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了
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应该承认，在医生最初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惊异而沮丧。这时距我新婚还不到两个月，我对婚姻的全部理解还停留在“王子走进死寂的宫殿，深情轻吻美丽的公主，她因此从沉睡中醒来，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着”这样的层面上。世上一切美丽的爱情故事都结束于凝眸、拥吻、洁白的婚纱和教堂的红地毯，谁想象过怀孕的白雪公主？腰圆脸肿、大腹便便。
我从爱情的云端跌进婚姻的陷阱时，还基本上只是把自己当作低空飞翔的仙女儿，压根没有想到怀孕这种“庸俗”的、人间烟火气的、不人道的、毫无理想色彩的事情，居然会降临到我身上！这种惊异、沮丧和不公平的感觉，很深刻，在第一次与紫禁城先生为家务琐事争吵时，我也有这样的惊异和沮丧。
简单介绍一下紫禁城先生，我们做了近六年的朋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质变为恋人，并在六个星期后成为夫妇。他是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遵循最保守和谨严的道德规范，其腐朽、落后、古板程度令人发指，与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不兼容，而且保持永不妥协、绝不合作的强硬态度，是精神永远留在“故宫”的“故人”。所以，紫禁城是他理所当然的形象代言人。
在最初的惊异和沮丧之后，我变得消沉抑郁，而且极度恐慌，甚至有受辱的感觉。当然我决不想当妈妈——以我天马行空的个性和自私、自我、自恋的德行，没有坚持独身主义已经是个奇迹了——但我和紫禁城都不太知道怎么拒绝一个特殊的细胞，或者一团未成形的“东西”。
“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紫禁城说，他更多地从现实考虑，他博士还没毕业，工作没有着落，我也正在准备考博，已经够乱了，不想再有添乱的。
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去医院”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胚胎是否算生命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去医院”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办法，但我摇摇头。每一次我都摇摇头，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猛烈，如果孩子不是生在肚子里而是在头上，我一定已经把他摇出来了，像宙斯生出雅典娜。
我终于保留了“它”的存在，绝不是因为我认为受精卵或胚胎具有什么生存权或人权，也不是什么本能的爱，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害怕和逃避。我不愿意与医院打交道，把自己最私密的一面暴露于医生，是我不能容忍的。便像鸵鸟似的，宁可掩耳盗铃般将这种不得已的接触暂时推迟，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直至推迟到十个月之后。
另外，我不是一个充满战斗性、能坚决对抗世俗压力的人，也没有太多抗压能力。在那些自认为非原则性问题、我也不怎么当回事的事情上，我乐得随大流。如果世俗习惯认为一夫一妻一子是常态的家庭模式，我会无可无不可地妥协。虽然我一贯的观点是：如果可以不结婚，最好别结；如果可以不要孩子，最好不要。
那一段，我常常会念胡适的那首无情无义的白话诗：“不想要孩子，孩子自己来了。”我讨厌“它”，这个不速之客！原本完全属于我的身体，突然凭空多了一个异己的东西，不管它是一个肿瘤或胎儿，都足够引起人恐慌。“它”在侵略我，占领我，削减我的自我。
另外，我有一些奇怪得让自己坐立难安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孩子是性爱的具体化，海德格尔说，曝光隐私是现代性的表征，那孩子就是天然的现代性象征。它放大了我的私生活，它是羞耻，是屈辱，是我身体的一个污点。
而紧接着的妊娠反应让我苦不堪言，而且愤怒莫名。我努力用理智克制自己对“它”的憎恨和诅咒，并强烈地感觉到女人的苦难和身为女人的可悲。而一旦我想到“它”可能也是一个女孩，以后终有一天也将为了人类种族的繁衍而承受同样的苦难和悲哀时，又格外地怜悯“她”。我不无自私地悄悄祈祷“它”是个男孩。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消息，像青春期羞于身体的发育、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回避变化一样，我尽量坚持繁忙的日常工作，甚至更加奔波，而且绝不加餐或补充营养，而且因为紫禁城对我额外的关照体贴而大发雷霆。那时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一如既往地生活。或许潜意识里，我要完全控制和决定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不能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
但伪装下面终究有真实的存在，我也曾偷偷地去书店和国家图书馆翻翻《怎么做妈妈》、《生个超常宝宝》一类的图书，却是做贼心虚，每一次都提心吊胆、风声鹤唳。现在想来是很可笑的，在书架上看准目标后，我会潜伏很久，直到前后左右都没人了，才飞快地将书抽下来，第一时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看。即便如此，每当有人从身边走过，我还是会拼命把书页卷起来，结果有一次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呵斥，因为“这么不爱惜书”。
我终于没有能够骗过自己：整天整天吃不下一口饭，头晕、腰酸、发困、恶心……北京的冬天显现出大自然对人类最不友好的一面：苦寒、尘埃、风沙、干燥、浑浊的空气，房间里暖气不足，寒冷无孔不入。一个多月绵绵不绝的感冒低烧，却不敢用药，多年的头痛病和美尼尔症频频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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