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所提到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铁凝1983年发表在《十月》上的一个典型的成长书写，写的是个性十足的少女安然和她丰富多彩的学生生活。作品将个体的新面貌放在时代新气象的背景之下，其中对个体成长的细致和深入的刻画具有超越时代束缚的独立审美价值。这是新时期对个体成长进行可贵尝试的一篇成长书写。这样的创作给予王朔某种暗示，文学可以写自己真实的生活。这里所说的真实的生活，主要指的是与公共生活相对的私人生活领域。这种文坛转向可以说给了王朔的拧巴型人格一种难得的展示机遇，他的第一篇成名作《空中小姐》写的就是自己的爱情故事。但此时王朔拧巴型人格在成长书写中的展示，还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极大支配，它必须改头换面，以化装的方式呈现出来。
当王朔在1983年将《空中小姐》的手稿送到了《当代》编辑部时，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两个好编辑。一个是当时《当代》编辑部的副主任龙世辉，另一个是章仲锷。这篇小说四易其稿，在龙主任手上已经改过一稿，章老师继续改，由最初的9万多字改到4万多字。这篇小说之所以被编辑看中，主要是其中对新生活的展示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新弃旧的方向。王朔的《空中小姐》触摸到了当时人们正在经历的新的现实、新的情感状态，所以王朔这样一个新人才被给予了发表作品的机会。编辑们首先就为小说确立一种线性时间的清晰线索，植入弃旧迎新的线性时间观。章老师在访谈中谈到，小说的情节没有太多改变，主要是枝蔓太多，语言哕嗦。他认为一篇绀隋的小说一条主线就可以了。编辑们对这部小说的第二个改动是为作品加上了光明的尾巴：
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怎么让他升华呢？从我写的事儿中升华不出来，就只好让他突然精神升华，想起当兵的时候，壮怀激烈、爱国、有理想，都说到这上去了。
这个光明的尾巴就是章编辑所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这种东西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加到王朔的成长书写之中的。由此拧巴型人格经过反复化装，《空中小姐》终于被刊登在1984年第2期的《当代》上。翻看这一期《当代》，它主要以新人的作品为主。卷首语写到：“本期的主要作品，除少数篇章外，大都出自新人之手。新人辈出，是社会主义文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为能发表新人的描写新题材、新人物或有新意的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编辑对王朔这篇作品的评价也是“清新可爱，真切感人”。王朔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1984年《当代》文学新人奖，作为一个文学新人与以文学期刊为载体的主流文坛建立起联系。
1985年在章仲锷编辑的手中，王朔刊发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浮出海面》，章老师回忆这部作品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了。小说虽然标明作者是王朔和沈旭佳，实际上真正的作者只有王朔一人。值得重视的是，这是王朔早期的成长书写中唯一没有遭到改写的作品，它比较充分地代表了王朔早期成长书写的特质，也是拧巴型人格显露比较充分的作品。对于这种拧巴型人格的显现，章仲锷老师也看到了变化，他的说法是“由纯情走向邪恶。我这么分析，刚开始投其所好，编辑让怎么改就怎么改，后面本性就出来了，个性就开始张扬了，所以越写越邪乎了”。
在王朔走入文学场的过程中，在他周围还聚集着一批年轻的作家和编辑，他们实际上形成一个小型的北京文人圈。比如当时《啄木鸟》的编辑魏人、《青年文学》的编辑马未都、青年作家苏雷和付绪文等。作为年龄相近的写作者，同时又具有对文学作品的审稿权力，他们对于王朔走上文坛也是功不可没。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在了《啄木鸟》1986年的第2期上。王朔回忆说这篇作品最初是给《十月》的，“《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的人物得学好呀”。这篇作品没有被《十月》采用，而是被刊发在了有些通俗文学味道的《啄木鸟》上。魏人回忆说，《啄木鸟》一开始是以犯罪小说为主，包括警察、公安题材。它和当时一般的纯文学期刊还是有一些区别，比如读者群要更广泛一些，市场化的意识也比纯文学期刊强。魏人说当时编辑的奖金就是和发稿量挂钩的，发稿越多奖金越高。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在发稿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阻碍，以一个罪犯作为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引起了编辑部的争论，这部作品不得不增加了下半部学好的部分。由于以《啄木鸟》这本市场意识更强的文学期刊为载体，这篇作品发出来后社会影响非常大。王朔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最广为人知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种广为人知并不是文学上的成功，而是广大的少男少女在底下传看。……如果普通读者只看过我一篇作品的话，这篇作品多半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它的出现既是王朔的拧巴型人格对1985年之后社会风气的一种敏感认知，又是对大众文化的一次模仿过程。《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出现表明，在对拧巴型人格的收编队伍中，大众文化也作为重要的一股力量也加入了其中。
张明和吴迪的爱情生活中包涵着很多传统伦理的因素，比如女子将贞操看得高于一切，将爱情的希望完全寄托的男性的身上等完全符合所谓“诱奸故事程式”。在这种程式化的爱情故事之中，“女主人公们的依附、侥幸心理决定了她们处于命运的顺境时想入非非，而处于逆境时则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力量”。吴迪在这篇小说中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在她被张明诱奸之后变成了任凭张明摆布的玩偶。甚至在意识到得不到张明之时不惜为爱情牺牲自己。她这种为爱情牺牲的精神实际上保证了男权对女性的为所欲为。这篇小说的流行说明了男权意识形态在普通大众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位置。作品有意味地将吴迪的形象设置为一个大学生，这一点与传统的诱奸故事程式又出现了偏离。吴迪与张明在小说中的位置可以概括为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作为精英的吴迪被作为大众的张明所吸引，实际上表征了大众对于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是排斥，另一方面则是艳羡，甚至还包涵征服并取而代之的野心。
王朔的另外一部作品《橡皮人》则是发在了《青年文学》1986年第11和12期上。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样，《橡皮人》在接受的过程中也遭遇到被改写的命运。“1986年，王朔相继写出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以及《橡皮人》。当时正值上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编辑部怕惹麻烦死活让改一个投向‘光明’的结尾。”
P50-52
在论文进行的过程中已经很多次想象过写作后记的时刻了，这成为激励自己和放松心情的最好手段。现在真正开始写作这篇后记，笔锋却变得很沉重。这篇论文从酝酿到现在出版，前后近三年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艰难又宝贵的学术历练过程。论文改了一稿又一稿，每一次面对它，都能看到新的不足和遗憾。尤其是关于红小兵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关系梳理上，还有太多的研究内容需要自己去做，一切都刚刚开始。
首先要深深地感激恩师王一川先生，和老师的相识可以一直追溯到十年前。那时身在武汉的我因为偶然看到老师的研究文章，于是充满激情地给老师写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师在百忙之中还会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回信。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老师在信中的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何妨一搏！正是这句话激励着我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在北师大的求学之路，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研究生毕业后的三年中，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经历了人生很多的新。再次回到母校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由于边工作，边读书，这三年在师大的脚步总是匆匆忙忙。这篇论文从选题的确定、思路的启发、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到具体章节的推敲和词句的修订，都得到了恩师及时的指导。每当我困惑和躁动之时，老师总是能给予醍醐灌顶的鞭策和思路独特的点拨，使我每有豁然开朗之感。我读硕士时的导师李春青先生也一直对我非常关心，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还有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其他老师的教诲也让我难以忘怀：童庆炳老师、程正民老师、李壮鹰老师、蒋原伦老师、陶东风老师、季广茂老师、曹卫东老师、赵勇老师，在硕士到博士六年的求学生涯中，老师们严谨的教学和风格各异的研究思路都使我受益匪浅。
在王老师主持的读书会上，同门的交流和切磋每每给我新思路的启迪。在论文修改的过程中，师兄何浩、赖勤芳、师弟何博超等都给予了宝贵的建议，这些对论文的进一步修订十分珍贵。我的挚友刘凤玲总是能以她的娓娓话语给我增加前进的动力。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在各方面为我的求学提供了便利和帮助。
在论文前期的社会调查中，围绕着王朔生活的轨迹，我徘徊在北京旧城区的大街小巷。虽然在北京也生活了七八年的时间，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去触摸这个饱经沧桑的城市。曾经的胡同，现在很多已变成高楼。曾经的学校，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在采访中，有过不少的尴尬，更多的是感动。许多文坛的长者、精英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这批珍贵的历史材料对本论文来说是无价的财富。《当代》原编辑章仲锷老师、汪兆骞老师，《收获》编辑程永新老师、钟红明老师，《青年文学》原编辑李师东老师，《啄木鸟》原编辑魏人老师，资深图书策划人金丽红女士，北京44中学退休教师张应荣老师等，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尤其是章仲锷老师，是第一个接受我访谈的。作为刊发王朔最早两篇成名作的重要人物，我找到他也费了几番周折。从《当代》到《中国作家》，我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已经离休在家的章老师的电话。当我打电话联系他的时候，他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因为第一次做访谈，我十分紧张，章老师的热情和健谈很快就让我进入了状态，我们谈得十分愉快。从王朔的《空中小姐》一直谈到他对中国文学的很多想法，章老师的记忆力是十分惊人的，这次访谈顺利完成。我甚至萌生一个想法，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文学编辑们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把关人作用，对他们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当代文学的建构开辟一个新的角度。访谈稿整理出来之后，我将稿件发送到他女儿那里，他很快就通读并作了修改，这种严谨和高效应该是章老多年编辑生涯的习惯。我在论文答辩后，原本想再去看看章老师，但一直联系不上，直到看到一条噩耗，敬爱的章仲锷老师于2008年10月3日仙逝了，享年74岁。感谢您，章老师，以这部小书告慰您在天之灵，没有您的帮助，它不会呈现为现在的样子。还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秦赞编审、张莉莉编辑，她们对这本小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本独立专著，我既惶恐又珍惜，她们的帮助让我忐忑的心有了一份坚强的支撑。
最后的这份快乐要与我至亲的家人来分享，我的丈夫王洪民不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帮我承担了大量的家务，更重要的是这份亲人的关怀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可爱的儿子——谣谣，在辛苦的写作过程中成为我最大的快乐源泉，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让我卸下一切疲惫和烦恼。我的大哥王栋民对我论文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的这本小书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面世。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妹妹，我的公公、婆婆和所有的亲人，上天对我如此眷顾，让这么多的爱和关心围绕着我，惟有以更加的努力来表达我的感恩之心。
桂 琳
2009年2月9日
桂琳来自湖北武汉，现执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武汉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敢说。当年她硕士毕业前夕，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职，在同外校那些博士硕士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录用，主要的制胜法宝应该是她的敢说。其实她在平时的课堂提问、专题报告和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中，就表现出了敢说的特长。她应当说就是那种在讲台上特别能找到感觉的人，或者生来就是适合做教师的人。只要你给了她说的机会，她就能抓住，并且放出异彩来。
桂琳不仅口头敢说，而且也心下敢想，笔下敢写，做事果敢。这种性格的她自然不想放弃进一步提高的机会，教书不几年又回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样边教书边读书还要做母亲，个中艰苦自然不必说，但桂琳从不抱怨，把几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单说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她就提出想选有点难度能出点彩的来做，这种劲头让我感到对味。我想这符合她的性格，就鼓励她做王朔。王朔当年无限风光时曾被不少学位论文做过若干遍了，现在风光不再，门庭冷落，还有做头吗？也许冷静下来恰恰正是做王朔的好时候呢！桂琳愿试试。她在重新反复阅读王朔后，发现王朔的个人成长及小说中的成长书写是个可以深入追踪而又缺乏追踪的新角度，于是就将其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她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扩充的结果。这部著作选取王朔的成长及成长书写来分析，可以说选题新颖，在王朔研究中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王朔小说不仅写了一代“红小兵”的成长，而且他本人的近年生活状况(如主动接受报纸记者访谈乃至上电视做心理咨询)更显示出，这种成长的未完成态其实在作家本人身上也暴露无遗，并且还在延续中。因此，追究王朔个人的成长及其在作品中的想象态呈现踪迹，对于认识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并回头重新认识他的作品本身，显然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桂琳为了完成这部论著，付出的比呈现的要多。原来计划首先采访王朔本人和他曾经就读的小学、中学的教师和同学，他服役部队的战友，工作单位的同事等，以便尽可能建构起王朔成长的社会关联系统，还原王朔的成长足迹，为把握王朔成长及其作品中的成长提供基本的原始材料。但实际做起来却远比想象的艰难。事先没有充分想到的是，王朔本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太与众不同了，太难接近，只能选择放弃。不仅如此，他曾就读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纷纷拆迁或合并，甚至住过的部队大院也早已不存在，连图片也拍不来了。还有就是他当年的老师、同学、故交也比较难找。尽管如此，桂琳还是不轻言放弃，在北京市区一趟趟地来回奔波，尽可能地做了目前能做的探访和采访，在王朔成长方面获取了一些第一手材料。这些实地考察的收获虽然很有限(她本来希望能做得更多)，但也很有用，帮助桂琳破除了王朔成长研究和王朔作品阅读中的一些神秘感，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条联系的纽带。
在这部书稿中，我感觉桂琳在下面几方面做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第一，她对王朔的成长进行了耐心的考证，主要关注王朔独特的成长语境对他笔下的拧巴型人格塑造的影响。她的结论是，在王朔成长的“文革”中后期，有关共产主义新人的激进培养模式已经步入其对立面，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失利的特定语境促成了王朔的拧巴型人格的诞生，而这种拧巴型人格又成为王朔后来一系列话语建构的原初底色。第二，她厘清了王朔成长和成长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到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了想象、虚构的话语建构过程。这就回答了有关王朔写作是否是其个人真实生活记录的质疑。同时，她把王朔的成长书写的话语建构概括为四个阶段，即隐匿、化装、直露和反省，这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第三，她进一步考察了王朔成长书写的修辞策略，聚焦于王朔成长书写中独特的时空构造上，发现王朔写作经历了从虚拟空间型成长书写到回忆时间型成长书写的转变，进而认为这种转变对新时期以来现代性进程中追新的线性时间观构成了一种反拨，从而对追新神话取得一种突出的祛魅效果。第四，她深入王朔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内部去观察，认为王朔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完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度通行的主人公对帮手的依赖模式，体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成长形象。她进而指出，这种个体英雄以用眼睛去捕捉城市的青年游荡者为开端，以操着“捧涮语”的顽主为高潮。但高潮同时也带来了危机，这集中表现在个体成长英雄主动选择了回忆方式，以回忆方式对抗社会话语对个体的收编。这种观察是有见地的，表明桂琳在文本分析和艺术发现上确实下了工夫。第五，她把王朔式成长书写纳入转型期成长书写中进行比较性考察，通过它与红卫兵知青成长书写中的现实型成长书写和浪漫型成长书写的比较，以及同红小兵成长书写内部受到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收编的先锋型成长书写和写实型成长书写的比较，揭示出摆脱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收编的红小兵拧巴型成长书写中诞生真正的成长个体的必然性。这种比较性考察体现了历史的眼光。此外，桂琳在上述讨论基础上，还对王朔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归纳。她相信，这种意义在于，王朔的成长及成长书写完全可以看作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各种症候汇集的一个超级标本，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应当说，桂琳的上述分析和判断是总体上合理可信的，在王朔研究领域做出了一种新的推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桂琳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这几个月里，又对论文作了新的扩充和修改。其中，她虚心采纳我的建议，着力挖掘王朔成长书写中的“拧巴”内涵以及他作为红小兵一代人的“拧巴”性格的典范代表的文化意义。拧巴，北方话就是自相矛盾、别扭、纠缠等意思。王朔和他的红小兵一代自身正有不少自相矛盾的东西：想冲破现成社会规范的桎梏而奔向未来，但又总是回到历史去搜寻红色记忆；想寻找真实的个人，但又深陷入力图挣脱的群体意识中；想同红卫兵兄长相区别，但又从他们的造反精神中吸取营养；想嘲弄酸文假醋的知识分子，但一不小心自己也成了知识分子；想呼唤自由民主的大众文化，但没想到自己骨子里就鄙视它的媚俗；想追求物质丰盈的生活，但内心又缅怀一切政治化的革命年代。如此等等。总之，王朔把红小兵这一代的“拧巴”性格及其影响给予了集中和放大，以致显得特别鲜明和突出，从而具有代表性和社会效果。桂琳进而借助“拧巴”角度，对原来在博士论文中讨论的“拧巴者”或“拧巴型人格”作了新的剖析和引申，从而使王朔的成长书写的深层意义进一步凸现出来。
认真地讲，这部书稿还存在一些意犹未尽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推进。例如，如何估价王朔成长书写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持久的影响力？随着王朔小说的畅销及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播映，再加上受王朔影响的艺术家和艺术制作群体的仿效，王朔成长书写的社会影响力显然不可低估。当今如日中天的导演冯小刚，最初就是起步于王朔的启示，且不说他担任编剧之一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直接诠释了王朔主义的精神，单说“冯氏贺岁片”的开山之作《甲方乙方》的小说原著正是王朔的《你不是一个俗人》。问题在于，冯小刚在哪些地方继承又在哪些地方舍弃或跨越了王朔？王朔自己并通过种种代理人或代理符号体系对当今我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王朔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以及社会公众的艺术接受乃至社会心理？这些都需要仔细辨识。同时，对王朔成长书写的文本分析还可以更细致些，从中提炼的东西还可以更多。
当然，一部博士论文不可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完，尽管桂琳是敢说的人。我希望她在这个领域继续敢说敢为，把那些未尽的话再说下去。
2009年2月6日序于北京林萃西里
本书试图从成长书写这一独特角度进入王朔，揭示了王朔写作中一向被忽略的成长方面。在他后来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王朔不断地对自己的成长进行书写，这是进入王朔研究的一个关键视角。
这种属于王朔个人的成长书写被历史所选择，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某种意义上，王朔个人的成长书写，成为了中国现代性进程重要转折时期有趣的镜像和表征。
本书选取王朔的成长及成长书写来分析，可以说选题新颖，在王朔研究中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王朔小说不仅写了一代“红小兵”的成长，而且他本人的近年生活状况(如主动接受报纸记者访谈乃至上电视做心理咨询)更显示出，这种成长的未完成态其实在作家本人身上也暴露无遗，并且还在延续中。因此，追究王朔个人的成长及其在作品中的想象态呈现踪迹，对于认识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并回头重新认识他的作品本身，显然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