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微型＂银行诞生记
一元存款服务震动上海滩
上海地处繁华富庶的江南，又是长江的人海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古代就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会都”。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更是外国首选的通商口岸，近代工业、金融业高速发展，使它成为当时全亚洲最为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都是对这座城市的别称，可以说上海百年就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百年前的中国战乱不断，军阀当道，在政府几次几乎瘫痪的大背景下，上海却因为拥有众多的租界而独享太平，甚至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称得上“高度繁荣”。伴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中心的南移让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在钱庄掌控金融市场的时代，上海钱庄的申票满天飞，不仅在江浙一带吃得开，就连北方的天津和西南的重庆，申汇市场都一样活跃。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申票就像后来的美元一样，在国内各大商埠之间大行其道。
近代各家银行的总行也大都开在上海，当然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官办银行除外，但是这两家银行在上海的分行的实力却丝毫不逊于总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10年间，原本总行不在上海的各大、中银行不约而同地做了将总行迁移到上海的同一个动作。比较有名的像“北四行”中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至于中南银行则是一开始就直接将总行设在了上海。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1915年时，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实力急剧膨胀，已经成为能够影响政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商人集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这一年前后，上海聚集了永丰、福康、顺康等大钱庄，花旗、汇丰、麦加利、三井、三菱、道胜、华比等外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等商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官办银行，可谓是中外公私银行汇聚一堂。各大银行的兴盛使中国金融业逐渐摆脱了对钱庄的依赖，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仅有15家华商银行，大都是官办或者官商合办的，很少有私人银行。1912年之后，8年时间里全国的银行增至130多家，大都是私营银行。尤其是“一战”结束到1920年3年间就开了60多家，资本投入高达8700多万元，扩张速度超过了民族工商业。
私人银行的大量增加，一部分是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加剧了资金融通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票号业基本消失，钱庄业也一度紧缩，给私人银行提供了生存空间；再有就是外商银行因一战的原因停业、歇业的不在少数，北京政府又大量举借外债，需要依靠本国银行为它发行公债。这种对外借款利息高、还款不能拖欠，发行时还有很大折扣的私人银行，成为北京政府官员和有实力的军阀争相投资的行业。著名的私人银行“北四行”就诞生于此时。
银行业快速发展，催生了银行业的行业组织。1915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中孚、盐业等7家银行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银行公会，会馆落成时，参加银行达到了13家，其后还在不断增加。两年后，北京银行公会出现，共计19家银行参加。到1920年，天津、汉口、杭州、南京、济南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也都相继成立了银行公会。这些行业组织成为各地方商会中最活跃的力量，还在北京和上海发行了《银行周报》、《银行月刊》等掌握舆论的刊物。
与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和根深蒂固的本国钱庄相比，近代银行的实力还是弱了一些，但是若论发展前途，还是要看本国的近代商业银行。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形容此时的华商银行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外商银行能在中国立足，与外国的资金实力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20世纪初，中国背负着太多的外债和不平等条约定下的赔款，政府的关税、盐税都要交由他们打理，尤其是汇丰银行既经手关税，又经理中国政府外债、铁路借款，还能发行钞票，在中国的银行界长期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当时中国有余钱存进银行的都是什么人呢？不外乎清朝遗老、官僚、军阀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钱财来自中国的百姓，万一哪一天政策变了，存人中国银行被没收了呢？所以就下意识地把钱存到了外国银行。普通市民也觉得中国烽烟四起，战乱经年不断，还是外国银行处在战乱之外，放到他们那里保险一些，只要本金安全，也就顾不上利息不利息了。所以，当年的外国银行吸收大量存款却不用付利息或只付出极少的利息，不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才怪！
反观中国的银行，数量上寥寥可数，很难让人相信其实力。最早有盛宣怀主持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招股之初就加入了外国银行公会，聘请外国人做经理，以至于户部宣称“中国向无银行……拟先由户部设立，筹设资本，采择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新旧交替，有盛也有衰。特殊的政治人文环境也使得上海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竞争最为残酷的战场之一，每天都有一些钱庄、银行分行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倒闭，黯然离开这个经济之都的大舞台。当然，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时人也经常能看到新的金融机构成立的消息。在1915年6月3日的《申报》“本埠新闻”一栏里，就有这样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了一家新银行的开业。它的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昨日午后为本埠宁波路九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幕之期，各界领袖前往参与盛典者，络绎不绝，由董事长庄得之先生、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一一延入接待室，款以茶点。三时行开幕礼，首由陈光甫先生起立演说，略谓：‘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我国百业凋敝，其故于金融机关之阻滞不灵，此次欧战已得极好之教训，凡一国国民，苟无远视大志，即无可以立足之地，我国实业今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必先当有完善之金融机关。本行宗旨，注意储蓄，盖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既承惠临，乞赐教言，以匡不逮’云云。继由上海商会会长周金笺、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相继演说，宾主尽欢而散。”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