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闻宇历史散文新作《沉吟“大风歌”》！

杨闻宇的历史散文创作，根系秦中，立足陇上，对于这一方经过周、秦、汉、唐，直至现代，历史积淀极其深厚的熟土，他怀善美之诗情，藏现实之忧患，叙历史之沧桑，用求新之笔墨，吟咏出一系列“熟悉而陌生”的篇章。

《沉吟大风歌——杨闻宇历史散文选》：外貌酷似关中老农、至今仍操着一口标准秦腔的大秦之子——杨闻宇，他那生动而又焦灼的笔触，常在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久已飘逝的烽烟中穿巡。他的新作《沉吟“大风歌”》，是一部史海杂谈录？……一串谈天说地的旅游小品？……抑或是一本有趣的哲理小说？……波谲云诡的历史谜团、引人入胜的旁征博引、姿肆汪洋的浮想联翩、绝美大气的诗意文字、激情灼人的凄声呼号，让人不禁赞叹他那迷人的艺术才气与非同常人般的睿智。

谈杨闻宇的历史散文(代前言)

沉吟“大风歌”

至今思项羽

萧何后十年

白云深处留侯祠

李广墓记

苏武、李陵与司马迁

司马祠记

古栈道回音

定军山月

诸葛军垒

谒庞统祠墓

历史深处的歌声

从门神敬德说起

盛唐贤后与牝鸡司晨

毁于战云的两朵奇葩

六骏踪迹

回眸贞观之舟

龙虎风云戏貂蝉

“莫能仰视”唯虞姬

溯源“娘子军”

兵与酒

李清照的远年知己

蛾眉之水朝上流

昨夜星辰昨夜风

江上击鼓的梁红玉

草原奇葩一孝庄

南北二墓

在魏武、唐宗、明太祖背后

试探“天作之合”

红袖总被前缘误

康西瓦墓园

高台古槐

凝视嘉峪关

今日贺兰山

千年一地两将星

延安与绍兴

大节与细节

毛泽东为何关注李自成

圣地里的“军人之家”

黄河吟

八十年的钩沉

《丙子·双十二》余绪偶拾

不能忘却的故事

烈火烙印

沉吟“大风歌”

中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改朝换代20余次，每当风云际会时，历史天幕上总是涌现出一系列璀璨闪亮的星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推翻第一个封建王朝后的楚汉之争重现于司马迁笔下，是相当卓异精彩的一页。

刘邦、项羽、韩信、张良，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彼此间杀伐征讨，盘绕纠葛，主要活动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大约60年的岁月里。

刘邦

汉元年入关时，项羽拥有兵力40万，刘邦为10万。双方角逐不到五年，决胜垓下时，项羽之卒10万，而刘邦麾下的韩信即拥兵30万。汉军急遽壮大，而且很快消灭楚军并取得天下，与刘邦的领导艺术及个人素质很有关涉。

天下大定时，刘邦置酒洛阳南宫，与臣僚们庆贺胜利，共同归纳获得天下的原因。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刘邦踌躇满志地自行总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善于发现并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他人的优长，是刘邦在群雄逐鹿中能够捷足先登的“杀手锏”。刘邦的这一重要招数，并且是与劲敌项羽相对峙而存在，是从幕后的隐蔽式的多次较量中逐次推进、向前发展的。

楚汉营盘里，俱不乏有智识的贤者和有才能的战将，这些将才在实践中与斗争中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最高决策者“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而已。韩信起初在项羽手下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不独不用这个韩信，连对其亚父范增也同样用疑参半。而刘邦在用人方面截然与项羽相反。《史记》以简洁扼要著称。《高祖本纪》从刘邦西入成阳到“项羽解而东归”止，即有成十处“沛公然其计”、“用陈平之计”、“用韩信之计”、“汉王从其计”、“用张良计”之类的文字相继出现。入秦宫室而不动其重宝妇女，南投汉中则焚毁褒中栈道，自鸿门宴刀斧丛中大鱼似地潜回灞上，这类关键型的决策与重要的应急性举措，无一不是在刘邦集思广益、权衡并听取他人建议的前提下做出的抉择。

入关中后约法三章，对成阳的“宫室帏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的封存，仿佛一条暗中点燃的历史导火索那样招致了项羽的西屠成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造成了秦人对项羽的“大失望”。

在取得暂时性胜利之际是收拢并赢得民心还是损伤与失去民心，在那个“啸命豪杰，奋发天下”而尽力夺取天下的深远征途中比什么都紧要。项羽曾经嚷嚷着要与刘邦当场比武一决高低，刘邦婉辞，声称我要与你斗智。刘邦究竟有多大智慧呢？他只是不迷信个人才能，擅长于集腋成裘，极善于汲取他人的智慧而已。刘项的对比太强烈了，在气力上，项羽是鹰隼，刘邦是燕雀；在智识上，项羽是土丘而刘邦是一座大山。

作为政治舞台上最后的胜利者，作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权术的掌握、运筹上，刘邦分明是高人一筹的。刘邦公然承认自己在将略兵机方面远不如韩信。在需要动用和激励韩信与强敌项羽厮杀时，采纳谋臣之劝，刘邦可以立时让自己的态度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命张良捧去印信，封韩信为梦寐以求的三齐王。当项羽被韩信灭掉时，刘邦又可以不用征求任何谋臣的意见。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驰人齐王壁，夺其军”；嗣后又杀掉韩信，并“夷三族”。对韩信、英布，、彭越这伙在战争风云里长啸生风的虎将能放能驱，能收又能诛，就连韩信自己也不得不俯首承认：“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所以为陛下擒也。”

假如说，刘邦假韩信一伙之手在殛杀项羽之后而又不剪除韩信一伙，他能算是真正地得着了天下吗？他的皇帝座椅能够安稳吗？  刘邦究竟是凭仗什么在群雄竞逐中取得天下的？《高祖本纪》一文的收尾并未直接挑明，但在太史公笔底万余言的字里行间，却是细致微妙、精巧而出色地点出了内在的原因。

项羽

兵家胜败之迹，俱有脉线可循。

项羽之败，韩信认为是败在“匹夫之勇”与“妇人之仁”上。项羽“喑呜叱咤，千人皆废”，战场上冲锋砍杀，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对阵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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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杨闻宇的历史散文

邹琦新

“西北的土地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这里既有“大漠、草原、雪峰、绿洲”，又有“千佛洞的热土、清真寺的冷月、胡杨林的傲兀、红柳丛的风姿”，更是女娲、伏羲、神农、轩辕的发祥之地，还是周文、秦皇、汉武、唐宗的建国之基，历史积淀极其深厚。因此，“新时期以来涌现于这方土地上的军旅散文，格外引入注目”(《漫谈军旅散文》)。杨闻宇就是一位根系秦中、立足陇上、遍访西北、兼及全国的军旅散文的默默耕耘者。他虽然听过《东岳晓钟》、画过《衢州素描》、见过《沅陵幻影》、有过《梦断息烽》，但是，他回溯古代变迁，即使游乌江或洞庭，也联系上建都长安的汉朝或唐朝，他返顾现代风云，即使访溪口或绍兴，也离不开革命名城西安或延安。对于这一方历经数千年开垦的熟土，他怀善美之诗情，藏现实之忧患，叙历史之沧桑，用求新之笔墨，吟咏出一系列“熟悉而陌生”(别林斯基)的篇章。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家虽不同于史学家，但是文学家创作的历史文学，也在于用新发现的史料解读历史，或用对旧史料的新认识解读历史，不但让自己受到史学的启迪，也让更多的人受到史学的启迪，不但让自己获得美学的享受，也让更多的人获得美学的享受，这大概是历史文学在史学和美学上的双重意义。

楚汉相争，楚亡汉兴。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面世以后，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有多少论述，谁都无法统计，有多少吟咏，谁也不敢估量。杨闻宇为什么还要《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呢？若叙事实，难于发掘新的史料，若写故地，难于描绘新的景象。我绝不是说历史散文无需重叙史实、不必寻访故地，这是历史文学生发的根基，杨闻宇也必然遵循历史散文创作的一般写法。然而，文学不同于史学，文学是入学，是人的灵魂学，是人的性格学。关键在于运用旧有史料，展开新的想象，不必实事求是，可以失事求似。“项羽24岁起兵，31岁自刭，8年战争，成就了一介英雄”。他的“霸气延及后世，人们非但不以野心视之，反而以雄心为誉”。所以杨闻宇根据“项羽天真未凿，率直无忌”的“本性”进行了大胆的“假设”：“项羽若是打败刘邦，得着天下，会怎样呢？他会命令那位长于出卖朋友的吕马童专门饲喂驮着他征战五载的乌骓马，必须给马吃那人参拌和着的茵茵仙草；他会让虞姬穿上龙宫水绡特制的衣衫，由他搂在马背上招摇过市，让韩信那小子牵马坠镫；他会从全国精选八千美女抬进宫阙，‘宫女如花满春殿’，抓阎配对，一一赏赐给凯旋而归的江东子弟。下令集体举办婚礼，由那位张良吹起洞箫，引导奏喜乐的乐队，教一万六千人在同一时刻入那花烛洞房……这不是荒唐的杜撰，项羽其人，完全可以由着性儿花样翻新，闹它个天下沸腾。”这就是文学奇特的想象、生花的妙笔及惑人的魅力。

《白云深处留侯祠》中，杨闻宇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送秦一椎，辞汉万户”的石刻之下，面对先为“英雄”，后为“神仙”的留侯张良塑像，又“突发奇想”：“下一世我若是个国君，上得王座，将会干些什么呢？第一天登基，我第二天必率群臣到留侯祠来……我要郑重地问问群臣：‘你们是要吃山珍海味做大官、腰缠万贯住高楼呢？还是要仿效张先生辟谷深山、羽化登仙呢？你们现在就可以自择进退，自行取舍，愿留的留在这里，不愿留的，随本御还朝，论功封赏。’御辇折回时，用不着回头清点，我深信，随辇返回的是绝大多数，真正留下的，百不一二。”这样的怪僻想象，这样的妙趣描写，只有文学家才会这么写，比撰一篇做被“逼迫”的“入世为雄”易，做能“自觉”的“出尘为仙”难的宏篇巨论，要微妙得多，要美妙得多。

此外，面对《小乔之墓》，杨闻宇“却在揣测军旅、战争与女人的关系。各朝各代，艳丽的女人太多了。小乔匆匆一生，有姓氏而无名字，她是被沿长江上下卷动的硝烟、战云所烘托出来的一轮明月，一位美女”。也就是说小乔不仅外在美，更在于“天上的小乔仿佛在叮嘱大地上后来的女伴：爱情，也要勇敢地走出温馨小屋，参与硝烟烽火，介入风云大事。惟有这样才不至于堕落成为金钱与强权的玩偶与尤物。”在《杨妃身后》，当人们热衷于她“游幸华清宫，落魄马嵬驿”时，杨闻宇认为其“涵义”竟然“被世俗的脂粉涂饰得没了本色，朦朦胧胧，有点儿雾失楼台，有点儿月迷津渡，认识价值显得那样的轻薄、浅淡”，怡恰忽略了“杨玉环用她那娇媚一时的生命磨制下一面镜子——一面从华贵宫廷跌落于仆仆风尘的镜子”。由此观之，杨闻宇绝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寄现实以深意，以史为镜，遵循了“古为今用”的原则。

1936年发生于西安的“双十二”事变，在中国大地上是“历史性的急遽转折”，有关史著、政论、传记、小说、戏剧、电影、电视不计其数，而杨闻宇在同友人合作了长达40万字的《丙子·双十二》之后．为什么仍然《笔已歇兮意难平》呢？‘散文可以直抒胸臆，便于剖析灵魂，他深层次发掘了张学良的“双重心态”。“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捉又被放，“教人难以思议”；张学良捉蒋又送蒋，“让人瞠目结舌”。“它的每一环节无不潜伏着张将军心理上、情绪上的一系列隐衷”：从家庭出身来看，他“自小接受的是重诺重义、果决敢为的含有相当绿林色彩的文化熏染，这是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一翼”；从成长环境来看，“当年的东北为日、俄强邻所觊觎，政局动荡，明争暗夺，无形中从另一角度为张学良的性格又打下了易于冲动、不安多变的烙印”；加之“事变超乎寻常的迅猛性、曲折性、反复性”，所以，“共同成就了一位史书上罕有”的“品质卓异、性格复杂、际遇离奇”的“民族英雄形象”。

在“双十二”事变中，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才粉碎了蒋介石“一石三鸟”的阴谋。但一般人易于忽略杨虎城的人格和作用。杨闻宇则在《大风起兮云飞扬》中指出：“‘三位一体’难分主从，历史地看似乎各有侧重：从实际决策上讲，张学良为主力；就和平解决方针的实施而言，周恩来为谋主；而‘兵谏’大事的启萌、酝酿与推进，杨虎城实为首领。”因为“在国民党高级将领里首先提出‘抗日’的是杨虎城，第一个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也是杨虎城”。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一个历史散文家的春秋笔法。

令人叹服的是，杨闻宇还洞悉到：“犬波大澜的政治军事斗争多属男儿之事，‘双十二’兵谏里却穿织着三个女子，像三只勇敢的燕子翻飞于激雷闪电之中。天造地设吧，她们恰恰是三位事变主角的爱侣，于无形中又为东方的爱情长河注入了异样迷人的色彩。”

宋美龄是在西安和南京两大营垒之间的炮火“一触即发、一发则玉石俱焚的险恶形势下挺身而出，主动飞往西安救护夫君的”。“假如没有宋美龄这一机警果决而又冒着巨大风险的美丽穿插，西安事变这一页历史显然会潜伏下重写的可能性。”张学良在“被囚的5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是赵媞“霜晨夕月，矢志不渝，夜雨秋风，坚贞如一，默默陪伴张学良”。“这千古奇冤又意外地‘成就了’一桩人世间稀有的坚贞爱情”。“杨虎城被囚之初，其妻谢葆贞本是侥幸摆脱了罗网的”，但她“毅然决然地去陪伴丈夫，分担苦难”。后来杨虎城被残杀，将军的尸首连同夫人的骨灰盒都被刽子手埋进花坛。杨闻宇将三位“出身不一，心性不伺，教养有别，年龄相仿”的女子对爱情的“勇敢、坚韧、贞烈”同时展现出来，确实感人肺腑，令人钦敬。同古今中外任何流传久远的爱情故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由于熔铸了“刀剑血火”，因而显得更为悲壮、更为纯洁、更为华美。

杨闻宇作为一位西北军旅散文家，当然绝不能、也不会忘记革命圣地延安，他确实《最忆是延安》。这又是一个广大读者早已耳熟能详、众多作家早已佳作连篇的领域。杨闻宇又有何能耐写出人们熟悉而陌生的人事物景呢？在《圣地回眸》中，他对于党中央．奠基陕北、指挥抗战、保卫延安，对于开展的整风运动、新秧歌运动、大生产运动等，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推向背景，而是独辟蹊径，着重写延安的女性，写延安的婚恋。他认为：“倘若只有太阳朗照延安，陕北的天空没有月亮，没有白云，延河里没有轻风的抚动与月色的照拂，阴阳缺半，凉热失衡，作为圣地，起码是不完满的。”所以他不仅列举了“百对婚恋”．而且赞美道：“在延安，在一个新型共和国的雏形之内，13年间，婚恋人数之众，双方牵线之远，相亲之烈，相爱之深，婚礼简洁之致，及至对二三十年后的岁月的影响之巨，在古今中外的爱情序列中都是惊异的，形成了无可非议的‘圣地之恋’。”

写延安，必然要写古代的李白成，写现代的李鼎铭，写到过延安的陈嘉庚，写未到延安的鲁迅，更写在陕北13年的毛泽东。一篇《延安与绍兴》，竟然将“地北天南、相距万里”的两座城市“扯在一块”。两位伟人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按毛泽东的说法：“鲁迅的心是和我们息息相通的。”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处在恐怖之中和重病之中的鲁迅，即致电祝贺，又送礼慰问，更庄严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毛泽东一生所读之书，所藏之书，真可谓汗牛充栋。唯独对鲁迅的书，他以前零散所读不计，从1938年8月，在延安获得《鲁迅全集》第一版起，伴随他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来到平山、进入北京，直到“1971年生病之后，将《鲁迅全集》几乎又读了一遍”。杨闻宇深有感触地说：“倘若卷册如将，而鲁迅的作品．在如云如山的卷册里显然是毛泽东最为珍惜、最为器重的一员主将、爱将。是它紧紧伴随着一个伟大的政治灵魂，直到走尽了生命的最后里程。”因为“‘鲁迅精神’先导，‘延安精神’后行；陕北因为有了这‘第一等圣人’的火焰与光芒，此后才形成了‘圣地延安’。”

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立异标新，就是花样翻新，不是整齐划一的军服，而是千奇百怪的时装，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否则就不是能工巧匠，而是庸夫竖子。汉朝、唐朝，西安、延安，即使是多种物质混合的富矿，众人采炼，也会枯竭。难能可贵的是杨闻宇作为一个后采后炼者，尚能掘开新的井口，挖到新的层面。别人开采金银铜铁锡，他就开采碳磷硅硫硒，如《圣地回眸》，别人颂艳阳，他则赞皎月。若都是提炼金银，其纯度别人达到三个“9”，他就炼至四个或五个“9”，如《笔己歇兮意难平》，别人重在写史实，他则深入剖灵魂。即使都是炼钢，别人炼出普通钢，他就炼成合金钢，正如《延安与绍兴》，就像铁物质熔进铬元素，所以成为不锈钢。文学创作倘若是煮陈米、蒸馊馍，消费者绝不会买账。我并不认为杨闻宇数百篇作品、十余部结集，每篇都是精品，每部全是佳作。但是，连楚汉相争、西安事变等别人炒滥了的陈粮老料，他都能烹调出新颖美食，其求新精神，可见一斑。至于别人没有开垦和较少涉足的领域，就无须举例饶舌。

我曾经根据一些专家学者所撰的文学史著，在课堂上讲解“文革”前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时，总喜欢将他们三人相互比较，以突出各自的独特风格。在结构方面，杨朔是以小见大、曲径通幽，秦牧是连类而及、雪地滚球，刘白羽是经纬互织、金线穿珠。按照这种习惯性思维，我在反复研读杨闻宇的各类散文时，也曾力图概括归纳其散文的结构特点。

当然，杨闻宇的散文创作，也不能跳出一般散文创作的规律，也必然采用一般散文创作的方法。比如以史实的叙述抒发沧桑感，以传说的穿插体现地域感，以诗词的引用充实文学性，以具象的描绘增强趣味性等，其叙事、描写、抒情、议论，无一缺失。但在艺术结构方面，我脑海中对他的散文创作，始终没有出现较为相似的印象，一直没有找到较为雷同的框架。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散文创作并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还是说明他在创作散文时并不刻意追求独特的模式呢？他在《漫谈军旅散文》的专著中，曾经引用谢冕的论述：“在文学这个领域，自由对散文的恩惠比任何文体都多。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写，又可以行云流水最无定式，散文的体式是先天地拒绝规则。散文的精魂是自由，散文的天敌却是规范。”我想，杨闻宇在其长达20余年的散文创作实践和散文理论研究中，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正因为他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种文体的格式就是没有格式，它的规矩就是自由”的“精髓”，所以他不在艺术结构方面将自己的创作限定在某一架构之内，恰是没有规范却更符合散文创作的大规范，没有模式却更具有散文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总模式，没有独特风格却形成了杨闻宇式“自由”风格。

杨闻宇说：“军旅散文富有阳刚之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旅作家。他又说：“阳刚之气铸就了西部风骨。”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部作家。石英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序言中也说：“闻宇的散文很大气。”我至今尚无缘与杨闻宇谋面，因此在研读了他的散文之后，总觉得心目中的抒情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魁梧军人和西北壮汉。然而，据同杨闻宇有过直接交往的鲁之洛介绍，他的身材不到一米七，他的声音也不很高昂，是一个朴实无华、谦虚谨慎的朋友。看来“文如其人”，不是看外部的体形面貌，而是看内在的修养气质，邓小平和鲁迅都身材矮小，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和伟大的文学家。杨闻宇的散文并非没有次品，并非没有瘪谷，何况他的创作有一个探索、发展、成熟的过程。但从总的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来看，并不像某些人的作品那样散发着书斋的酸腐气、闺阁的脂粉气、市井的低俗气、商海的铜臭气。正如年逾八旬的老作家王火在给我们的信中所说：杨闻宇不但可以“誉为西部散文大家”，而且“可以列入当代最优秀散文若干家之内”。

闻宇的历史散文，在清丽灵动的风致中，增添并发挥了发隐挟微、开掘历史深层的雄健而又犀利之笔力，回荡着指点江山、议论风发的豪气，将写人、状物、叙事、抒情与独到的见解融入宏大幽深的历史交响中。

在这一写作领域，他属于鲁迅、孙犁一脉，显示了别样的历史情思。

——阎庆生(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开阔的视野、谨严的思辨和质实的文风，构成了杨闻宇历史文化言说的突出特征，同时也是他对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贡献。

——古耜(文学评论家)

史上千秋，笔底风流，识古鉴今，试探骊珠。

——谢大光(著名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