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建立隋朝，前后约八百年。这段中国历史从四百年的大一统到四百年的大分裂，又回归大一统，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几乎演绎到极致。在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态势下，政治家们纵横捭阖，耕云播雨，弄潮时代。这八百年里，思想者、艺术家、诗人在做什么？

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些发生在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事件、人物及其意义。这些内容都隶属于人的心灵世界。因此，本书展示的实际卜县中古时期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本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历史、言辨、宗教、诗歌、绘画雕塑等诸多论题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描绘，向读者充分展示了这一时代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尤其重点描绘了这一分裂割据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和丰富性，颇具启发性。

引言

第一章 尊儒

　一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二 董仲舒的“天入感应”学说

　三 五经传承及今文古文之争

　四 谶纬之说与王充对谶纬的批判

　五 名教政治下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章 修史

　一 司马迁与《史记》

　二 班固与《汉书》

　三 地方史志的兴起

　四 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章 谈玄

　一 清议、清谈与玄学

　二 思辩的魅力——王弼玄学的特征

　三 自然与名教——玄学中的自然与社会理论

　四 事性自然的魏晋风度——玄学人性论中的时代精神

第四章 佛音

　一 佛教传入和佛经的初译

　二 道安、鸠摩罗什和慧远

　三 范缜与佛教徒的争论

　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五章 诗意

　一 文学的自觉

　二 汉代辞赋与乐府

　三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第六章 艺韵

　一 概述

　二 建筑之美：“非令壮丽亡以重威”

　三 汉画艺术的写实与浪漫

　四 魏晋南北朝：中国绘画的本质转换

　五 凝固中的跃动：雕塑艺术的魅力

　六 佛教雕塑与洞窟壁画艺术

　七 东方神韵：书法艺术与书论

第七章 道术

　一 道教的产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二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道教

　三 道佛之争

　四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

后记

二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作为对以上政治主张的史学和哲学论证，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以阐释《公羊传》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精致的政治学说，建立了关于王道和天道的复杂的系统哲学理论。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按照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的解释：董仲舒吸取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的思想，虚构了一个世界图式，来说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及其变化的规律。照这个图式，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与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间架；阴阳是运行于这个间架中的两种势力。从空间方面想象，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这五种势力，好像是一种“天柱地维”，支持着整个的宇宙。从时间方面想象，五行中的四行，各主一年四时中的一时之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首先体现在阴阳和五行之气上。这种阴阳之气，充满宇宙。从阴阳与万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天意。然而，董仲舒实际上关注的中心是人。他说：“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是万物的主宰，人是万物中居特殊地位之最贵重者。天与人的关系构成了高于其他关系之上的一种关系。他的全部学说都在试图论述、证明这种关系。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的内在结构是相同的：人身就是天的副本。比如说，一年是三百六十六日，因此人体就有三百六十六个骨节；每年十二个月，人体就有十二个大的骨节。另外，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醒眠。这基本上是不符合今天对于人的科学认识的。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认为，人的内在情感、意志，也与天相符，人的哀乐就像天地的阴阳一样。人的一切，从物质的肉体到精神的存在，都是天的副本。董仲舒还给一些伦理规范，找到了一个宇宙论的根源和基础。像仁、义这些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与天的阴阳之气相关的。

同时，人类的社会制度、结构，伦理关系、秩序，都是与天同构的。例如，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生阳贵而阴贱。还有，自然界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在社会生活中，父生子，其子长之；父老，其子养之；因此父授之，子受之，是天之道。孝道，也是天的意志。这样，木生而火养之，金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相生的顺序，体现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有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严密的天人结构中，顺命者昌，逆命者凶。因此，董仲舒提出，必须依照天理对人欲进行调整。他认为：天命，必须由圣人来推行；人的质朴的本性，非教化不能养成；人欲，必须有制度来节制。因此，帝王必须上承天意，下教化民；建立法度秩序，以防人欲泛滥。只要做到这三项，治国的根本就抓住了。人的情感和欲望必须与天理相合，才能顺命安生。

在董仲舒竭力论证“人副天数”（天按照天自己的结构来创造人）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按照自己的结构来安排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观念亦可以反过来说，即天的结构，或者说整个自然界，都具有人的本质特征。这里实质上存在着一个循环圈：人比附自然（天），自然（天）也比附人。所以，冯友兰说：“在董仲舒看来，人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反过来也可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转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这个论断是十分准确的。譬如，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衰气也，故藏。”（《春秋繁露·阴阳义》）这里的自然，完全是以人对自身的比照来想象的。天也“与人相副”，是一个放大的“大人”。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成了人的对应物。故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变成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感应，也就非常自然，非常合理了。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的感应，从表面看是自然无痕迹的，但却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就像弹琴一样，一种声音会与另一种声音产生共鸣。物类相感是一种自然的感应，这是早期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认为，凡同类的东西，是可以互相感应的。董仲舒亦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天人感应，主要是天对人君、王者所作所为的反应。这一思想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明确表述：“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五事”即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意思是，这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表现为四季的失常。而董仲舒则更详细地讲“五事”和五行相感应的关系。他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俗习，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他认为四时运行不当则岁凶；人君喜怒赏罚不当则世乱。庆赏罚刑是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所以，大自然的太平与社会生活的盛世，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都是一致的：“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像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祥瑞，是社会昌盛兴旺所造成的感应。比如：在西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鸟衔谷之种，飞到周武王的屋顶上。武王与诸大夫皆喜。周公就说：“茂哉！茂哉！天之见到我们的兴旺也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一些自然的特殊现象，就成了对人君的褒奖或警示。董仲舒还把这一观点联系到孔子的“春秋笔法”。比如，《春秋》记载地震、山崩、彗星等现象，以此见悖乱的征兆。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根本目的，是为现实的统治者服务的。这也是《春秋》公羊学以及整个今文经学的学术目的。天有喜怒哀乐，灾异是天的意志的表现。但天意是随人君的行为而变化的，所以，天意也是与人相关的。就是说，天可以制约人，制约人的目的也是为了人。人的行为要符合天意。这里好像有个循环。但实质上，天是次要的，人是主要的。

从哲学自然观的角度来说，董仲舒的学术在整体上是对先秦朴素的哲学自然观的另一种演进。在董仲舒天人严密对应的宇宙结构中，人和自然则处在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中。可以说，这种关于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有着对自然和人的一种独特的认识。但是，人和自然除了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还具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在董仲舒的哲学中，如果分开来看，自然和人都失去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们都是“天人感应”观念中互证的哲学材料。

董仲舒的学说当时即为汉武帝所接受，直到东汉章帝时代的《白虎通义》，他的理论还作为一种正统法典形式被统治者固定下来。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不仅对整个汉代学术，还对后来一千多年的中国学术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和很深的影响。

P9-13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建立隋朝，前后约八百年。这段中国历史从四百年的大一统到四百年的大分裂，又回归大一统，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几乎演绎到极致。在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态势下，政治家们纵横捭阖，耕云播雨，弄潮时代。“一时多少豪杰。”有人千古留名，有人身败名裂。而战争和动乱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只能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

但是，这八百年里，思想者、艺术家、诗人在做什么？

在思想界，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在汉代被皇帝定为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学者们又大谈玄理，崇尚老庄；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终于在南北朝时征服了中土，从皇帝到百姓无不匍匐在释迦牟尼的脚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孔孟、老庄与释迦牟尼的思想经过冲撞、整合，终于相安无事。儒、道、释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核从此形成。直到19世纪末叶，中国人在思想上一直没有冲破这个内核。

文学艺术在魏晋时期发生了非常显著而又深刻的转变，取得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独立的品格。魏晋时期首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和山水画这样纯粹的艺术样式。中国古典绘画、雕刻、书法、甚至音乐，在魏晋时期不仅形成了基本形态和样式，还产生了典范和顶峰，诞生了无与伦比的一代巨匠和宗师，例如大诗人陶渊明、大艺术家顾恺之、大书法家王羲之。魏晋人形成了崭新的审美趣味，同时提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范畴，如“气韵”、“风骨”、“神”、“妙”等，在本质上影响了整个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趣味和理想。魏晋时期出现的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中国艺术的自觉”。

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文学艺术界都出现了重大的转换，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景象。

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些发生在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事件、人物及其意义。这些内容都隶属于人的心灵世界。因此，本书展示的实际卜县中古时期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本书主要根据《中华文明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编撰而成。第一章“尊儒”原作者是陈苏镇教授，第二章“修史”原作者是岳庆平教授，我本人是第三章“谈玄”的原作者，第四章“佛音”和第七章“道术”的原作者是王邦维教授，第五章“诗意”的原作者是傅刚教授，第六章“艺韵”的原作者是赵化成、张欣和齐东方教授。

由于篇幅和体例的限制，在编撰过程中，我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于全部原稿进行程度不同的增删，个别地方涉及到学术的观点和看法，文责自然由我来负。

在结束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不仅应该向以上原作者表达谢忱，还特别怀念这个项目进行中的日子。兰亭已矣！此番正值夜深人静，往事历历在目。

章启群

2004年11月5日凌晨记于京西韦伯豪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