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综合性描写黑非洲大陆(不包括北非)非洲人生活方式图文并茂的书。尽管这本书只搜集了非常有限的文图，但至少是作者近10年的非洲之行对黑非洲东、西、南、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体验和积累。

酋长也分三个？巴苏陀妇女用鞋油来护肤？曼迪人将祖先埋在自家客厅里？阿法尔新娘不生两个孩子就不准出门？俾格米矮人身高只有140厘米……摄影师梁子用近10年的时间走访非洲原始部落，记录了他们不为外人所知的部落传奇。

第一辑 南部非洲莱索托 巴苏陀人部落

 酋长也分三等

位尊权重的大酋长

子承父业的二等酋长

村里贫穷的小酋长

 异样的生存方式

稠浓的自制土啤酒

当裁缝须买发电机

用鞋油护肤

巫医马目才地斯

第二辑 西部非洲塞拉利昂 曼迪人部落

 丛林主人曼迪人

煮出来的棕榈油

土法制肥皂

树液也能醉倒人

丛林中的卖炭翁

 无法解析的“神”

祖先住在家里

伴着祖坟生活

男孩们的成年礼

 抹不去的战争阴影

钻石的诱惑

硝烟余烬中的学校

第三辑 东部非洲厄立特里亚 阿法尔人部落

 面纱后面的阿法尔女人

位尊命贱的妇女领袖

不生孩子就不准出门的新娘

 红海大漠里的生活

在无人岛上生存

在“圆圈里”做祈祷

像鲁滨逊一样烤鱼

“村干部”都是外族人

第四辑 中部非洲喀麦隆 白克瑞人部落和俾格米人部落

 在喀麦隆的雨林里

被死魂缠上了

侦破“偷药”案

惨遭雨季的霉烂

 寻找俾格米矮人

酋长像黑“李玉和”

矮人不矮？

寻找真正的俾格米矮人

我的非洲部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而我的梦想，就是去非洲。

2000年7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像一颗天外陨石，突然降落在地球另一端的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莫霍特隆区(Mokkiotlong)一个叫塔巴姆(Thabang)的山村。

初到塔巴姆山村，周围一片黑暗。透过夜幕，举目环顾，村庄被几座大山环抱着，站在这里就像站在枯井的井底，只有山中传来的狗叫声，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深陷深山峡谷的我，此时突然激情与浪漫全无，我不禁自问：“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为什么要来这儿？这个闭塞的小村庄又能给我带来什么？”要知道为了来这里我煞费周折，其间所吃的苦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

非洲是我一直的梦想。不知是受了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影响，还是其他什么，反正，这个梦想一直缠绕着我，使我觉得非去不可。

怎么才能去非洲呢？总得有人邀请才能办理签证。可谁会给我发邀请函呢？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我灵机一动，决定直接找非洲酋长。电影上看到非洲酋长通常都是他统辖的那块领地至高无上的人物，一旦成为他家的客人，周围的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什么手续办不了？酋长的邀请肯定是最顶用的。

可谁认得非洲的酋长呢？在中国寻找非洲酋长犹如沙漠觅水。我像个精神病患者，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朋友：“你知道谁认得非洲的酋长吗？”有朋友看我神经兮兮地到处打听，笑着问我：“你知道非洲有多少个国家？你究竟想找哪个国家的酋长？该不会是全非洲的酋长你都想找吧？”我告诉他们甭管哪个国家，只要是非洲的酋长就行。这事儿哪还容得我挑选呢？

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一位朋友介绍的台湾人赖先生。

赖先生有着高大强健的体魄，乍一看像个山东汉子，但说起话来很文气，给人感觉非常舒服。在他嘴里，即便是有关抢劫的话题，听上去也不那么沉重。与他一席交谈，我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明天就跟他一起出发。在此之前，我听到所有关于非洲的故事都带有十分恐怖的色彩。

赖先生说：“你知道莱索托这个国家吗？南非的国中国，人口很少，因为那里多数都是海拔1500米的山区，所以又被称为高山之国。你不是想找酋长吗？我与那里的一个酋长关系很好，如果你愿意，去一趟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听后欣喜若狂。我们说好由他负责帮我征得那个酋长的同意并由对方发来邀请函，而我则去办理签证——再往后的事就只能靠自己了。

2000年5月底，我终于拿到了去莱索托的签证。算了一下从筹备药品到采买胶卷，再到办理资金和银行国际卡及其他杂事，我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非洲是个疾病多发的地带，除了打防疫针外，还得自己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准备了能够应付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各种常见病的各类药品。

2000年6月，北京已是骄阳似火，天气燥热，此时的我，一边忙碌地打点行装，一边也快被朋友成堆的告诫淹没了——

“梁子，你绝对不要去莱索托，1998年莱索托发生过暴乱，许多华人不仅被抢，连他们的房子都被烧了。”新华社的哥们儿亲身经历过这事儿，他为我捏了把汗。

“梁子，你知道莱索托现在的状况吗？你了解那个国家的风俗吗？听说那里可是艾滋病高发地带。别忘了你是个女人，万一有个闪失，传染上艾滋病，这辈子你就完了。”从医的朋友本着职业精神劝导我。  “梁子，听说了吗？前一段时间欧洲一位女记者去南非采访，刚去一个星期，在从酒店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上，穿过一片草地时，被17个男人轮奸了。这位女记者在草地上昏迷了两天后才被人发现，现在被送回国了，人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非常惨。这可是南非那边的报纸上刊登的。”这位老兄是从南非回来的，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他为我杜撰的恐怖故事。

老哥邬永刚是个理性的人，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最好的办法是在当地警察局雇个保镖，至少别人看了不敢对你轻易下手。

老哥说得有道理，我决定按他说的办，到当地后雇一个人高马大的黑人警察。试想，每天有个浑身紧绷着肌肉的黑人，像美国总统身边的保镖一样跟着我，那是什么劲头——我还真想享受一把带贴身保镖的感觉呢。

雇保镖是一个方案，但也得作好两手准备，特别是防强奸，这对女人来说可是件不能忽视的大事——这会儿才觉得当女人真够烦的。女人出门不仅得防抢劫、防疾病、防天灾、防车祸什么的，还得比男人再多一项，真够罗嗦的！不过防强奸的事儿还得多找朋友聊聊，毕竟人多智慧也多。

我的朋友电台主持人月明在电话里说得可真轻松：“嗨！那还不简单，做个铁裤衩，再配大限度地帮助那些贫困人群，因而我绝不会是个孤单的行者。我意识到，自己也许正做着构架民间文化桥梁的工作，这是一件何等有意义的事情！我对自己的出行产生了新的期待与新的信念。

飞机徐徐降落在马塞卢机场，一眼望去，只见一栋不大的房子孤立地坐落在一片空地上。7月的南半球正值深冬，与骄阳似火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季节。我迅速地穿上外套，并办好了出关手续，正当我领取行李、转身离去的时候，四个身穿机场工作服的黑人同时叫住了我。他们面无表情，冷冰冰地示意我把行李箱放到桌子上。之后，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要拉箱子的拉锁。

“打开检查。”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人冲我说。

他们同时打开了我的两个旅行箱，且查看得非常仔细，并不时地一一登记着，之后，他们把我叫进屋里，用计算器随便按了几下，对我说：“你带的这些东西都得上税，你需要缴付2000美金。”

“什么……”我蒙了，从没听说下了飞机就得缴税，这不是欺负人吗？我决不能将这笔钱轻易扔在这儿。正当我准备与他们大干一场时，一位中年妇女笑眯眯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她和蔼的笑容和典雅的气质使我断定，她一定是前来接我的那位名叫西提巴左·塞伊索(Scitebatso Seeiso)的酋长夫人。

酋长夫人的到来，三言两语就摆平了这件事，结束了他们对我近一个小时的盘查。于是，我分文没付跟着酋长夫人就离开了机场。这是我来到这个国家第一次感受到贵族家庭的权势与威信。我感到自己认准酋长的举措十分英明。

同时，我又很庆幸这次莱索托之行选择下榻在酋长家，住在小山村里，这样，我不仅领略了山村景色，还对山地非洲的黑人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发现了他们的友好善良，发现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于是，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次的非洲之行。此后，近10年间，我接二连三地又去了西非的塞拉利昂、东非的厄立特里亚、中西非的喀麦隆和中东非的布隆迪……

……

P8-14

照相机使得每个人在别人的现实当中，而且终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成为旅行者。

——苏珊·桑塔格

我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与梁子的摄影家生活多少有几分相似：我们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他处。“这里”是指上海或北京，“他处”是指他乡。旅行使我们拥有多个世界，这“多个世界”彼此独立，不发生化学反应，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增殖，它们各行其是。然而正是这样，旅行生活使我们觉得生命中丢失了一部分时间，又得到了一部分时间，丢失的是在上海或北京的时间，得到的是其他地域的时间。生命在延长，又在缩短。这形成了一个奇异的悖论。

非洲，这个他者的世界真的遥不可及，尽管现代交通的发达已使我们在地理上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到达任何一个宏观或微观的地址，但是在文化心理上，非洲仍然是一片遥远的土地，我们无从抵达，也无法抵达。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地方的，文化暗示着障碍、距离和不可译性。非洲的文化也同样不可跨越和不可翻译。在非洲那片土地，我们这个文明世界所带去的一切都会失去效用：技能、礼仪、谦卑、骄傲，不论是北部非洲莱索托的巴苏陀部落、西部非洲塞拉利昂曼迪人部落、东部非洲厄立特里亚阿法尔人部落，还是中部非洲喀麦隆的白克瑞人部落和俾格米人部落，他们仅使用一点小小的本能，加上勇气和蛮力，便可以对付整个严酷的大自然。但是我们不行。他们还没发展起文化的复杂性，而我们，早已乖巧地使自己置于文化和科学的双翼保护下，复杂到看不到内心了，也无法体验那种最朴素的快乐。在梁子拍摄下的这些图片和写下的这些文字中，你看到巴苏陀妇女用鞋油护肤时或许会莞尔；看到筑在家中的曼迪人的祖坟，也许会惊恐；不生孩子就不被允许出门的“虐待”阿法尔妇女的习俗会让我们愤怒；俾格米矮人的原始生活则会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反省我们所谓的现代性……但梁子用她近十年的行走时间，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上述这些普遍的感情，而是，她让我们看到在同一时刻，有一群不同的人，在过不同的生活，在延续不同的文化。没有猎奇，没有同情，只有呈现。只有呈现，我们与他们才处于平等的位置；只有呈现，我们才可以保证我们的镜头没有去殖民他们。贫穷与匮乏并不消灭生活的丰富与多元，也不消灭爱与被爱。

其实很早就认识梁子了。她是我多年的作者，但谋面却还是去年的事。尽管一见面，梁子就用她那种夸张的表情否定我，她是说我们不在同一个气场，她那种几乎男性风格的做派无法认同我来自江南的柔性殷勤，但是我早已从她的文字和图片中熟悉了她，也早知她一定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以我罕有的谦卑容忍了她这种附加着各种手势和表情的理论。虽然都在行走中，但方式不同，也许她用得最多的是她的双足，而我多半只是在我小小颅腔里的小小神游。

在北京一个很热闹的地段与她见了第一面。那家简陋的星巴克咖啡厅由于不停有上上下下的人让我整个下午都处于心神不宁中。梁子与我先前的想象完全相反，我是说我们惯于将—个老是在路上的人，老是在非洲这样的旮旯里转圈的人想得非常邋遢，似乎两者之间要维持某种一致性，然而，当电话里的声音兑换成真人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眼前这个纤细干净、女人味十足的人真的是梁子么？这个人居然脖子上还讲究地挂了一串似乎是铂金的项链，头发虽然短，但每一根都被精心打理过的。交谈于是变得犹疑起来。这种分裂，使我先前想好的采访问题一个个都变得木讷笨拙起来。

吃惊的还在后头，梁子告诉我，因为要办理去印度的签证，她刚从一个印度使馆工作人员的纠缠中脱身，这个人已经打探她两年的行踪了，因为醉心于她的摄影作品，连带着爱上了她。天哪，一个常年像野蛮人一样在非洲行走的女人和一个绯闻缠身的女人，它们是如何结合到一块的？一个有点才华的女人，要是连带着还有点姿色，结局都会变得有点惨的。我来劲了，问她在非洲可有艳遇？梁子却神秘一笑。这个问题够弱智的了。我遂打住不提。总之，文如其人、图如其人这种说法是会有偏差的。

但是她的另一面又完完全全是梁子的。因受上海纪实频道之约，今年她又数度来沪，在随后几次见面中，梁子开始回归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了，也即最多的不拘小节，最少的矫情伪饰，最大的酒量和最小的花销。好像这就是文明反过来的那个形象：本能、自我、粗犷、简陋。在那些谈笑风生的聚会中，她常常大块朵颐一个流传在朋友间的笑话，并在多遍复述时，辅以出色的表情动作，直至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她的表演才能。她的粗口也常让人捧腹。有时候不免让人怀疑，出身优渥、从大都市成长起来的她，所为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得上她喜欢的非洲，她踩踏那些假惺惺的礼貌、装腔作势的教养，为的就是向非洲大地和她的非洲同胞致敬。

纪实摄影，这些二手的现实的确会让我们想入非非，摄影技术的诞生，本来就是作为中产阶级目光的有闲延伸的，但我不希望梁子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被人误认为是我们文明生活点缀品，也不希望它是旅游明信片一类的东西，它是一种现实，是另一个现实，与我们平行的现实。纪实摄影作为一种人世的美学，它不提供休息的鸦片，不提供理想，不提供药方，它只提供理解。就此而言，我不希望阅读此书的读者是游客与旅行者。

真正的旅行永远只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