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希望知情人所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中国人的知情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实情。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此，《中国人的德行》将面对三个不同的观点。

《中国人的德行》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在临终前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本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该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在临终前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序言

1 讲究面子

2 处处节俭

3 勤劳刻苦

4 恪守礼节

5 漠视时间

6 忽视精确

7 容易误解

8 拐弯抹角

9 月顷而不从

10 思绪含混

11 麻木不仁

12 蔑视外国人

13 缺乏公心

14 因循守旧

15 随遇而安

16 生命力顽强

17 遇事忍耐

18 知足常乐

19 孝行当先

20 仁慈行善

21 缺乏同情

22 好争斗

23 重责守法

24 相互猜疑

25 缺乏诚信

26 多元信仰

27 现实与时务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能做到物尽其用，这是议会中“家庭经济”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也可有理由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是一丁点儿，也不会被丢弃，而是与其他布料搭配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用线缝而不用糨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账簿，都会用作糊窗子或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B.C.亨利博士在《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目的是省五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路，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后来，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两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亨利博士和他的行李去广州，走了十五英里。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淳朴天性。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说来也怪)，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像在伊甸园里一样。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有点“麻木”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他的习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土。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见此情景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不满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比污垢还便宜”的广告贴到他的窗口，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外国人看作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无疑还有距离。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在中国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始”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因此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提到过许多有关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普通房子的光线一般都很暗，他们便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也可以在类似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看到这种情形。在我们看来，这类作坊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体现某种创造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但好的方法会使中国人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他们好像能够白手起家制造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产品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个炉灶，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确切地说是缺乏安排，能更好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运送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稻谷的不是机械，而是靠一帮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操作。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对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开支便是为烘干烟叶而搭建的又长又精巧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可以用茅草来搭建，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而且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便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如同把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种方法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居住在中国的细心观察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抬棺材的费用，因为距离缩短了！

大嘴评说

史密斯先生关于中国人节俭的论述，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的事实上的，那时的中国一片贫穷，人们要生活，不可能不节俭，甚至于表现得有点吝啬。但是，节俭是人类的美德，这是毫无疑问的。

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节俭的楷模。正当赚钱是吃苦耐劳、不懈努力的结果，而节俭使用是精明能干、富有远见和自我克制的体现。

一个人家为了获得独立，节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节俭既不需要超人的勇气也不需要卓越的美德，而只需要一般的力量和普通人的能力。实际上，节俭只不过是秩序原则在家庭事务管理中的运用：它意味着统筹安排、合乎规则、精打细算和避免浪费。节俭也意味着为了将来的利益得到保障，要有抵御眼前的巨大诱惑的能力，这也是人超越于动物本能的高贵之处。

节俭是自助的最好的展现。每个人都应该量入为出，按照自己的收入过日子。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诚实地按照他自己的收入过日子，那么他必定是虚伪地按照其他人的收入过日子。那些挥霍浪费的人虽然天性大方，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去做一些肮脏丑恶的事情。他们贪图一时的安逸享乐，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不得不提前去支取存款，提前领取工资，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结果必然是债台高筑，不得翻身，严重影响自己的行动自由和人格独立。

P10-15

人们总是希望知情人所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中国人的知情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实情。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此，本书将面对三个不同的观点。

首先，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特性，这种努力只是白费力气。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到中国去的所有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各种生存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在富有学识涵养的人们的帮助下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认为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不成功的，并对此表示歉意。“我在这些书信中没有采用描述中国人特性的精彩文章，这是很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够这样吸引人，能提供这么大的空间让人们作出巧妙的假定、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判断。每一个吹毛求疵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谴责我没有从这些机会中做出些什么。事实上，我本来已写出了几条关于中国人的好的特性，但不幸的是，在我写这些文章时，看到的是中国人粗鲁的言行，与我的初衷相违背。因此，为求真实，我烧掉了好几封信。需要说明的是，我曾常与几位杰出而坦诚的汉学家谈及此事，结果发现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仅仅使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特性。当然，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这些难题。一位精明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地写出一篇花里胡哨而与事实不符的分析文章。有朝一日，或许我们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的知识，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人的特性中明显自相矛盾的部分。目前，至少有一点令人满意，那就是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用最为恒定的特性来描述中国人。”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惧压力，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不过，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矛盾体，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情况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强烈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本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就能写作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总结整个国家的资格。这些文章本来是写给上海《华北每日新闻》的，只与该报纸的读者有关。然而，有些话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此，人们要求作者收集成册。

第三个不同的观点是，某些人认为要阐发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是误导性的和不公正的。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不可能丝毫不差。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真实地反映其他底片无法反映的内容。摄像的胶片不一样，镜头不一样，冲洗方法不一样，最终照片也会不一样。

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是与笔者相一致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点鲜亮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他们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重视。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彻底的修订。由于本次重版时间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中，有三分之一被删除了，当然，仍然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写了《矢Ⅱ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予以赞美。同样，会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危险，夸大其辞地去夸奖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夸奖无异于一味贬低。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坏人却很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赫勒拿岛的样子。长时间地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想想其中一定有错。但是，一经他人指点，看画者在看湎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情最初并没有显现，但却终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便永远不会忘记。

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需要明确地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萃。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只是一个观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某些性格的素描。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认为是入门读物，其中讲述的各种特点，来自笔者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个主题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些笔记，这些笔记仔细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还有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解释。

从足够数量的此类事件中可以推出一般性结论。结论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特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只因为某个原因而弃之不顾。任何关于中国人特f生的理论都必须对它们加以认真考虑。

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而且逐渐会明白，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的特性，实际上是东方人的特性，这在什么程度上是正确的，每位读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出判断。

据说，如今在与中国人的交往当中，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还有第四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一条比前三条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但它并不对每一个从事有关中国或中国人写作的作家开通。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个地域的地形一样，在农村也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农村住十二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展示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如实展现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人特性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如果书中出现中国人特性中的重大缺点，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二十世纪，这一问题将变得更为紧迫。中国人在人类中占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都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结论正确，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用什么证据支持，都会不攻自破。  额尔金勋爵就上海商界对这件事所作提问的回答，虽已过去了好多年，但他的话至今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恰当：“当阻止这个国家自由的障碍被消除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存在衰落和缺陷、值得同情和尊重的古老文明。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个心存疑虑而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的良好。”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析，明白哪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

——鲁迅

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_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质》的英文原本。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儿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已的国人中问恐怕也是少如风毛麟角吧。

——李景汉

《中国人的素质》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