坠地。作为密苏里州某县的法官，忙碌的哈里自然无暇注意到我的到来。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踏上前往华盛顿谋职的道路，联邦政府给了我第一份工作，而这时的他已贵为美国总统。

我的母亲安妮斯·蔡金·索伦森是一名犹太人，她在一家天主教堂生下我。护士班的修女们对我关怀备至，母亲对此尤其感念。我的父亲克里斯蒂安·A.索伦森(简称.A.)是一位叛逆的共和党人，第一步便是在那一年辞去了政府公职。我的出生却令他提笔给美国“胡佛后援团”的负责人写信：“今晨我又喜得一子，组成索伦森家族的共和党俱乐部指日可待。”远在俄亥俄州的一位记者朋友把我的出生与父亲的竞选联系起来，在给他的信件中说道：“这件喜事如经媒体适度包装，定能为你多添千百张选票。”

我的双亲加入的统一教会并没有入教或受洗仪式，于是我一出生就给我取了名字——西奥多·蔡金·索伦森。早在几十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领导了我父亲所属的共和党进步派。3岁时，我收到总统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封来信，这缘于我父亲与他的一次偶遇。在信中，他提到我和他都与同一位伟人同名。父亲在回信中写到：“阁下的来信在索伦森家激起层层波澜，就连小特德也知道此事非比寻常，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母亲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一直都反对泰迪·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老罗斯福把西奥多这个名字变得在美国非常流行。——译者注)为建立帝国主义霸权而诉诸武力。她总是坚持我的名字是取希腊语“上帝的恩赐”之意，与这位圣胡安山英雄(美西战争期间，罗斯福在古巴圣胡安山战斗中表现英勇。——译者注)毫无关联。作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还坚持孩子的名字中除了父姓之外还应该有她的娘家姓，自此我们兄妹五人的姓都是蔡金·索伦森。由于有两个姓是相当特别的，我们早已习惯被别人拼错名字。书籍、报纸和杂志屡屡犯错。半个世纪以来，单是《纽约时报》就拼错我的名字达百余次。接替我母亲担任大学学报编辑的人这么描述我母亲的离职，“安妮斯·蔡肯要辞职去当C.A.索伦逊太太了。”——同一句话里我双亲的姓都被拼错了。

我一生都在思考是哪儿来的运气，让我出生那天比往后的任何一天都幸运。那天出生的千千万万婴儿中，只有我拿到同州的朋友沃伦·巴菲特所谓的“基因头彩”。我的另一个朋友霍达达德·法曼法玛尼和我同一天出生，而他却在地球另一端的伊朗。他颠沛流离，背井离乡，被藏在库尔德人的干草货车里。而我出生在法治的美国。

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头脑聪明，受过高等教育，对孩子们寄予厚望。我的幸运还在于出生在内布拉斯加这个美丽的地方。在我年少时，林肯市虽然面积不大，却也古朴精致，有随处可见的公园、错落有致的石教堂、点缀着街道的矮楼、小商铺和绿荫，这里是孩子成长的乐园。而今这样的小城镇似乎已经离人们远去了。正如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块路标上写的，这里是“绝对中心”。小时候我和父母驾车出行的经历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当我们穿过内布拉斯加州中部时，看到一块画着两个箭头的路牌，指向东边的箭头写着“距纽约世博园1454英里”，指向西边的写着“距旧金山世博园1454英里”。

即使我后来搬到了华盛顿，在那之后环球旅行：从富查伊拉到布琼布拉，从斯科普里到新加坡，我始终怀念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安全、祥和、井然有序。那里孕育了我的童年，并为我的生活和事业打下了基础。相比我所生活过的城市——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林肯市的水、空气，甚至政治环境，都更为纯净。

我有时会想：“家乡的名字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生涯吗？希望？独立？”我始终记得自己成长在以亚伯拉罕·林肯命名的城市里。庄严的林肯雕像矗立在州议会大楼前，墙上镌刻着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词，那是我一直以来最常引用的文稿，深深地吸引着我探究他的人生和他的言谈。  我一直将内布拉斯加视为心灵圣地，它对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有着极深的影响。在那些安宁的日子里，内布拉斯加人衣着朴素，言行坦荡，绝不与各种中坚分子和狡诈世故的人为伍。他们大多是秉承中庸之道的中产阶级，是逐渐关注内布拉斯加农作物在海外的稳定市场的孤立主义者，是支持政教分离(但提倡学校公祷)的忠诚教徒，是对极右派和极左派都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者和商人。他们以社会为本，反对政客们的挥霍无度，对虚伪地在琐碎小事上大做文章，却对真正重大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两党政客更是深恶痛绝。

然而，内布拉斯加州孕育了许多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领导人——满怀激情的传统政治反对者、宗教保守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民权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四世)，休伯特·布劳内尔，艾森豪威尔司法部的J.李·兰金，后者曾经协助勇敢的民权法官们进入南部的联邦法院。

最有名的内布拉斯加人不是政界人物，而是已故的约翰尼·卡森。20世纪40年代，我和约翰尼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上学，他以魔术和口技表演闻名全校。我的哥哥汤姆认为约翰尼是他所教的新闻学初级班中最聪明的学生。毕业之际，汤姆推荐他到当地电台工作，当时汤姆是那里的新闻总监。“啊，谢谢你，索伦森先生，”约翰尼说道，“但我想尝试去好莱坞发展。”“好莱坞？”汤姆简直不敢相信，“我提供的这份工作一星期可是55美元啊！”

内布拉斯加总是那么令人神往。内布拉斯加人对那些东部人向来反感，东部佬总是无视其魅力，认为那里无趣得可以“一掠而过”。搬到东部后，我的耳边总是充斥着流言恶语，说什么从东部到西部的边境是多么漫长、乏味、一成不变。这都无所谓，反正东部人以后会了解的。

P24-26

在历史的刀锋上游走人生

特德·索伦森是肯尼迪最贴心的幕僚和第一支笔，也是肯尼迪时代仅存的活历史。单凭这一点，他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的文字曾经过肯尼迪之口激励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些神来之笔据说正是出于特德之手。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奥巴马阵营正是看重特德这一点，把特德当做一个宝。从肯尼迪、卡特到克林顿乃至奥巴马，无不想从特德那里获取灵感。奥巴马激情四射的演说有特德的痕迹。特德为肯尼迪而活着，他为美国民主党而活着。他是生命周期最长的美国总统“捉刀人”。

本书名直译为《总统顾问：在历史的刀锋上游走人生》。主标也可译作《总统幕僚》、《总统捉刀人》。副题“A Life at the Edge of History”，Edge既是边缘，也又指刀锋，寓意风口浪尖。这也符合索伦森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他是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起草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密函，巧妙化解当时被视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首次核对抗危机。好莱坞影片《十三天》中索伦森是重要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德是“风口浪尖上的总统幕僚”。有一本《影子总统》，全书记述的都是各届总统的高级顾问，其中就有索伦森。索伦森一直是辅佐总统的助手，提出建议，从旁指点。虽说他的能力足以胜任内阁部长，但却一直甘当幕后英雄。

肯尼迪那一篇篇激人奋进的演讲稿，措词委婉，斗志激昂，穿越时空，让美国人重拾信心，没人会记起这里面有索伦森的笔墨和智慧。索伦森作为最有才华的总统演讲稿撰稿人，他的语言功底在本书的写作中也得到彰显，对仗、押韵、幽默、诙谐、典故，比比皆是。有时一个长句就是一大段，主谓宾相隔甚远，如同鲜竹笋，外粗里嫩，顺着纹理，小心翼翼，层层剥开，豁然开朗，才见笋心，白白嫩嫩，秀色可餐，那时，翻译的那份成就感、那份美也就油然而生。

索伦森这本叙事风格如纪实文学一样的自传体回忆录，记录了美国政坛的台前幕后，囊括了美国官场的是非百态，难怪有人评论他的作品可以作为历史学家的参考文献。

这是一本饱含人生故事、情趣、哲理的书，也是索伦森一生的写照。他在肯尼迪总统身边11年，而肯尼迪伴他一生。动笔著本书时索伦森已经七十有三，然而如此高龄着手巨作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他写作的时机。2001年索伦森被诊断为小脑中风，视力极度受损几近失明。在几个月的自怨自艾后，他发现虽然自己身体疼痛、视力模糊，但记忆力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于是决定撰写回忆录。已被医生宣判只有六个月生存时间的索伦森，在此书完成时已经活了六年多了，而今刚过完八十大寿。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应源于他内心最强烈的信念：“告诉其他人，尤其是年轻的美国人有关肯尼迪的故事，激励他们为公众服务。现在终于可以对辅佐肯尼迪的那段往事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已完成了这一生对他的效劳。”

自始至终，索伦森一直都对肯尼迪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怀念，不仅是因为肯尼迪对他有知遇之恩，更是因为肯尼迪对他的一生都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跟随肯尼迪一同走过的11年，令他终身受益，也终身怀念。正如他自己所言：“要不是由于我同肯尼迪总统的因缘际会，我将一事无成。”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为另一个人活着而死去，也有人为死去的另一个人而活着。现代人追求自我，又多是追星族。索伦森并不追星，他本身也足以成星。英雄惺惺相惜，得一知己足矣。读了《总统幕僚》这本书，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知足常乐。

魏宗雷

2010年5月

反思与遗憾

“你是否已经厌倦谈论约翰·肯尼迪了？”有时有人会这样问我。我都会回答：“不，只要你没厌倦。”

与肯尼迪共事的11年，无疑奠定了我职业生涯的基础，相互间的信任，又奠定了我们彼此关系的基石。肯尼迪让我融入到他的个人圈子中，向我吐露秘密——如果我将这些秘密告诉他人的话——将会严重危害他的政治生涯、公众形象和他的婚姻。人们意识到我与他的关系以及我对他的影响，一些人便想要如法炮制了，在我离开白宫多年后，克林顿总统的新闻秘书麦克·麦柯里跟我说：“每个来华盛顿的人都想成为你。”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跟我讲。尽管这难免有奉承的成分，但他们真正的愿望是为约翰·肯尼迪工作。

杰姬曾经对记者说我“很多时候都像小男孩……崇拜杰克”。她说得没错，他确实是我的英雄。我总是被说为“忠贞不贰”，媒体多将这种关系总结成“杰克一受伤，特德就流血”。在很大程度上，我也经常对他人作出评价，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和传记作家，但我对他们评价的标准并非是他们怎么评价我的，而是他们怎么评价肯尼迪总统——是否全面、适当、准确地描述他的成就和贡献。有些学者形容我对总统的影响难以计算，是一位掌握过多权力的总统助理的典型，对此，我不以为然。我没作过任何性质的决定，也没运用过任何权力制造危险，我并不像哈里·霍普金、谢尔曼·亚当斯和卡尔·罗夫。除此之外，我的观点与约翰·F.肯尼迪的原则完全一致，尤其与世界和平与国家公正的原则相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我的建议、忠告和意见对他的决定有影响，我是多么自豪和感激。这个世界不仅需要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同时也需要能够谏言和辅佐他的助手。对于他与我谁是总统，谁又是辅佐总统的助手，我从未有过任何疑惑。我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差别：顾问——提供建议；助手——提供协助；参事——提供决策。但最终，能够并且应该作出决定的只有总统一人。

有人说，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些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一样的大人物已经走远。而且很明显，萨科齐不是戴高乐，穆巴拉克不是萨达特，乔治·W.布什也并非约翰·F.肯尼迪。我也知道，想要到达权力的巅峰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所以我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论他／她是男是女，也无论这个国家是大是小。

在肯尼迪离开后的十多年里，一些评论员说我尽忠职守得有些过头，这些年来仍然为他守口如瓶，仍然否认自己的全能角色，我却不这么认为。约翰·肯尼迪磨练了我的政治能力、判断力和幽默感。追随他的这些年我所获得的经验，为我后来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如果他能够看到我在他离去之后仍对他的理想坚持不懈，我想他会感到欣喜而不惊讶。在我为肯尼迪工作的初期，我不仅学会了尽忠职守，还学会服从与克制，学会默默无闻，绝不哗众取宠、越俎代庖、自吹自擂，以免引起他人对总统的反对，甚至反对他的父亲和弟弟罗伯特，而后两者也强烈地维护着他的形象及事业。我所学到的这些慎密周到的品质，已经成为我自身修养的一部分，而且，至今已是我人格标准的核心，为这本关于肯尼迪及我自己的私生活的书中所公开的内容，严格把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彼此帮助成就了各自的事业，长久以来，由于他在参议院和白宫里日益增长的左倾转变，许多记者和评论家都推测，他日渐步入更加坚定的自由理想主义，我则是一个主因，强心剂，甚至是催化剂。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对于我进入白宫一事写道：“自从这个消瘦的内布拉斯加人加入总统班子之后，肯尼迪的朋友们都认为，参议员向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迈进，一步都不会踏错。”或许如此吧。在我们结识之初，他对自由主义表达得很谨慎，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谨慎提防着他、他的保守的父亲和他的家族，关注他们与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密切关系。在我加入他们之后，肯尼迪的话曾被断章取义地引用——“我根本就不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我从未参加美国的民主活动”，“我与那些人无法和谐相处”。

对他来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是一个做了长远打算的自由主义者，他越来越能够与我和谐相处。在参议院的时候，我会在他的演讲中巧妙地逐渐渗透一些比较自由主义的观点，以证明自由主义的答案不仅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最适合的，而且与民主党的原则也一致。即便如此，由于谨言慎行的本能，他最初还是走在平衡的中间道路，以致无法讨众多自由主义者的欢心，但这一情况在他入主白宫之后有所改变。

我们的观点趋于一致。1953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时，肯尼迪大使便果断地说：“我决不会让你为我写稿——你太自由主义了。但你对杰克来说正合适。”随着肯尼迪的政治经历逐渐丰富，他的政治哲学也日趋成熟。他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了谨慎保守的作风，从全国旅行和政治活动到新问题、新观点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都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重心与原则，使其与我所期待的更自由主义的形象愈加吻合。我从我父亲身上延续了自由的理想主义，也从肯尼迪身上以及我在州竞选与全国竞选的真实政治经历中逐渐了解到，纯粹的哲学是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达不到必要的成功。我们的哲学观趋于一致，那便是“拒绝幻想的理想主义”，承认多种选择的艺术，坚持战略上可以退让但原则上绝不妥协。

我离开华盛顿很多年了，但我没有一天不想起肯尼迪。在过去的45年中，每当我提起“总统”，我所指的只有一个人。每年的11月，我的头脑中都会涌现出以往11月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在1960年的选举，他在1962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他在1963年遇刺身亡。

在家中，姬莲帮我安放了那些年我所收藏的纪念品：我曾在白宫餐厅使用的雕花银制餐巾圈；一幅我和总统的相片，当时我们正在白宫西翼等总统专车，在肯尼迪离开的几个月后，杰姬将照片赠予我。在所有纪念品中，我尤其珍视的是1962年11月的银制日历，是蒂凡尼为纪念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为总统特制的，上面有总统和我的名字首字母。他将这款日历签上每个执委会成员的名字首字母，一一赠送给他们。

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对于人们疯狂地竞拍肯尼迪生前的纪念品，他和杰姬会作何感想。我的这些纪念品可不出售。

肯尼迪任总统期间是理想主义的全盛时期，铭记那一时代的人为他的结局至今仍痛惜不已。1991年，我在罗伯特·肯尼迪的书奖庆典上见到埃塞尔，她对我说：“特德，我真的很喜欢看到你们工作的样子，我也一直铭记你对肯尼迪的情谊，以及你对新边疆所贡献的全部活力、创意及梦想。”这些年里，在纽约的街道上，时常有陌生人对我说：“你让我又想起了往昔那些美好的回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四十余年里，华盛顿完全变了。加里·特鲁多的漫画《杜恩斯比利》将其展露无遗。第一幅图中是两个主角在酒吧里讲笑话，其中一个说：“记住，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第二幅图中，他们两人放声大笑，整个画面中布满了“哈——哈——哈”。在第三幅图中，他们全都表情严肃，垂头丧气，其中一个问：“这有什么好笑的？”在最后一幅图中，他们全都埋下头来，号啕大哭。

我总能听到那些评论家和准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地说着那些陈词滥调，说肯尼迪只有表面没有实质。但你要知道，肯尼迪克服了宗教的偏见和其他阻碍，获得总统的提名，继而赢得大选，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是表面；和平地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令前苏联撤回原有核武器，便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有表面；建立和平队，人类成功登月，也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是表面；在长达几世纪之久的种族歧视历史上开辟新道路，仍旧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是表面。

或许在肯尼迪离开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就称他为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有些为时过早，但我坚信，子孙后代绝不会忘记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件大事：古巴导弹危机，是他和平解决了世界历史上的首次核对抗；是他推翻了美国世世代代对黑人的压迫；是他建立了全面的太空计划，使人类能够跃出地球，邀游太空。这正是肯尼迪为当今世界留下的巨大财富。

如今肯尼迪所秉承的贡献与革新的准则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公共服务的光辉已经被越来越多无能的总统密友及腐败的游说议员者玷污；他所强调的外交与经济的权力也已被日渐频繁的枪炮与威胁性的外交政策所代替。

在肯尼迪遇害的一周后，他的遗孀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写道：

你与他虽相敌对，却携手合作，使世界免遭战火……伟人知道适可而止，小人却在恐惧与虚荣中越走越远。

然而，就在杰姬说这番话不到半个世纪的今天，小人毫无考虑地让整个国家陷入战争之中，真是可悲！

无论是肯尼迪总统的演讲能力还是他在白宫对语言的运用，这些标准和原则，无一被传承和延用。我并非言过其实。如今已经很少能听到思想丰富的公开演讲了，这可能因为它们容易引起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非议。肯尼迪雄辩的口才在当代被视为遗失的瑰宝。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的格调对于这个世故的繁杂年代来说，显然曲高和寡。

现今总统的思想与行动都交由委员会规划。激动人心的言辞也变成了刺耳的响声和有意的掌声。崇高庄严的描写被虚构夸张的语句代替。总统只在发言时讲话，目的不为鼓舞人心。政治家们只是在忙于制造每时每刻的新闻，而非创造新的历史。

看来，与肯尼迪核心标准和理想的悖离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大势所趋。但我仍然坚信美国人扭转乾坤的力量，因为肯尼迪扭转了联邦政府对民权百年之久的疏忽；扭转了日趋严重的军备竞赛；扭转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太空探索失败。甚至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也成功扭转了天主教徒不可能入主白宫的偏见。我仍然坚信美国人民会作出正确的抉择。

这是因为，即便是在匮乏激人奋进的演讲的今天，肯尼迪的话仍被引用着，当然也少不了歪曲。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不久，当小布什的新保守派为这场史无前例的侵略寻找历史先例时，布什总统便引用了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向全国观众发表的电视演说。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声称肯尼迪应对危机的办法是“预防和先发制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肯尼迪尤其抵制先发制人的攻击，他知道，哪怕只采取一小步的攻击，也会酿成无法估计的悲剧。

肯尼迪总统极力强调，美国公民应该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之后的总统则都贬低了公共部门的价值，反而更看重个人利益的追求。肯尼迪试图探索外太空是出于和平使用的需要；里根和布什则将其用于军事。肯尼迪鼓励年轻的美国人服务和平队，而今却渗透进了军方的代表。

约翰·肯尼迪的任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黄金年代。然而，在詹姆斯·麦迪逊年过七旬时所写的关于他在多年前参与制宪会议的著作中，我能够对过去看得更加清晰明了。那里并不是卡米洛特。肯尼迪总统也犯过错误，比如猪湾事件。他也经历过失败，比如他没能通过医疗保险法等重大的法案。他辞退的昏官太少，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又太过强调民防系统，从而又忽视了公民权利，之前对古巴危机也视若无睹。在他任职的前18个月，他向越南注入了太多的军事顾问和太少的关注。他决定建立起强大的导弹军事系统，使其免受挑战也没有使用的一天，也许这种做法有些过分，因为建立这些令人厌恶又无聊的军备价格不菲，而这些资金完全可以用到更好的途径上，比如校园、医院和城市的建设。回顾以往，他呼吁美国对世界的自由负起责任，而继任者们不一定像他那样有能耐担当领导责任，同时兼具理性和韧性。

在他任期快满一年之际，肯尼迪果断地解决了一些人事任命上的失误。而他永远无法解决或公开表示懊悔的最大失误是，他继续任命残暴专制的埃德加·胡佛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为所欲为，独断专权，紧握权力，使得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都甚为头疼。据说，肯尼迪对于外界要求开除胡佛的呼声回应道：“你不能炒了上帝。”也许胡佛先生自诩为上帝，但对此我不敢苟同。

前些年，由于《信息自由法》的实行，我拿到了自己的FBI档案，记录显示“1948年(当时我只有20岁)，免服军役”，“暗示他将从事一份非战斗的服务”，“据说，非常的‘自由主义”’。这份档案还包含了我进白宫前的报告，其中包括我在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任职的那些工作，之前任职过政府雇员，我在大学和法学院里的“自由主义”行为，以及我的优秀品格。没有一项出现错误或未经核实的记录，完全推翻了FBI档案全是错误信息的普遍看法。

很明显，FBI对我在进入政府服务之前的那些日子也甚感兴趣。我参加的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被一一列举，包括我与妻儿私下拜访左翼商人塞勒斯·伊顿在新斯科舍的度假屋；我参加了一个在蒙特利尔大学开的中国会议，一位中国教授被称为“北京的非官方发言人”，除此之外，还附加了我强烈要求该会批准一项决议，“尽力安排中国大陆与美国的非官方沟通”。很显然，某封由国外寄往律师事务所的信函在送达我的办公桌之前，已被秘密地截获并详细考察过了。

我的档案里还附带了一封书信，是由一位公民写给胡佛的私人信函，信中用相当长的内容表述了他非常担心我会“利用总统和他的威严摧毁反共产主义形势的根基”——在当时，这真是一个有用的提醒，就像是一阵风拂过全国各地。

有时候，我会用“如果”“将会怎样”的这类问题来反复考虑我生活中的这些幸运。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我时常思考“在我生命中发生的接连不断的幸福与厄运”。

正如我一开始就说的那样，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我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我的祖母的基因，是她在大草原潮湿的小屋子里，与邻里妇女围坐一团，靠着烛光教她们读书认字；我的祖父蔡金的基因，是他远赴印度，寻找失散的兄弟和自己的天地。假如我的父亲没有在格兰德岛浸信会学院发表大胆冒失的言论，没有受沃尔特·洛克之邀就读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并加入唯一神教会，他就绝不会成为一名富有革新精神的司法部长，也绝不会培养出一个对公共事业深感兴趣的儿子。假如我的母亲没有“离经叛道”嫁给我父亲，没有接受专心家务、相夫教子的生活，我也许就不会继承那些与我父亲的丹麦血统完美结合的优秀俄国犹太基因，我也就不会与我那四位相互支持鼓励的兄弟姐妹共同成长。我现在仍然能很幸运地拥有四个孩子，并与我的爱妻姬莲共享了生命中的四十余年。当然了，对于一个从中西部远道而来的稚嫩的年轻人来说，能够结识肯尼迪，伴他度过那些难忘的历史时刻，这算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幸运。我很幸运能够在纽约宝维斯事务所从事法律事业。我很幸运我是一名美国人。没错，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然而，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遭受过一连串的不幸——当我十几岁时，我母亲患了重病；1963年我痛失良师、益友、领导人——肯尼迪；不到五年又痛失了他的弟弟；多年后，我的双眼在一次意外中严重受伤，这些无疑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我仍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因为我坚信我们必须为一个更和平、更公正的世界而奋斗，克服所有的艰难险阻不懈追求。我认定我自己是一名根深蒂固的乐天派，始终坚信光明终会战胜黑暗，失败必能成就胜利。我坚信人性本善，愿意用道理与敌人坐下谈判，以理服人，运用智慧带领国家走向民主。

回过头来，我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变成我一生的转折点，然而在当时看来，一切都发生得自然而然，甚至有些例行公事、平淡无奇。不过，按历史学家亚·J.P.泰勒的话说，如果那些潜藏的转折点没有转折怎么办？如果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至1963年任职期间，对国务院成员改组并任命我为国家安全顾问，那我能胜任吗？会被反越战的口水所淹没吗？我很乐于想象自己能够胜任该职，成为卡特总统的中情局局长；恐怕我也会因该机构连续不断的错误预测及不正当的管理而名誉受损。

20世纪于2000年画上句号之际，我仔细地思索上帝赐予我的祝福。就在五个月前，姬莲策划的一场精妙绝伦的庆典上，家人和朋友们欢聚一堂，女儿朱丽叶挽着我的胳膊，一直走过花园的小路，与她的丈夫本·琼斯互诉婚礼誓言。

新世纪伊始，我已经72岁，依然身体健康。我的法律工作十分忙碌，可以为世界做积极的贡献我感到很有意义。我生活在一个安定、和谐、昌盛的国家，它有最严明的宪法，两党的外交政策都一致呼吁多边外交、共同防御和国际公法。一次意外损害了我的视力和耐力，我无奈中止了法律工作，新总统漠视美国宪法，国际公法以及世界人民的意见，基于军事意愿制定外交政策，这是不公正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袭击的两座城市，我都长期居住过，这无疑又造成了恐慌和怀疑的环境。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真的是风云变幻！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美国南部最大的一座城市，华盛顿却没有做出应对措施。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我的儿子菲尔语气激昂的来信：

虽然你在电话中只对当今美国的政治局面简短提及，但从你的声音中我可以感受到你内心深处是多么失望。你为新边疆政策做了很大的努力，提倡扩展理论，呼吁永不退缩，现如今只看到骗子和骗局，你该有多悲伤……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是过去社会的伟大作为了……而现在的国家正在挥霍人民的善意，抹灭自由的光辉。

然而，几十年转瞬而过，回首往事，我仍然深感幸运之至，我的政治意识觉醒和参与政治工作的时期，是一个有血有肉、作风正派的年代。

如今的令人遗憾的政治领导，完全不同于肯尼迪时代的领导。后者即使是在我创作该书的时候，仍能给我鼓励，激起我的希望，使我奋发向上。当今美国变得与肯尼迪的理想越来越远，然而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的一位朋友，参议员帕特·莫伊尼汉对此就有过看法。当我谨慎地建议他改变一下他的新保守主义的态度时，他说：“为什么？特德，你听起来就像是一个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我承认，我仍然是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我悲哀地发现，我的理想主义——肯尼迪的理想主义——已被当做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遗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都对能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政府不抱希望，而随着“失望”的不断出现，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

20世纪前半页的美国领袖们，为他们的后人留下了一个更受世人尊重、更有安全保障的国家，一个更少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和经济危机的国家。而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传统被当今政府的政治决策者所打破。下届政府接手的会是这样一个国家：曾经受世人敬仰，现在却遭人怨恨，令人畏惧；贫富差距拉开，国家实力削弱；恐怖分子暴力袭击，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在全球范围内剧增，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而我们当前的行政部门又是由这样的一群人所掌管：他们不信任政府擅长管理，除了损公肥私外毫无能力。该是把手中的火炬传给新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了。

2004年5月，我在纽约发表了一次反战演说，遇到铺天盖地的反对。当我将布什总统对恐怖分子的灾难性回击与肯尼迪总统对古巴导弹危机慎重的反应相比较时，不仅全体的师生、职工，就连当地的市民都嘘声一片，我几乎被口水淹没。他们在台下发出嘘声，吹口哨，嘲笑，用力跺脚，要我闭嘴下台。然而我并没有离开讲台，也没有停止演讲，反而更靠近话筒，更大声地告诉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知道的事实。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怎么了，而是我们的国家怎么了？  同样在5月，我应内布拉斯加的鲍勃·克里邀请，到他任职校长的大学发表讲话，此时，我准备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

《圣经》上说：“欢笑有时，哭泣有时。”今天我为我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哭泣。为这个我曾自豪地为她服务的国家哭泣，为我的四位祖父母百年前怀抱寻找和平与自由的希望、远渡重洋来到的国家哭泣。当这个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我决不会默不作声。

与恐怖分子为这个国家所带来的伤害相比，由于国家自身的处理不当，所以它遭受的伤害更严重，更持久。

一周前，一个被上诉的美国驻伊士兵朋友描述了伊拉克人是如何残忍地对待美国人的，他之后又问：“我们能那样对待他们吗？”我回答说：“当然不能。”

我们最强大的力量不光是军事力量，还有我们的道德威力。我们抵御外敌最有力的保障，不仅是我们警戒、城墙和枪炮，甚至太平洋或大西洋，而且是人类最本质的善良和美德。我们最富有的资产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我们精神的价值……我去欧洲演讲的时候，主持人曾要我讲讲美国的好时代，讲讲肯尼迪在白宫时的美国。“现在仍然是美国的好时代。”我说，“美国人民仍然信仰和平、人权和公正，他们仍然是慷慨大方、思想正直、心胸开阔的美国人。”

我不想让我的一生、我的故事就这样终结，终结在当下国家领导所制造的希望破灭的阴影中，在国家总统不称职、不正直的领导中，在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没能尽职尽责辅佐总统的失职中，在我所拥护的政党没能站出来公然反抗并行使自己的义务中。不过一人之过，纵使不幸，不会长久。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可以自主修正错误的。此时此刻，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玩忽职守的领导人可以被换下台。荒唐无理的政策也可以改弦更张。我们人类从失误和不幸中吸取教训。一个新的领导人和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而我也将一往无前，继续奋斗、写作、期盼。

约翰·F.肯尼迪向我们展示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在世界角色上是如何迅速转变的。我认为，美国人民最终会对腐败的政治伪善忍无可忍，对于那些使我国的安全和国际地位日益受损，使我们的环境频受毁害、财政问题日逐严重、独特能源日渐衰减的人，进行严肃讨伐。到那时，他们才会回到新边疆政策的理想主义中来。

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我仍然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并选出非比寻常的领导人，他能够正视未来的危机，并将其一一解决；我仍然相信人性本善，人民最终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仍然相信，法治世界即将到来，和平和自由之光将会照耀整个天地。

生于斯，信于斯。

特德·索伦森这部口人心弦、真切动人的回忆录，清晰再现了美国历史上那个受人尊崇的时代，冲击着美国人对政治的冷嘲热讽，唤起我们的理想主义，重新点燃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认识到国家的成就，响应时代的召唤。这将是一本世代传诵的经典。

———巴拉克·奥巴马(美国总统)

回忆录作者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孤芳自赏、沉闷无趣的“内幕”，终于，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例外。特德·索伦森的《总统幕僚》是一份难得的礼物，是对历史的还原。

———罗伯特·卡罗(著名传记作家、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

这本书是当代人了解历史的基础，它连接了历史记载的断层，生动描述了肯尼迪的执政时代。它不是为歌功颂德，而是为警示后世。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