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销量超过1400万册超级畅销书，《大趋势》《MEGATRENDS》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新力作，首次提出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洞悉中国未来大趋势！约翰·奈斯比特新作《中国大趋势》不仅给了中国信心，也给了世界信心。

本书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本书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深深吸引着这个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描绘着中国的未来，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序言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导言

 改造中国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中国向何处去？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 解放思想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精神自由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自力更生

逐渐彰显个性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老树截枝

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巧妙的疗伤法

并购

“国企烂到根了”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谁说了算？

走自己的路

胡锦涛的足迹

新风貌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神奇的蜕变

放飞蝴蝶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支柱之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中国的纵向民主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中国式开放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营造纵向民主

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风口浪尖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一步步扩大民主

 支柱之三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规则的舒适性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改革的再深入

草船借箭

为“森林”施肥

推广试点成果

旧貌与新颜

框框太紧的困局

从废铁摊儿到上市公司

朱镕基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掌握好放权与控制的平衡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摸着石头过河

 支柱之四 摸着石头过河

到达河对岸

河中漩涡

经济“大石”

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人民

从经济威胁到商业范例

中国奇迹

新兴市场

政治“大石”：西方的家长作风和中国的实用主义

民主党派的声音

交流“大石”

审查制度并非中国发明

不同视角

人为因素

网络舆论

生命之源

中国的新代沟

依法治国

法律体系的完善

进一步退一步

 支柱之五 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中国艺术的连续性

无主题艺术

艺术家走在邓小平精神解放队伍的前列

“85新浪潮”运动

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风波

中国艺术的全球化

中国设计：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的建筑师与建筑

“海归”

表演艺术

蓬勃发展的电影业

乡村文化

争当“文化名城”

摇滚乐

文学世界

一生与书相伴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教育思想解放了的人们

 支柱之六 融入世界

文化象征与向世界开放之门

吸纳世界智慧

登上世界舞台

融入世界经济

中美关系

战略经济对话

中日关系

中白韩峰会

中非关系

欧美正在丧失对非洲的影响力

不容小觑的拉丁美洲

把中国教育推向全球

中国政府的放权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交流还是隔绝？

中美互联网合作

 支柱之七 自由与公平

基本需求之社会保障

基本需求之医疗卫生保障

中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权利意识的增强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乡村教育

不公平、不公正的户口制度

远程教育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自由选择权

 支柱之八 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丢面子，得实惠

中国人需要新面子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典范

中芯村——城市中的企业村

青岛不只有啤酒

600年的梦想成真

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中国计划成为世界电动汽车行业领头羊

机械制造业的新型起重机

迈入国际领先行列的机器人公司

只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才会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的商学院

创新框架

争议之事

 从天堂到地狱？

 藏学家们眼中的喇嘛教和西藏

 “现代化”暴君

 大陆与台湾

 人权

结语

致谢

想要理解邓小平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邓小平，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邓小平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脱颖而出，结束了种地和放羊的日子，成为一位领导着近1000个农民的生产队长。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副校长在文革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邓小平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P11-14

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大部分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江主席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