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拉康因其讲座文采出色而美名远扬。弗洛伊德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学者敢超越这一学科的界线半步，只有拉康把精神分析学向语言学、人种学和哲学敞开大门。拉康用毕生的精力证明，人类的一切经验和表达都植根于先于主体而存在的语言结构中。格尔达·帕格尔在这部著作中讨论的是，拉康在他的那些难以读懂——不仅对于外行来说——的著作中，是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些结构的规律性的。

“格尔达·帕格尔在把原刨学者的思想介绍给还不是那么专业的读者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

本书以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哲学家拉康的思想形成和发展为纵线，以他的思想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以及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传承关系为横线，以简洁明晰的语言，对拉康影响巨大而又备受争议的基本思想进行了介绍。这些基本思想包括镜像阶段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无意识、愿望、本能等问题的研究，对精神分析学中语言和言语的意义和作用问题的研究等等。

导言

第一章 镜子的魔力：“我是他人”

第二章 符号：“无意识如同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

第三章 主体和愿望：愿望和主体间性

第四章 俄狄浦斯和菲罗斯的意义：能指狭道中的本能和性

第五章 精神分析中的言语和语言

附录 拉康年表

我们再次沿着弗洛伊德的思路走一走：弗洛伊德在他的《三论性理论》一文发表九年之后，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力比多攻击愿望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在每一个与父母对抗的孩子那里感受到。他在对自己的分析中以及在大量详细的病案中发现了无意识的规律性机制，并对这一“被遗忘的”现象进行了揭示，这一点我们在阐述俄狄浦斯传说的那一节就已经知道了。孩子想爱恋父母双亲中与自己性别不同的一方的愿望，被父母双亲中与自己同性的一方禁止。孩子在对抗这一禁令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敌对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导致死亡愿望的产生。在孩子明显的两性性的基础上，这种“肯定的”形式与一种与此相反的“否定的”形式，也就是，对双亲中同性一方的爱与对双亲中异性一方的嫉妒和恨并行不悖。这一过程在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关系中无意识地完成，并必须在家庭现实的基础上在内心深处被克服。如果它并不仅仅是被压抑，而是像弗洛伊德所强调的那样“灭亡”，那么这一克服过程就是理想的。在俄狄浦斯经验的末端就是孩子的母亲认同或父亲认同，这一认同过程决定了他/她将来对自己作为男人或女人的性别理解。通过在内心深处接受父母的要求和禁令，超我(uberIch)得以诞生。它是良心、负罪感、责任意识的根源。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在男孩子那里是因为父亲所发出的“阉割威胁”，这对于放弃对母亲的乱伦性欲望是决定性的。而在女孩子那里则相反，俄狄浦斯情结首先是由阉割情结引起的，并汇成为父亲生孩子的愿望。不过，当男孩放弃母亲这一对象从而使俄狄浦斯情结破碎，并找到自己(后来的)男性性时，女孩成为妇女的道路却更为长久地被俄狄浦斯状态所拘禁，并普遍地表现为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愿望。

从俄狄浦斯结构的角度，弗洛伊德在新的层面上对菲罗斯优先的理论进行了阐述。现在以菲罗斯为中心的阉割情结不再仅仅在从男孩出发的婴儿性秩序的层面上出现，这一层面上的性秩序所涉及的是一种天生的对象阴茎，并通过阉割来解释性别差异。毋宁说，阉割情结植根于社会关系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对菲罗斯的愿望被社会禁令所纠正。禁令对两性都有针对性，而以法律的名义宣布这一禁令的则是父亲。

不过，这种合法性难道不是对世纪转折点上男权社会形式中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秩序的反映吗?它在男权统治的影响下，把附属的角色也就是被动和从属归到妇女身上。这一两极对立把菲罗斯作为“统治象征”，只给妇女留下一种可能性：“不要它”，取而代之的是，满足于女性“特权”。这意味着，或者成为母亲，至少成为甘愿自我牺牲的、充满爱心的、值得追求的女子；或者不顾一切地追求菲罗斯，即力争获得男性的社会地位，而这只有少数妇女取得成功。

弗洛伊德的著作是从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分析中产生的，无疑会从有局限性的男性角度来看问题，而把妇女的文化作用仅仅视为她们所缺乏的菲罗斯的替代品。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女权运动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她们指责弗洛伊德——不能超越直接的社会状态——坚持精神分析理论的固有的男性性，不仅把性别衰落的地位归于妇女，而且还否认了她们的文化能力。

这一批评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弗洛伊德理论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在于，他受自己童年所处的男权时代视野的束缚。但是他的优势也在于，对他来说，对那种在他看来显然具有压迫性的文化的分析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不仅出现在他后期著作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中，而且已经在《梦的解析》一书的题词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不能让高高在上者(统治者)屈服，那么我将发动阴曹地府(向他们开战)。”对于这一出自荷马的引言，他并不是直接从《伊利亚特》中引用过来的，而是从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一部著作中引用过来的。

精神分析既不是对男权制度的美化，其目标也不在于让它的分析对象适应仿佛一成不变的社会现实。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想过让女性衰落，他也从来没有否认妇女的文化能力。对他来说，重要的毋宁是破译和揭示他的病人被社会要求所压抑的愿望，从而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愿望负责，同时对他者的愿望负责。人们常常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阻碍妇女成为人的一切障碍中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但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偏见：精神分析既没有规定妇女是什么，也没有规定她应该是什么。相反，它想要理解的是，女性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同时这一偏见还失去了一个在精神分析学的帮助下理解妇女所受压迫并有效地反抗这种压迫的机会。我认为，“权利平等”问题只有在“外部世界”运动之外，还进行一场“内部世界”运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外部世界的运动不时表现为一个性别反对另一个性别的斗争，因此有陷入想象性自我坚持循环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让我们明白男女关系中的无意识动机，而且可以让我们明白，男人和女人在他们所处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精神生存条件下，作为男人和女人去生活而产生的冲突性。通向权利平等的道路是一条男人和女人只有同行才能走下去的道路。因为在权利平等的背后存在结构规律性，它对于两性都同样适用。现在就对这一规律性进行探究。

弗洛伊德在找寻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规律性时，在对他的病人的分析中发现了所谓的原始幻觉(Urphantasien)，这种幻觉尽管存在着个人经验的不同，但它们还是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始终不变的结构，常常与出生、诱奸、父母性交(原始场景)和阉割有关。与集体性的神话相似，这些幻觉也对起源问题表现出迷惑，并找到了答案的萌芽——而无论这一答案是表现为与主体起源有关的原始场景的形式，还是表现为与性问题有关的诱奸幻觉，还是表现为与两性之谜有关的阉割幻觉。弗洛伊德在这些原始幻觉中还发现了另一种欲求：与文化期待和文化要求处于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的人类欲求。P111-116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无疑称得上是精神分析学派最为重要和最受争议的一个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当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到达顶点，而首都巴黎的学术界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中时，这位巴黎弗洛伊德学院(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的创始者和院长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部几乎长达一千页的长篇巨著名为《文集》(Ecrits)。它的出版不仅使他的无数学生、听他讲座的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如愿以偿——他们难以得到他的那些零零散散发表的文章，而且还使他自己跻身于堪称新精神时代建筑师的学术著作家的行列：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人类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lJcault)(哲学家)、路易·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语言学家、文学批判家)和雅克·德里达(Jacqlles Derrida)(哲学史家)。虽然这些研究者的学科领域相差很大，但是他们都视一项工作为己任：结构主义活动。鉴于结构主义对拉康的巨大影响，首先来了解一下它的运用和发展。

结构主义活动的目的是，揭示对象和关系系统的秩序特征，系统地分析其表现方式和结构，并从语言学、逻辑学甚至诗学的角度对之加以描述。“研究结构的人把现存事实拿来，打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罗兰·巴特的这句总结语，用词似乎不多，但字字都很重要。因为从打碎和组合这两个行为中产生了新东西：它既不是对现存事实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存事实的改变，而是让它变得可以理解。

这些多层面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联结点，那就是语言这种社会现象，它是所有结构分析的范式。当然，结构主义者的语言思想与19世纪历史地从事研究的语言学迥然不同。后一种语言学把语言视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历时研究，Diachronie)，把词和音素主要看成是彼此孤立的，而结构主义针对的是语言的系统结构，把语言视为同时因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共时研究，Synchronie)，其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意识，而保留在“无意识”中。

语言学家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SauSStlre，1857-1913)是结构主义运动的始作俑者。他通过1906年在日内瓦大学的教学活动以及1916年去世后发表的讲义《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fique generale)，对语言学进行了划时代的革命。在此之前，他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 Pratiquedes Hautes Etudes)的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891年，在这所学校里，至今仍有大量的结构主义者继续他的学术研究。这场从索绪尔所创立的日内瓦学派开始的运动传到了布拉格(雅科布森，R Jakobson；特鲁别茨科伊，N.S.Trubetzkoj)、哥本哈根(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和美国(布鲁姆菲尔德，L Bloomfield；爱·萨佩尔，E Sapir；乔姆斯基，N.Chomsky)，最终有继承、有发展、有改变、有批判地回到欧洲。现在，尤其是在法国，结构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潮流的基本支柱，不仅进入了大学人文学科的一切领域，而且还作为知识时尚和意识形态世界观统治着文化生活。

早在结构主义成为巴黎学术界的流行语之前，它首先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在其他已经得到证明的方法之中抢占自己的地盘。列维一斯特劳斯为结构主义突破语言学的束缚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1 949年他出版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Die elementaren Strukturen der Verwandtschaft)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证明语言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人种学的领域。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出色分析以及他在接下来出版的有关“神话”、“魔术”、“宗教”和“艺术”的著作中所取得的伟大学术成果，使他成为这场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在人种学和人类学中所坚持不懈地加以应用的方法，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符号学甚至精神分析这些学科中也形成了新的流派，而在精神分析领域，“拉康”这个名字很快就变得家喻户晓。

……

他的“罗马讲演”成为有关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的新解释的基础，这种新解释走上了“回到弗洛伊德”的道路，其主要反对的是那种支持和强化自我意识的明确性的疗法。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实践的任务在于，在“空洞”话语(Rede)引人注目的“自我(Ich)”面具背后，把主体的“完整”言语破译出来，发掘出来，予以承认。拉康宣布，在分析对话中，当“真正的”主体出现在语言中的时候，“主体的无意识就是与他人的对话”。

拉康的启发说以及他对弗洛伊德的原著的激进解释，不仅在存在主义的阵营里，而且在权威的精神分析学界都遭到拒绝。他的理论宣告要颠覆主体及其历史性，从而引起人们的不满，不仅如此，由他的理论转化而来的实践尤其激起人们的愤慨。精神分析师拉康打破了传统的方法，放弃了那种从一开始就设定好时间、让分析治疗时间的长度适应于与分析对象的各次对话的做法。其结果是，根据情况，治疗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远远超过一小时不定。此外，他还从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得出下列认识：只有当精神分析师保持“飘动的注意状态”而不把自己带到必须让主体自己进入的对话空间去时，主体才能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另外，还要避免一切强化“自我”、迎合分析对象对爱、资助和同情的自恋性欲求的做法。对于这种执意改变分析情境的主张，无论是法国国内的精神分析学会还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都无法容忍。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于1963年把拉康从专业精神分析师的名单中划掉。拉康在圣安妮诊所的研修班也关闭了。列维一斯特劳斯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了他，并介绍他到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教学，这样，他就可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继续指导研修班了。

拉康把自己的遭遇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革籍作比，给公众一种受排挤的孤独牺牲者的形象。他怀着深厚的激情继续自己的战斗，于1964年建立了自己的学校：法国精神分析学院。到这里来的人络绎不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结构主义当时在法国已经上升到时尚和意识形态的地位，拉康的研修班对巴黎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魔术般的吸引力。因此，听他讲座的人除了有志于从事精神分析专业的人士之外，其他专业的听众、艺术家、文学家、牧师、电影演员、政治团体的成员也越来越多，不过也有对一切时尚都热烈地崇拜和追随的人。

在这种知识快欣症的气候条件下，拉康热通过《文集》的出版以及关于他的电视节目的播放(1967、1970、1973)而不间断地持续下来，但是，在他的学校——此间已更名为巴黎弗洛伊德学院——内部却出现了进一步分裂的迹象。分析师资格问题再次导致冲突。他的一部分学生反对一种考试方法——该方法于1969年取消，也不同意拉康对实践的个人化的理解，并成立了一个新组织：第四群体(Quatrieme Groupe)。尽管如此，已经失败过两次、现在自己的学校又面临分裂的拉康还是取得了一次机构上的成功：他的学校在70年代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精神分析机构。

拉康使尽浑身的解数，想按自己的方式实现精神分析统一的道路，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前夕，也没有摆脱他的固执之见。1980年1月，他在自己79岁高龄时宣布解散自己的学校，新建一个叫弗洛伊德事业的组织。他对自己的学校的清理在群龙无首的学生中间引起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争论，巴黎的媒体拿这场争论大做文章，成为公开的“拉康事件”。9月底，拉康的弗洛伊德学院最终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宣告这一固执己见的决定生效，学校解散。一年之后，即1981年9月9日，拉康在巴黎逝世。

在德语区，拉康的著作长期不为人知。无论是他1949年的苏黎世讲演(“镜像阶段论”)，还是他1955年的维也纳报告(“弗洛伊德问题”)，还是他1958年的慕尼黑报告(“菲罗斯(Phallus)的意义”)都没有引起人们来研究他的理论。在德国，70年代早期才开始有人分析拉康的著作。拉康的学生勒克莱尔(S.Leclaire)的《精神分析的过程》(Der psychoanalytische Prozeβ)一书的德文版于1971年出版，几乎成为一个先锋。在他之后又出版了曼诺尼(Mannoni)、多尔托、拉普朗什(Laplanche)和蓬塔利斯(Pontalis)等弗洛伊德学院学生的著作。由哈斯(N.Haas)最早翻译的《文集》(从1973年开始)和《研修班讲义》(从1978年开始)的德文版为德国读者提供了拉康著作的权威版本。1973年，朗(H.Lang)在他的博士论文《语言和无意识》(Die Sprache unddas Unbewuβte)中为德国的拉康研究打下了基础。同一年，社会心理学家洛伦采(A.L0renzer)出版了批判分析性的著作《论精神分析的对象》(Uber den Gegenstand der Psychoanalyse)。其他的文章和著作也相继出现，而且一部分还引起了争论。与此同时，柏林、汉堡、不来梅、海德堡、弗莱堡、卡塞尔和维尔茨堡都成立了拉康研究小组。

在德国，人们在刚开始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受拉康的著作的，逐渐才引起广泛的兴趣。因此，给那些感到有必要与拉康“对话”的读者一部入门导读，介绍他的那些无疑不是那么好懂但引人人胜的著作，这一时刻似乎已经到来了。它一定会对进一步独立地研究拉康的结构主义活动产生促进作用。本书在选择侧重点时的目的在于，发掘拉康理论在语言和社会批判方面的内容，阐述他对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不过，本导读首先要探究的就是与拉康渊源最深、让拉康受益不尽的那个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