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讲述了一个二战期间发生在荷兰哈林市的真实故事。
作者柯丽·邓·波姆(又译彭柯丽)生活在一个平凡的钟表匠家庭,这家人在纳粹暴政统治下做了最不平凡的举动:在自家古宅中,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以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他们的好心,却为自己带来了悲惨的结局,除了作者本人外,年老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惨无人道的德国集中营里。
这个故事不仅关乎正义和帮助,更关乎爱和饶恕。战后,柯丽四处演讲,号召人们彼此宽恕接纳,以修复因战争而受损的心灵。1975年,《密窒》被搬上了大荧幕。柯丽获得了以色列授予的国家正义奖。
《密室》讲述了柯丽·邓·波姆一家人的在二战期间的真实经历。1971年英文本问世后,遂和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托马斯·肯尼利的《辛德勒方舟》(后改编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起,成为20世纪反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三本独特的著作。
本书真实还原了沦陷中的荷兰的城市风貌和市民生活,许多犹太人“失踪”,继而受到肆无忌惮的公开迫害、大规模抓捕、转移直至屠杀。柯丽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与忍耐,与她的家人以及其他荷兰地下工作者一起,收容、接济、转移这些犹太人。她因此被关入了集中营,而她的父亲嘉士伯和大姐碧西也死在集中营里。
《密室》的故事不仅关乎正义和帮助,也关乎爱和饶恕。战后的柯丽,广泛传讲她在集中营里的经历以及她从中学到的关于神的信息,她的故事抚慰了许多在战争中受创的荷兰人、美国人甚至那些德国人。这不仅仅是柯丽一个人或她一家人的生命经历,更是上帝在那个惨无人道的时代依然掌权的见证。因为柯丽在集中营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信息正是:耶稣能将失败转变成荣耀。
清早起来,我心里只记挂着今天究竟是晴是雾。荷兰的一月浓雾多,气候阴冷潮湿,天空也总呈一片灰黑色。然而侥幸的话,偶然也可看见一线淡弱的阳光,透过灰黑的浓雾照射下来。我站在卧室中唯一的窗口前,把上身尽量向前倾。在我们所住的贝雅古屋里总是难见天日,对着窗口的乃是一大片平板的砖墙,这正是人烟稠密的旧哈林市古老建筑物的背面。然而当我伸长颈项往上看时,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屋顶和烟囱上面,我却看到一片灰白色的天空。相信今天天气必然晴朗,正合适我们开庆祝会。
我从古旧的壁橱内取出一套新衣,禁不住跳了一下回旋舞。父亲的卧室就在我卧室的下面,但他年高七十有七,一点回旋舞不会把他闹醒。我心想这也许是年老的福气之一吧!我面对衣橱的照身镜把新衣穿上,虽然在1937年有些荷兰女人已开始穿长及膝盖的短裙,但我的新衣仍保持着离鞋面三英寸的长度。
我不禁对着穿衣镜中的身影自怜起来:“你已经不年轻了!”也许那套新装使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挑剔:四十五岁的老处女,腰围的曲线早就没有了!
我的姐姐碧茜虽然大我七岁,却仍然身材窈窕,走在街上人们还会禁不住地向她回望,天晓得那并不是她身上的衣服吸引人,我们小小的钟表铺从来没有赚过大钱。然而不管碧茜穿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合身、那么动人。
至于我,向来都是不大注重衣饰的,除非碧茜帮我,我总是任凭滚边线口松弛,袜子破了也懒得缝补,领口皱了也懒得熨烫。然而今天的情形可有点特别,站在狭窄的卧室里,我对着镜子尽量往后退,仔细审察我的新衣,心中暗喜这种深红褐色还算挺衬我的。
楼下靠街巷的门的门铃响了。是顾客吗?但还没到七点呢。怎么那么早?我打开卧室的门,沿着回旋曲折的楼梯往下冲;这楼梯是后来补建的。贝雅古屋原是两幢房子。前面那幢乃是典型的旧哈林市住屋,一共三层高,每层两个房间,但只有一房那么宽。不晓得在哪一年后墙给打通了,与后面一幢更窄小的房子连了起来。那房子只有三个房间,每层一房,这个回旋曲折的楼梯就这样夹在这两幢房子中间。
尽管我跑得快,碧茜还是先我而到。门一时全给鲜花掩住了。碧茜接过那一大束鲜花,一个身材矮小的送花童出现在眼前。他说:“小姐,今天可是开庆祝会的好天气呢!”他边说边越过鲜花往室内瞄,想看看咖啡与蛋糕摆出来没有。稍迟他也会来参加庆祝会,其实不只他来,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会来。
碧茜与我忙着在花束中搜寻送花人的卡片。“是毕克伟克送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毕克伟克是个极有钱的顾客。他不仅买最好的钟表,而且时常会到我们店铺楼上的住家来聊天。他的真名是史洛林。“毕克伟克”是我和碧茜私下给他起的绰号,因他酷似狄更斯作品里一张插图中的人物。史洛林无疑的是全哈林市中最丑的一位先生,他身材矮胖,头上光秃秃的好像我们荷兰出名的乳酪。一对斜眼令人怀疑究竟他是在看你还是在看别人,然而尽管他面貌丑陋,但是他心地和善,为人慷慨。
花是从例门送来的,那扇门多半是家人用的,向着屋旁的一条小巷而开。碧茜和我把那束花拿进铺子来。我们通过小甬道首先来到修理室。那里面有一张很高的长台,那是父亲经年累月辛勤工作的地方;父亲是荷兰最有名的钟表修理匠。在修理室的正中则是我的工作长台,学徒汉斯的长台则在我的旁边,靠墙的长台则属于老克利斯朵夫。
修理室外面是顾客交易的地方,玻璃橱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钟表,看来真是琳琅满目。当我和碧茜拿花进去时,墙上的挂钟都正敲七点。我们环顾四周,想物色最合适的地方来摆放鲜花。自孩提时起我便喜欢到这里来,因我觉得有上百只钟表滴答、滴答地在欢迎着我。
室内仍旧很暗,因为靠街的百叶窗还未打开。我打开店门上的锁,门外就是那狭窄的百德街。这条街上其他的铺子都还未开门,一切显得极其宁静。我们的隔邻是家眼镜铺,再过去是服装店和面包坊,魏勒的皮货铺则在街的对面。
拉开百叶窗后,我默默站在窗前,欣赏着自己和碧茜合力布置好的橱窗。为了这一小块地方,我常和碧茜争持不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橱窗里摆满各式各样的货色,但碧茜认为只要摆上两三款漂亮的钟表,下面垫上一块丝巾或一幅锦缎,会显得更为高雅、更有吸引力。但这一次我们两人都很满意,橱窗里摆了许多百年以上的挂钟与怀表,都是我们从朋友和全市的古董商那儿借来的,因为今天是我们钟表铺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在1837年1月的今天,祖父在这窗柜上挂上了我们自己的招牌:邓·波姆钟表铺。
哈林市教堂的钟声已经断断续续地响了将近十分钟,报告市民已是早上七时。但离此不远的市区广场上圣柏和教堂的大钟现在才庄严地响了七下。虽然正月清展的气温很低,但我仍禁不住逗留在街上数那大钟的Ⅱ向声。当然,现在哈林市的家家户户都有无线电收音机了,但我还记得早年这城里的人都是按着圣柏和教堂的钟声作息的。只有火车站的人和其他需要准确时间的人,才到我们铺子里来校对“天文台钟”的时间。父亲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去,在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他常因他那只“天文台钟”每七天才差不到两秒钟而引以为荣。我踏回铺子里,望着水泥墙上的古老挂钟,它仍旧那么光耀闪烁,只是好像没有从前那么威风了。
侧门的门铃又响了,又有花送来,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小时左右。大大小小的花球,有些是加工点缀好的,有些则是自栽的盆景。今天的庆祝会虽然是为我们的小小钟表铺而开,但本市市民的情谊却是冲着父亲来的。他们都称他作“哈林的老伯伯”,今天他们要以行动来表示对他的爱戴。当楼下的修理室及铺面再容不下另一束花时,碧茜和我只好把花带到楼上正对下面铺子的两个房间来。那是母亲的姐姐贞苏姨妈的房间。虽然她已去世二十年,但她的身影似乎仍隐约地留连在她所遗留下来深红色的巨型家具里。碧茜把一盆在温室里栽的郁金香摆上,退后几步细细欣赏,禁不住轻声欢呼起来:
“柯丽,你看,这盆鲜花真使这房间生色不少!”
碧茜真可怜!每年春天,她总爱在窗棂上栽种各色的盆景,但是这座古屋与其他建筑物过于毗邻,缺乏阳光,因此所栽的盆景从来都不茁长、开花。
七点四十五分,学徒汉斯来了。八点整,女店员兼管簿记的杜丝也来了。杜丝貌不惊人,性情又乖僻、暴躁,因此一直找不到一份固定的职业。但十年前父亲雇用了她,从那时起她便一直留在我们铺子里面工作。父亲温文儒雅的态度潜移默化了她,虽然她是宁死也不肯承认,但她热爱父亲的程度绝不亚于她对世上其他人厌恶的程度。我们让汉斯和杜丝应门,随即上楼去吃早餐。P1-5
希伯来书的作者曾论到一群因信心忍受苦难的人,他称他们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对柯丽·邓·波姆女士,我亦有同样的感觉。她幸存了下来,成为了留给我们这一代的礼物。我们不但能由她身上支取灵感,她也成为我们勇敢的榜样。
“史诗”二字最能代表这本书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们看见英勇的美德被戏剧性地描述出来。从每一章中,我们都能读到一段有关信心的见证,也是这种单纯而又无畏的信心多年来带领柯丽走过一条充满恐怖与迫害的死荫幽谷。
我们实在很难将柯丽奉献的生活讲解得清楚。世上还有许多爱神的人,他们身受逼迫之苦;柯丽女士却带着智慧与优雅的步伐,行过这逼迫的火途,留下一个真正“殉道者”的标记。
因为她爱耶稣,因为她肯为十字架的缘故完全地献上自己,她才能行过人类最污秽的一章历史,将饶恕的真义彰显给世人看。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柯丽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基督受苦的精神成为她生活的榜样。
从这本书中,读者还可以学到另一件功课,就是认清友谊的可贵。友谊乃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也许那只是两名囚犯交换同情的一瞥,也许是信中一句短短安慰的话,但这些行为都强调了一件来自神的礼物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本书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女人,她如何单纯地去接受圣经中的每一句话,用自己既单纯又实际的生活实行出来其中的教训,这真是一场壮观的、动人的、关于爱的描述——能为一个失落的世界,重新带来希望。柯丽说,她之所以能由集中营里被释放,实是出于当时一个书记的“错误”,但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在读过她的故事之后都会同意,她的故事之所以能公诸于世,绝不是一个“错误”。很显然此书能重建各地读者对上帝的信心。
我深深感谢本书作者生活上的见证,她的受害、她的敬虔、她的幽默感,早已深深帮助并祝福了我与我的一家,我深信它也必能同样地帮助你与你的一家。
葛培理
1946年,柯丽和德国信义宗教会主办的一个救济委员会合力将丹士达的集中营改建成收容所,专门收容那些心灵需要慰藉更新的人。这间收容所一直维持到1960年才被拆除,生气蓬勃的新德国在那儿盖上新的建筑。
直至1950年,卜隆门多疗养院,专门为接待释放了的囚犯和其他战时受害的人而设。后来那儿也开始收容那些需要休养和调护的普通人士。今天这样的工作仍旧继续着,不过已有了新的楼宇。病人来自欧洲各地。自1967年以后,这间疗养院改由荷兰改革宗教会主持。
1946年,威廉因肺结核菌渗入脊髓而病逝。他所撰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关于旧约中的祭礼研究的。那本书是他站着写成的,因为脊骨的痛楚使他无法坐下来写作。
临终前,威廉睁开眼睛对文婷说:“很好——吉儿一切都很好。”直到1953年家人才确定吉儿在1944年死于柏根碧森集中营里,年仅二十岁。今天在喜华森城内有一条名为“吉儿·邓·波姆”的街,正是为了纪念他。
战时的经历使彼得决定把他的音乐天份奉献为神使用。他创作了许多灵修歌曲,包括一组为诗篇和箴言而写的乐章。后来,彼得、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五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家庭音乐队,在欧洲各地和近东一带旅行,用音乐来传颂神的大爱。
1959年,柯丽联同一队人重访赖文集中营。他们去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碧茜和其他九万六千名死在那里的妇女。在那里,柯丽发现原来自己的开释乃是营中书记犯的一个“错误”所致。一周以后,与她同年龄的所有妇女都被送到煤气室毒死了。
将近八十高龄的柯丽,仍旧奔波跋涉、不辞劳苦地四处旅行,遵照碧茜临终的遗言,要把她们所学得的真理“告诉人们”。她在六十一个国家中工作过、教导过。无论是面对维多利亚湖畔的非洲学生,还是古巴蔗田里的农夫,或是面对英国监狱里面的囚犯或乌兹别克工厂里的工人,她都为他们带去她们在赖文集中营里所学得的真理:耶稣能将失败转变为荣耀。
1917年《密室》英文版问世,并在1975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1977年,85岁的柯丽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翌年因中风而失去了言语能力。1983年4月15日,柯丽在她91岁生日当天去逝。
“史诗”二字最能代表这本书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们看见英勇的美德被戏剧性地描述出来……这真是一场壮观的、动人的、关于爱的描述——能为一个失落的世界重新带来希望。
——葛培理
柯丽·邓·波姆有着非凡的力量和个性,愿意为她的信念和那些陌生人的安危冒任何危险。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然而却唤起了战后欧洲废墟上乃至全世界人类的希望。
——BBC节目评论
这是一本精彩至极的书!从未有人如此引起我的共鸣。作者的英勇传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荷兰家庭难以置信的美丽心灵。
——亚马逊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