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潇洒、阳光，集世上万千青眯于一身；他代表着英国王室的未来；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人气指数最高的王子……本书是威廉王子的真情告白，讲述的是威廉作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作者以自身丰富的从业经历、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述能力为读者展现王室生活和历史的画轴。

本书讲述了威廉作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的人生经历和恋爱故事，以威廉王子的恋情为主线，辅之以英国王室几次重要婚姻作为背景，从英国王室的渊源谈起，一次又一次地，作者通过新闻的定格和历史的回放，逐步让读者明白：感情、婚姻、责任和义务也许有说不尽的王室意味。

第一章 结婚尚年轻

第二章 王子的新娘

第三章 青春偶像

第四章 生命中最好时光

第五章 走进真实的世界

第六章 修女的隐私

第七章 参军

第八章 展望未来

第九章 等待做王妃

第一章 结婚尚年轻

瞧，我才22岁。要知道，在我这个年龄就结婚太早了点，我起码要到28岁，甚至30岁再结婚。

——威廉王子对一位记者说

瑞士阿尔卑斯山安提卡之家，夜总是特别漫长，这是来克洛斯特斯镇滑雪的游客在夜晚的聚集地，也是威廉王子喜欢光顾的夜总会。2005年3月31日晚上，在重重烟圈和震耳欲聋的音乐节奏包围之中，人们又看见威廉王子坐在后排隔开的包厢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群保镖和粉丝围在其左右。

在他旁边，是脸色通红、却显得有些疲惫的哈里王子。这时，威廉王子瞥见一位年轻的小报记者正和他的保镖攀谈，竟出人意料地决定和这位记者聊聊。身材魁梧、爱打英式橄榄球的邓肯·拉库姆是《太阳报》新任驻王室记者。出于职业敏感，他料想王子和他的一帮朋友准会去安提卡之家打磨时光，于是，聪明的邓肯在午夜过后便来到此地，并向他在报道哈里王子与女朋友切尔西·戴维去非洲度假时就见过面的王室保镖自报身份，还主动提出如果不方便的话，他可以离开这里。

邓肯的运气真是不错。就在此时，威廉王子的朋友，行为举止与众不同、酷似旧时宫廷小丑人物的盖伊·佩利穿着一条棕色丝织拳击短裤从包间里突然冲了出来，一屁股坐到邓肯的大腿上，和这帮卫士聊开了。也许他把这位记者当作是新来的王室卫队成员了。这时，其中的一位保镖告诉佩利，他坐着的那家伙，不是王室卫队成员，而是“《太阳报》新任王室记者”。话音刚落，佩利就像他出现时那样，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把威廉王子逗乐了。

意识到明天报纸上准会有令人难堪的标题新闻，威廉示意卫士，他想和邓肯谈谈。也许是受到了酒精的影响，威廉决定给这位记者一次采访机会。据邓肯讲，当时双方没有说王子的这次谈话是非正式的，不便向外界公开。然而到了第二天，惶恐不安的帕迪·哈维森（查尔斯亲王的媒体顾问）坚持称谈话是私人性质的，不能见报（邓肯和他的编辑丽贝卡·韦德对此不肯苟同，坚持决不妥协）。

威廉王子与邓肯的谈话中并没有直接涉及有关王子本人的爱情生活。他们谈到了王子与女友凯特最近在滑雪胜地拍的照片。去年，《太阳报》曾被禁止转载这些由狗仔队偷拍的照片。出乎邓肯意料的是，虽然威廉就公众对他俩的一举一动有如此狂热兴趣表示出由衷的惊讶，但在谈起照片之事时，他表现得相当坦然与轻松。邓肯解释道，这是因为社会上已有传闻，说他们最终会步入婚姻殿堂，不久就会订婚。邓肯并没指望王子能就此话题做出答复，只是想试探一下。他把婚姻这个话题糅入了他们随意、轻松的谈话里，并不指望对方会接话题。没想到，王子直率而真诚的表白给了他极丰富的炒作素材。

“瞧，我才22岁。要知道，在我这个年龄就结婚太早了点，我起码要到28岁，甚至30岁再结婚。”

威廉这寥寥数语给《太阳报》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独家新闻。第二天一早，《太阳报》在其全球独家新闻栏目中用整整五个版面的篇幅详细披露了年轻的威廉王子如何向该报记者“敞开心扉”。

当时凯特也在同一个包间里，可是威廉并没有把她介绍给邓肯。假如凯特对待这段感情是认真的，并且对她和威廉之间的关系寄予希望，她会在内心深处对威廉所作出的这种非常直接、不考虑回旋余地的回答深感不安。毕竟，威廉坦率地说出这番出人意料的话时，她就在他身旁。

然而威廉的坦率并没有影响到凯特的情绪。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反而全身心地陶醉于弥漫着酒气与嘈杂的夜生活中。紧接着，年轻人相互间开始了善意的嬉闹。哈里手腕上的珠子手链被扯断了，那是他女友切尔西·戴维送的礼物。正当他满地寻找着那些滚落在桌子、椅子底下的珠子时，他哥哥、凯特及其朋友叫嚷着朝这位晕头转向的王子冲来，威胁要扒下他的裤子和内裤。凯特和大家一起欢笑着，夜总会里过分的喧哗和过激行为使她红光满面，情绪亢奋，好像她对自己所爱的人刚才向一个陌生人很随意地表露出他仍然可供任何女孩子选择的这番话并不在意。

威廉其实一点都不傻。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有许多人都对这条爆炸性的独家新闻和他脱口说出的有关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要结婚的话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他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以此来冷却媒体对其女友凯特的狂热追踪。

“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邓肯说，“我们只是很随意地聊天，谈话中他很放松，情绪也不错，而且也很主动。他对媒体对他和凯特的关注度以及对那些照片的狂热度表现出了由衷的震惊。我原以为王室又会设法阻止《太阳报》刊登这些照片。可威廉对于我们采用这些照片似乎并不太在意。接着他就说出了那番话。”

不管威廉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他那随口说出的寥寥数语如今可以作为史料供后人评判。将来真到了结婚的那一天，他的这番表述无论被看作是鲁莽、有失斟酌的言论，还是一种未卜先知的睿智之举，都将必定会被反复、不断地重新提及。对邓肯而言，这确实是他新闻生涯中所做的一次非常出色的报道。在获取和披露这条轰动的独家新闻时，他充分施展了他的谋略。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威廉王子那天晚上很有可能是耍了记者一把。

和父亲有着同样观点的威廉王子，在和朋友开玩笑时常说报纸“决不会把真相写进好新闻里”。但是威廉和他的智囊团很清楚，最近几年，其中我也算一分子的这帮让人又爱又恨、被称为“王家密探”的作家表现出和王室之间更为默契的配合，从而改变了以往“密探”的形象。英国报业界传奇人物詹姆斯·惠特克和理查德·凯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对王室的独家内幕作真实的采访报道。在采访中他们身陷各种谎言之中，面对来自王宫各级随从，甚至是王室成员亲口披露的半真半假的信息或者他们的矢口否认，要做到“真实”绝非易事，真可谓是功勋卓越。虽然威廉很年轻，但他像已故的母亲戴安娜王妃一样熟知如何与媒体周旋。假如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午夜，威廉王子对婚姻话题所表达的那种漫不经心与蔑视，只不过是他为尝试获得更多的以利于他和凯特发展关系的私人空间而所玩的一个小花招，人们不会对此感到震惊。

与王子共度滑雪假期的一位可靠人士的话使我对威廉王子与他女友间关系的未来深信不疑。这位人士称：“王子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管他那天喝了多少酒，他不会就有关自己的私生活不假思索地对一个不熟悉的记者说真话。这不过是一场做秀，是对被炒得火热的有关他和凯特的那些流言蜚语降降温，也是用来保护凯特免遭媒体骚扰的一种手段。”

凯特与男友告别时无忧无虑的神情恰恰说明两人关系已经有多么紧密。凯特深知，无论威廉说什么都是为她好，而绝非像第二天一早的《太阳报》所渲染的那样。在媒体面前，威廉有一种保护所有朋友的本能，这是他从至高无上的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考虑到威廉王子的地位和经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挚爱的母亲的死亡给他情感上带来了巨大伤痛，就像戴安娜悲愤的弟弟斯潘塞伯爵一样，威廉至今仍然坚信狗仔队的追逐与纠缠搅得母亲生前不得安宁。

或许他认同事故的罪魁祸首是母亲的司机亨利·保罗。1997年8月31日，亨利·保罗违反酒后禁驾条令，驾驶戴安娜的梅赛德斯轿车，在穿越巴黎阿尔玛隧道时把王妃和她的情人多迪·法耶德双双送上了黄泉路。可是很多人仍然时常提醒年轻的王子，要不是那帮贪得无厌的报社记者的纠缠，她母亲遭遇惨祸并过早离开人世的这一悲剧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事件都不会发生。没有狗仔队，就不会招来公众如此的狂热，也就无需临时改变计划，更不会出现疯狂的飙车赛和使用诱导车。一句话，不需要采取任何为躲避狗仔队而不得不使用一些激进、冒险甚至是致命的错误措施。而事实上，比起戴安娜所倾心关爱的人，狗仔队带给她的危险要少得多。

有母亲这样一个惨痛的教训，威廉想确保他女友尽可能像普通人一样平静生活，远离新闻媒体过度渲染所带来的骚扰，他的用心良苦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果这就意味着偶尔要发表一些言不由衷、误导媒体的言论，那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事后威廉很后悔自己那天晚上的唐突与放肆，承认或许是多喝了点酒的缘故。王室里一位提供消息的资深人士后来告诉我，王子带着些许尴尬回忆起那天晚上所说的话，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满脸惭愧地承认当时是有点口无遮拦，胡言乱语。

从那天晚上起，王子父亲的媒体高参帕迪·哈维森开始负责威廉在克洛斯特斯镇度假期间与媒体方面的往来事宜。他当起了威廉的陪护人，陪伴着王子出现在以后所有的夜总会上，那真是令人既别扭而又无从确定其合适称呼的身份。尽管经常出现令人尴尬又恼人的局面，哈维森决心恪守职责，毕竟“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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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新闻工作的好坏最终是由它所报道的信息的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跟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相关的戏剧性事件或炫耀的本事来决定的。但是给人定性的高质量新闻是否是好新闻？

——鲍勃·伍德伍德

2005年2月9日，星期三，下午2点43分。

“快找个电话亭回我电话，快！”

无需多问，我便听出了对方的声音，从他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事情的紧迫。电话那头令人心烦的嘟嘟声告诉我，对方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面。众所周知，即便是英国王室成员在用手机打私人电话时也曾被人录音，这样的事情在威尔士王储和戴安娜王妃身上都曾发生过，当时他们正在手机里毫无拘束地跟恋人通电话。随后而来的王室丑闻席卷各种小报头版，他们很痛苦，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联系人是个无可挑剔的内部线人，他才不会那么幼稚用手机与我联系呢。

他知道，无论对手是为情报局工作的“幽灵”还是做特别调查的记者，想要阻止他们窃听的唯一办法就是从一个公用电话打到另一个公用电话，这绝对安全。

这是个凉爽的下午，我正坐在一辆黑色伦敦出租车后座上要去一家新开张的高档酒店见一位老联系人，那儿是影星、作家、演员和有钱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打乱了我的计划。顷刻之间，所有的事都得暂缓了。当时，我已经到达繁忙的伦敦西区中心——皮卡迪利大街。我让司机在他能看到的第一个公用电话亭停车。我知道现在分秒必争，我必须搞清楚我的联系人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可笑的是，我用的第一个公用电话竟然是坏的。在经过一番度日如年的寻找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正常工作的公用电话。我听到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这消息太具有轰动效应了，是一生才会碰到一次的独家新闻，它能永远改变君主制度的面目。

菲利浦·格雷厄姆发行《华盛顿邮报》近20年了，他把新闻报道描述为“历史的初稿”。我消化着刚听到的消息，心里明白历史正在这个寒意料峭的伦敦午后悄然展开。

我的线人说话简短，直入主题：“三件事：女王周五会见首相。谈话主题是威尔士王储的婚礼。她已经同意王储与他女友结婚。他们4月8日在温莎堡完成此事。”

我潦草地在我的红色笔记本上记着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新闻。这也是全世界的新闻广播媒体十五年来在报道有关英国第一家庭时所达到的最高潮。

如果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曾经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英国王室一直竭力保护他们的私生活。那是他们的领土、他们的王国，他们发表着自己的公告。他们难以相信，王位继承人要再婚，而且新娘曾是他过去30年中大部分时间里的情人等等之类的新闻已经走漏了风声、不受王室的控制，跑到我的笔记本上了。这真是个爆炸性的新闻。

这样的新闻一经发布便会传遍整个世界。我现在只能希望自己能够守住这个独家新闻不让任何人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漫长的24小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竟然很镇静，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同一位线人曾经在六周之前告诉我，这场王室婚姻很有可能是真的。不过，那时候证据还不充分。

2004年12月14日，我曾在伦敦的《旗帜晚报》（一份有着179年悠久历史的备受尊崇的报纸，以准确性和快速刷新信息闻名业界）上撰写了一篇报道，披露查尔斯王储相信自己可以毫无拘束地娶他多年的情人为妻。一些消息不灵通的专栏作家狂泻他们对此的不屑之情：他们也许只能获得二手甚至三手的信息，但是并不能阻止他们反驳我的新闻并发表所谓的高见。

当我跟我的好友兼顾问伊恩·沃克即《旗帜晚报》的副编辑和新闻业务主管谈论此事时，他正确指出，我们不能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再写一篇报道暗示一场即将到来的婚礼。不论我的线人多么确定他们已经作出了结婚的决定，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证据、更具体的信息，需要一个婚礼的日期。而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拿到证据了。

这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获取的最大新闻。未来的国王将和他的老情人结婚，而且我知道这消息的时间比女王陛下正式通知首相还要早。这就是为什么该消息意义重大，也是为什么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原因。

我让出租车停了下来，然后打电话给伊恩。他是我在职业上遇到这种重大新闻时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当我还是《每日快报》记者时，我们就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在伦敦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旦成快报人，终生是大忙人。”这句话用在这里再确切不过了。但是现在要让这条新闻上《旗帜晚报》的最后一版已经来不及了。另外，也有必要仔细地考虑透彻。伊恩会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也知道该如何去处理。

在好莱坞那些重点反映记者和报业的电影中，这些似乎总是显得很简单：那些焦急而缺乏自信的新闻记者零零星星地收集了一点资料、然后跑到公用电话亭把它们传出去。仅仅一会儿工夫，就把匆忙中组织起来的混乱语句写到了纸上，然后把这些文字以及标在头排足够引以为豪的他或她的名字一起送去印刷。又一条独家新闻安全出炉了，一切都进展得一帆风顺，而现实中这样的顺利是很少见的。

伊恩已经安排我在位于肯辛顿的《旗帜晚报》办公楼拐角处的一家酒吧见面。这位老练的记者到达时看上去很累。这是因为他一大早就带领一群肩负着完成当天新闻日程任务的记者，从清晨5点开始就在桌前工作了。

伊恩用他不动声色的幽默开玩笑说：“你在喝咖啡，我就知道有事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小声慎重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消息清楚地告诉伊恩。他的反应跟我一样：喜忧参半。我俩都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令人兴奋而又无比紧张的。如果我们把消息发给由前《金融时报》记者帕迪·哈维森领导的威尔士王储新闻小组的话，就等于给他们一个泄露我的独家新闻的好机会。这样的做法丝毫不值得考虑。

“我们必须保持镇静并坚持下去。”伊恩这样说道。

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的线人绝对可靠，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消息是正确的。然而我们都深刻意识到，如果我们在如此重大的新闻上走得太靠前太离谱，而且官方又将此事批得一无是处，那将是一场灾难。

“如果消息是错误的，我俩都要遭殃。”我开玩笑说道，心里很清楚我们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坐着静观其变，等着王储的新闻小组在克拉伦斯宫宣布消息，那么我俩又会受到来自业内人士的严厉批评。

我们下定决心了，伊恩和我走回了编辑部。主编维罗妮卡·沃德利正坐在后席上——这是报纸在制作期间的神经中枢。绘制版面、撰写标题和插排即时新闻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维罗妮卡的副手伊恩·麦格雷戈也在旁边，所以我们要求在主编办公室私下跟他们谈一谈。

我又一次清楚地说出了我得到的消息，并且重申我的线人值得信任。

维罗妮卡主编，这位英国联合报业集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主编，专心地听着。她很放松，甚至连心情也很愉快，期待着能披露这条独家新闻。

“线人可靠吗？”她问道。

“可靠。”我回答说。

“你确定？”

“确定。”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她斩钉截铁地下达命令。  她一点也不含糊，马上做出了决定。然而，即使我已经证实了自己在消息和线人两方面的信心，内心还是感觉紧张不安。那一丝疑虑由于伊恩·麦格雷戈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而加重。他铁青着脸问我：“那么你确定是4月8日而不是4月1日？”

这话应该是开玩笑的，但是却徒增了我的自我疑虑。我知道在我内心深处这个消息绝对不是精心设计的愚人节压轴戏，但是我必须仍然在心里努力保持镇静。

“如果我的线人中了别人的圈套用此信息来引蛇出洞的话，那该怎么办？”我一边走一边做着这样的假设，但是什么都没说。相反，我径直走向了伊恩·沃克的私人办公室，一间窄小又没有窗户的死气沉沉的屋子，坐在他的桌前接通了电脑终端机，开始写报道。在新闻界，按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埃伦·古德曼所说，首先得到消息与正确得到消息之间的那段时间总是会让人紧张不安的。随着这种感觉一点点地消失，我不停地敲打着键盘。

第二天早上，随着《旗帜晚报》的第一版送去印刷，伦敦的所有新闻布告栏上都宣布：“独家报道：查尔斯将与卡米拉结婚。”这是首次由一张报纸而不是白金汉宫来宣布一场王室婚礼即将举行。

这条新闻让克拉伦斯宫陷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控制伤害战，让他们措手不及，这在随后的几周里越来越明显。报纸发布的新闻使克拉伦斯宫的官员深陷泥潭。他们死咬着自己安排这场特殊的王室婚礼时的出色表现，而这一点正暴露了他们的无能，如果不是，至少也暴露了他们的纤弱。

婚姻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一场几乎不可能在教堂举行的婚礼让卡米拉成了温莎堡第一位“在市政厅结婚的新娘”，在2005年早春，查尔斯王储的新闻小组几乎每天都在出纰漏，不是明显的疏忽、过失，就是判断错误。之后没过多久，婚礼计划被认为是“一场十足的王室混乱”而受到轻慢。

王室官员一面竭尽全力地整合这些混乱的安排，一面又不得不提出一个他们宁愿忽视的问题：“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对这场婚礼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威廉王子。

作为查尔斯的长子以及长相最像戴安娜的儿子，威廉实际上是两兄弟的发言人。他的祝福是最为重要的。官方的说法是两位王子都为父亲的幸福感到“高兴”。但是报道王室事件15年的工作经验让我知道对官方的言辞要警惕。果然，私下里与其说他们满心期待卡米拉成为他们的后妈，还不如说他们只是抱着一种被动接受的情绪。

但是直到3月底，也就是我首次披露结婚消息七周之后，我们才有机会亲自判断两位王子的反应。那是一次官方的新闻电话，当时威廉和哈里正在克洛斯特斯镇——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胜地与父亲一起度假。威廉回答他对这场婚礼的看法时说：“非常高兴，非常愉快，那肯定是很美好的一天！”

这次电话采访变得臭名昭著全是因为查尔斯王储的坏脾气和他极不友善的旁白，他称媒体为“你们这帮讨厌的家伙”。另外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尼古拉斯，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查尔斯口中成了“糟糕的人”。查尔斯很得意，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喃喃自语的抱怨全被埋藏在他脚下雪地里的麦克风录了下来。他出尽了丑，但是这样的丑态似乎更像是他父亲菲利浦亲王的行为。那天他的丑态几乎盖过了其他一切事情的风头。新闻是从来不甘寂寞的，即使是在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前夜也不例外。那天威廉在公园里被一位电视记者追问是不是有可能举行另一场王室婚礼：也许是他自己的婚礼？威廉快乐的情绪突然消失，态度很明显地强硬了起来。现在他的私生活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可是他一点也不喜欢。

“不，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只是要从小山坡上回去。”

新闻电话结束了。威廉和他交往了两年的女友凯特·米德尔顿的事情一直遭到回避。然而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而且一项新的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不会轻易消失。

这一切迟早会发生的。

那天我披露了查尔斯王储和卡米拉订婚的消息后，不是消息本身，而是消息的来源让王室官员和媒体对手感到匪夷所思。不得其解。人们争相猜测到底是谁向我泄漏了消息。有的媒体甚至发表看法暗指托尼·布莱尔的政治顾问、《每日镜报》前政治编辑阿里斯泰尔·坎贝尔（一个遭到一些高级政治记者鄙夷唾弃的人物）深居幕后。在唐宁街的一次常规吹风会上提到此事时，布莱尔的官方发言人汤姆·凯利也为此辟谣，坚持说消息的泄漏与布莱尔无关。他说，这只不过是《旗帜晚报》的政治编辑乔·摩菲作了一番调查后发布的一篇“该报的王室独家报道”而已。乔·摩菲听到后随即离开了吹风会现场，把这段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写成了报道（此时他的竞争对手们还在会场里喝倒彩呢）。

正是这条独家新闻迫使王位继承人做出了决定。晚些时候，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件事注定了要在那天宣布，但是王室订婚日志一般都是要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经过深思熟虑后仔细策划的。正因为如此，订婚一事有可能不会在那天宣布。在我披露消息的那天，王室不得不发布一项官方声明，说女王正在威斯敏斯特举办展览以纪念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查尔斯王储也在伦敦进行一次公务活动。这样一来，女王和她的儿子都绝不可能在这么重大的日子里承办任何订婚仪式了。同样的，因为他们都有要事在身，也就不会参加任何有可能让他们受到公众批评的公众活动。事实上，当查尔斯王储如约走进离圣保罗大教堂一墙之隔的戈德史密斯大厅时，公众和媒体齐声向他祝贺，他则看上去有些胆怯。24年前，也是在隔壁这个教堂，他和戴安娜举行了婚礼。其实，王室成员都不喜欢这种抛头露面的场合。

“非常感谢，你们真是太好了。”他一边说，一边往里走。当被问及对婚礼的感受时，他笑着说，“我很高兴。”还记得当年他那臭名昭著的回答吧，1981年2月他和戴安娜订婚时，有人问他是否爱戴安娜，他回答说“什么爱不爱的”。多么鲜明的对比！

据查尔斯的朋友、传记作家乔纳森·丁布尔比说，那天早上《旗帜晚报》刊发这篇报道的时候，白金汉宫被迫“挤兑”出一份正式声明。措辞很简单：“很高兴宣布，威尔士王储殿下和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婚礼将于2005年4月8日在温莎堡举行。”

当然，地点后来就改在温莎堡市政厅了，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姆斯主持仪式并行使祈愿。典礼日期也改在了4月9日，因为查尔斯王储那天要去罗马参加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但是随着这份简短的官方声明证实了我的新闻，变革之风吹遍了王室的权力走廊。一股勇敢的君主政体新力量正从伊丽莎白二世的长期统治下渐露端倪。随着所谓的“卡米拉问题”逐渐解决，王宫内外将注意力慢慢地集中到威廉王子身上：这位王位第二继承人以及下一任威尔士亲王也有责任要找新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